江西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即将爆发。戴笠面对的不是一支编制完整的正规军，而是一群工人、帮会成员、失业青年和少量受训军人。可就是这支队伍，后来被编成约一万人的别动队，承担起上海巷战、掩护撤退和敌后潜伏等任务。
这支队伍的正式名称，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它与康泽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并非一回事。前者主要服务于抗战，后者后来更多卷入国共内战。名称相近，性质和结局却大不相同，历史记载中常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
别动队最初并不被看好。文强曾对戴笠说，前线有十万正规军作战，这些临时拼起来的人马，恐怕连几个小时也撑不住。话说得直白，却点出了实际困难：队员来源复杂，训练不足，指挥体系也不统一。
戴笠的办法，是先借助杜月笙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招募人员，再设法把军事指挥权抓到手里。杜月笙名义上担任租界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实际上，戴笠希望通过这层关系稳住上海的帮会力量，防止其倒向日方。
文强提出，把黄埔系军官和失业青年调到上海，替换缺乏军事经验的队长；同时从张治中、张发奎部队中抽调班长，再在青浦、松江开办训练班，培养基层骨干。后来被文艺作品反复提到的“青浦班”，最初的任务正是为别动队训练指挥和政工人员。
人有了，钱却成了难题。一万人的队伍，每日粮饷、装备和交通都需要支出，单靠正规拨款很难维持。文强回忆，他曾通过诱使日方情报人员上钩的办法，取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约为二百八十万元。具体细节后来存在不同说法，但这笔钱确实被用于上海抗战准备。
经费之外，武器更加棘手。1937年上海战事前夕，正规部队尚且难以做到人手一枪，临时组建的别动队更不可能获得充足装备。沈醉熟悉上海各处仓储情况，戴笠便把取得武器的任务交给了他。
据沈醉晚年回忆，他带领四十多人，在夜间进入日方控制的仓库区域，设法打开库门，搬走枪械弹药。行动中使用了驳船运输，避开江面巡查，前后取得步枪约五六千支。这样的行动风险极大，究竟有多少守卫、具体损失如何，后来的回忆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别动队由此获得了重要补充。
“枪从哪里来？”沈醉曾被这样追问。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枪，就只能想办法找枪。”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展开。别动队被分成五个支队，第二、第三、第五支队在南市一带配合正规军作战，第四支队驻守闸北。它们不负责大规模阵地决战，主要任务是守住街区、掩护部队转移，并在撤退时拖住日军。
闸北战斗最为惨烈。第四支队在主力撤过苏州河后仍留在原地，依托街巷和房屋展开抵抗。缺乏重武器的队员，只能靠步枪、手榴弹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周旋。经过连续巷战，支队伤亡极重，许多人阵亡，也有人在混乱中失散。
南市方向的战斗同样艰苦。别动队部分人员与第五十五师并肩防守，连续作战数日，为主力撤向浙皖边境争取时间。沈醉后来向家人讲述，南市参战人员中既有戴笠系统的干部，也有青浦、松江训练班学员，他们并非普通帮会成员，而是经过一定军事训练的青年。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没有全部撤走。一部分转入浦东活动，一部分进入法租界隐蔽，还有人被派往安徽祁门一带，后来编入忠救军系统。留在上海的人，负责联络、侦察和破坏，行动方式从公开作战转向秘密潜伏。
文强当时仍留在上海，分别与军统上海两个系统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彼此之间却不能直接见面。1941年10月下旬，陈恭澍被捕并发生变节，上海地下关系网迅速暴露。文强因提前得到消息，避开了原定会面，随后离开上海。这个细节，在相关回忆中被多次提及。
据沈美娟整理的材料，淞沪抗战期间，别动队官兵牺牲约一千五百人，另有五百人左右负伤。数字来自当事人回忆，具体统计仍有待档案互证，但这支队伍在上海承担过的任务，并不能用“乌合之众”一笔带过。它的装备来源复杂，人员构成混杂，战斗方式也不同于正规军，却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并在上海留下了持续抵抗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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