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谷举办的 IMF 国际会议现场,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面对美国智库的麦克风,当众抛出重磅控诉,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推上舆论焦点。
她声称,中国设置大量 “非关税壁垒”,拦住了印度牛肉、蔬菜与仿制药进入中国市场,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出现指数级增长,规模已经突破 1000 亿美元,话里话外,要求中国给出说法,放开市场。这番委屈满满的表态,瞬间在国际会场引发讨论。可只要沉下心翻看两国真实贸易数据,就能发现这套说辞,选择性忽略了大量关键事实,逻辑漏洞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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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最基础的贸易结构,这也是中印贸易差额形成最核心的底层原因。中印进出口商品,完全处在产业链不同位置。印度卖到中国的产品,大多是铁矿石、棉花、棉纱这类初级原材料。这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价格受全球供需左右,利润空间有限。反过来,印度从中国采购的货品,是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制药基础原料。
很多印度本土的仿制药工厂,核心原料高度依赖中国供应,一旦这条供应链中断,大量生产线会直接停摆。《金融时报》曾经点评,中印贸易差额,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工业化阶段不同带来的自然结果,不能简单粗暴定性为市场壁垒。简单来讲,印度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这种贸易模式本身就容易产生逆差,不是靠单方面控诉就能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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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拉曼重点拿出来举例的印度牛肉,更是很经典的偷换概念。中国海关禁止印度牛肉入境,并不是贸易保护手段,而是出于动物疫病检疫的硬性安全规定。
印度境内口蹄疫高发,中国海关的管控名单里,印度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并列,统一实施准入限制,是全球各国普遍执行的防疫标准,并非专门针对印度一国。这是公共卫生层面的风险管控,和所谓贸易壁垒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印度仿制药,药品进入任何国家市场,都要经过漫长的注册、临床试验、安全评估流程,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药品监管制度,不是中国单独设立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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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觉得矛盾的,就是印度自身的贸易操作,和它口中追求的 “公平市场” 完全背道而驰。公开数据显示,印度已经封禁 267 款中国 App,大量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度市场业务被迫中断。
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累计超过上百起,钢铁、化工、纺织品多个品类都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英国《经济学人》就曾评论,印度是全球贸易救济工具的重度使用者,频繁设置各类准入门槛,现在反过来指责他国营商环境不公,很难说服国际商界。
一边挥舞贸易保护大棒,一边跑到国际会议上哭诉自己产品卖不出去,这种双重标准,很难让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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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必完全否定印度的诉求,印度希望扩大本国农产品、医药产品出口,提升出口收入,这个想法本身可以理解。但把产业短板、疫病检疫规则、药品准入法规打包,全部归为中国设置壁垒,把贸易逆差简单当成对方 “不公平” 的证据,就明显偏离事实了。贸易逆差本身不是原罪,它是资源禀赋、工业能力、产业链分工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想要改善贸易收支,核心路径是升级本土制造业,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能力,而不是在国际会场单纯口头施压,把国内产业发展难题向外转嫁。在国际多边会议上,情绪化的诉苦可以博取短期舆论关注,但能改变实打实的贸易账本数字吗?各国的市场准入规则,建立在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基础之上,不会因为一场演讲就随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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