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里走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很多人只记得“博古下台了”。 但这个人24岁被推到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位置,28岁把权交出去,之后11年办报、翻译、跑谈判,39岁死在黑茶山。 他不是只犯过一次错就消失的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生在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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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入党,第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回国,先干团中央、总工会宣传的事。
1931年9月,他24岁,成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那时候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负责人换得频,博古留苏背景硬、笔头快,就被推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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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抢来的位子,是组织链条断了他被填进去。
年轻人坐这个位置,问题不在聪明,在没踩过中国村里的泥路。
博古在莫斯科学的是条文、是基础理论,回来面对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是苏区兵力、是李德那套地图推演打法。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正式任中央总负责、书记处书记。
同年10月长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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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团里他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恩来督计划执行。
后来党史说得很直白:军事指挥错误,博古、李德负主要责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先动的是军事权。
会议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代表中央管军委,毛泽东做军事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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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博古还挂着总负责。
真正交总负责,是在遵义会议后行军到“鸡鸣三省”那一带。
张闻天接替他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人民网记过那个细节:
周恩来去找博古,话没说透,眼光落在窗下两只铁皮公文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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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明白了,回了一句“小康明天把箱子送过去”。
2月6日,箱子送到张闻天驻地。
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写公开检讨信满世界发。
权力当天就挪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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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没退党、没躺平,也没去闹“我冤枉”。
遵义会议后他留着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身份。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想往南走,还想拉博古。
博古站到毛泽东那边,支持北上。
张国焘后来卓木碉另立中央,把博古一起“开除”,也算侧面印证他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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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他跟周恩来去谈判。
1937年回来当中央组织部长,顺带接了新华社社长。
真正让他后半段站得住的,是办报。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创刊,博古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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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兼新华社社长,两摊事一肩挑。
边区那时候纸不够、机器不够、窑洞是现挖的。
对开机是从国统区弄进来,编辑部两排窑洞不到一百平。
博古主持第一次编务会,杨松、丁玲、张映吾这些人到齐,定下“党的机关报”那条线。
《解放日报》头版发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博古自己也写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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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版面偏国际新闻,国内和边区塞在后头,毛泽东给他题过“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2年3月博古在报社会上作检讨,承认自己办报先背了“大报样子”的框子。
4月1日改版,头版换边区公粮公草、参议会决议,国内和国际往下排。
这不是“洗白自己”,是天天改稿、排版面、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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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俄文,也翻马列著作,党内不少教材用过他的译本。
留苏那套东西,他后来一半用来办报、一半用来校译文,没再拿去压前线指挥员。
1946年抗战打完,国共还在谈。
博古2月去重庆,进政协宪草审议组。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搭美军C-47回延安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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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有叶挺、李秀文和俩孩子,有邓发、黄齐生,加上美军机组,一共17人。
当天延安下雨起雾,飞机到延安上空看不见地,转头回西安。
航线偏了,下午2点左右撞在山西兴县黑茶山。
机上13名中方人员、4名美方机组,全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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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39岁。
4月19日延安东关机场追悼会,三万多人到场,毛泽东题“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博古这人不好写。
24岁上位,确实早;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错误,他担名没跑;遵义会议交权也没拖。
后面11年干的事不算惊天动地,就是组织部、政治部、新华社会、解放日报、翻译稿、重庆谈判桌。
他没把“我错了”挂嘴边,也没把权抱紧不撒手。
黑茶山那场雾收走的人里,有叶挺、王若飞、邓发,也有那个当年被两只铁皮箱换下位的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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