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步芳报务员扣压追剿电文，拖延四日，助红西路军脱险

1937年春，历经近半年连续作战的红西路军，在强敌持续围攻之下，主力遭受重大损失，剩余人员被迫转入祁连山区分散突围。在这一段被冰雪、戈壁和马家军骑兵包围的艰难行程里，一封被人为扣压、延迟四天发出的绝密电报，改变了一支红军余部的命运，也成为西路军历史中一段长期少为人知的史实 。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分兵之后，向东游击的两个支队很快遭到马家军重兵搜剿，大部牺牲、被俘，少数人员辗转返回陕北。只有李先念、程世才带领的左支队，选择向祁连山深处西进，目标是前往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等待党中央安排的接应人员 。

左支队进入祁连山之后，处境十分恶劣。时值冬春交替，祁连山区依旧积雪深厚，夜间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很多战士身上还是单衣，缺少粮食，只能依靠少量野物、草根和冰雪维持，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行军速度缓慢。马家军骑兵则在山口、河谷、要道持续搜山，一旦发现红军踪迹，就能凭借骑兵优势迅速合围追击。对于这支已经疲惫不堪的队伍来说，任何一份指向他们位置、调动敌骑兵的命令，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

就在左支队在祁连山腹地艰难西进的时候，被俘的红军报务员曾庆良，正身处西宁马家军第一百师电讯总台。曾庆良是江西于都人，1931年参加红军，先后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红一军团、红四方面军电台担任报务员，经历过长征，熟悉密码译制、电台操作和无线电通信流程 。西路军分散突围期间，曾庆良和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黄良诚等六名电台工作人员在行动途中被俘，随后被押送到西宁。马家军本身缺少熟练无线电技术人员，电讯业务人手紧张，经过请示马步芳，决定从被俘红军里挑选懂电报技术的人员，安排在西宁总台工作，为马家军传递各类军事密电 。

当时西宁总台的报务主任名叫熊维邦，日常负责接收、分发各类密码电稿，安排报务员上机发送。曾庆良到台之后，会在熊维邦值班时代班，处理部分电报收发工作。同在电台里的还有其他被俘红军技术人员，他们之间保持着谨慎的联系，在敌营环境里互相留意，观察马家军的军事调动信息，尽量寻找能够帮助仍在突围战友的机会 。

1937年3月上旬，马步芳收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密令，要求严密搜捕沿祁连山西进的西路军余部，务必将李先念所率左支队全部歼灭。马步芳随即拟定两份标有“十万火急”字样的绝密电报：一份发给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命令该旅抽调一个骑兵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领，取道都兰方向进入山区拦截；另一份发给河西骑兵总指挥马彪，要求他立刻调动就近的主力骑兵，沿着祁连山北麓向西追击，配合堵截行动。两份电报完成译密之后，送到熊维邦手上，熊维邦没有仔细查看电报内容，直接把密码稿交给前来代班的曾庆良，自己离开电台返回住处 。

曾庆良拿到这份密码稿，译出电报内容之后，清楚知道电报一旦发送出去，两路马家骑兵就会按照部署迅速出动，对正在祁连山内行进的左支队形成前后夹击。当时左支队还在祁连山腹地，没有走出山地，队伍分散，伤员多，弹药不足，很难抵挡大规模骑兵追击。一旦马家骑兵得到这道命令及时出动，这支准备前往星星峡的队伍，很可能在戈壁山口或者河谷地带遭遇围歼 。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一直留在总台，没有送达河西前线的马彪部，也没有立刻启动马步銮旅骑兵团的调动。如果电报按时发出，马家骑兵可以沿着祁连山北麓的通道快速西进，提前在石包城、大戈壁出口等关键位置设伏。而电报被搁置的这四天，成为左支队继续向西移动、拉开与敌军搜索部队距离的关键窗口。在这四天当中，左支队继续在祁连山内部择路行进，避开多处马家军的搜山哨卡，逐步靠近祁连山的西端出口 。

电报积压四天之后，情况才开始暴露。马步芳收到前线报告，得知部下刘呈德团已经在玉门青山头一带和西路军左支队发生接触，随即想起几天前发给马彪的追剿命令，于是向电务处询问电报是否送达、有没有收到回电。电务处随即到电台核查，熊维邦才发现那份早就交出去的绝密电报根本没有发出。熊维邦找来代班的曾庆良询问原因，曾庆良给出统一解释：近期无线电信号受到大气天气干扰严重，噪声太大，呼叫不上对方电台，电报无法送出 。

在当时的无线电通信条件下，高原、戈壁、山区确实经常出现信号不稳、干扰强烈、联络中断的情况，这是所有电台人员都熟悉的客观现象。熊维邦心里清楚这件事责任重大，一旦上报，他作为报务主任也要承担处置不力的罪责，因此没有立刻向上级深究，也没有对曾庆良进行严厉审讯。事后熊维邦在回忆材料里提到，他当时内心恐惧，不敢公开追查电报被扣的真实原因，只是把这件事暂时压了下来。不久之后，为规避风险，电台方面把熊维邦调往同德县，曾庆良等人也陆续离开西宁总台，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彻底败露，直到多年之后核实史料，才确认电报是被曾庆良有意扣压、拖延发送 。

就在电报被延迟的这几天里，李先念带领的左支队持续向西转移。这支队伍不断调整路线，尽量避开大路和居民点，选择在夜间或者山间小路行军，依靠指南针和当地地形辨认方向，避开马家军设置的封锁线。3月底到4月中旬，左支队陆续走出祁连山山区，抵达肃北石包城一带短暂休整，之后继续向安西、白墩子方向推进。4月下旬，左支队在红柳园遭遇马家骑兵拦截，经过激战突围，随后穿越没有水源的戈壁荒漠，朝着星星峡前进 。

4月底，李先念、程世才带领剩余人员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党中央此前已经安排陈云、滕代远等人在星星峡接应这支队伍。清点人数时，左支队最终幸存四百余人。这部分人员随后进入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接受休整和学习，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分批返回陕北，重新投入革命工作，成为红军在河西绝境里保存下来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

曾庆良在西宁总台的这段经历，风险极高。马家军对待被俘红军的手段严酷，一旦查实故意扣押军事密电、帮助红军突围，当事人会被立即处死，一同在电台工作的被俘人员也很可能受到牵连。他能够用“无线电干扰、联络不通”这个理由蒙混过关，一方面是高原无线电通信本身确实存在不稳定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熊维邦担心自身被追责，没有坚持上报彻查。这件事能够隐瞒到建国之后，才通过当事人回忆、史料比对逐步确认下来 。

离开西宁电台之后，曾庆良继续在革命队伍里从事通信相关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军委三局、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负责无线电通信管理；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绥野战军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等岗位，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