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0年前后，澳大利亚政府与各州当局把土著儿童问题摆上政策桌面，目标不是改善生活，而是让他们脱离原有家庭、语言和传统。多年以后，这项政策留下一个沉重称呼：“被偷走的一代”。
很多历史悲剧，并非从枪声开始。它也可能披着教育、救济和文明教化的外衣，慢慢改变一个民族的下一代。澳大利亚对土著儿童的安排，正是这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强制同化。
欧洲殖民者抵达澳大利亚后，沿海土地被迅速占据，土著居民被迫离开熟悉的水源和猎场。冲突、疾病、饥荒与暴力交织在一起，人口大幅减少。塔斯马尼亚岛的遭遇尤为惨烈，殖民当局曾悬赏捕捉当地土著，幸存者后来又被集中安置，疾病和恶劣环境使他们继续减少。
有意思的是，当公开屠杀受到舆论压力后，政策并没有真正停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澳大利亚政府和教会机构把土著儿童送进寄宿学校，限制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也不鼓励他们保留传统习俗。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必须离开父母。
一些档案记录了当时的冷酷逻辑。工作人员会对家长说：“孩子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可孩子被带走后，家人往往多年无法见面。对不少家庭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寄宿教育，而是亲属关系被强行割断。
从20世纪初到1970年前后，数以万计的土著儿童被转移。关于具体人数，学界因统计口径不同存在差异，常见估计约为十万。有人被送入教会管理的机构，有人被白人家庭收养，还有人被安排从事家务劳动。
他们失去的并不只是童年。语言一旦中断，家族传说便难以传承；姓名一旦被更改，身份也会变得模糊；孩子与长辈长期隔绝，部落内部的知识传递便出现断层。所谓“改造”，实际针对的是文化记忆和社会纽带。
澳大利亚的做法，与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有相似之处。加拿大自19世纪后期起建立相关学校，数以十万计的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家庭，直到20世纪末才逐步结束。两国都曾把同化包装成教育，把强制分离解释成保护。
差别在于，澳大利亚的政策与“白澳”理念结合得更加紧密。1901年联邦成立后，非欧洲移民受到严格限制，土著也长期不被视为完整公民。儿童政策并非孤立措施，而是排斥非白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观念同样伤害了华人。19世纪澳大利亚淘金潮期间，大批华工进入矿区。他们薪酬较低、工作辛苦，却遭到排斥和污名化。1880年代，限制华人入境与居留的规定不断强化，婚姻、迁徙和社会权利都受到约束。
有人曾公开宣称，平等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这样的言论，清楚暴露出当时的种族等级观：白人被视为国家主人，其他族群则只能被管理、利用，甚至被驱逐。
土著儿童并没有因此“融入”白人社会。许多人长大后既无法回到原来的家庭，也难以被白人群体真正接纳。他们承受身份撕裂、家庭断裂和长期歧视，形成了历史上无法轻描淡写的创伤。
1967年，澳大利亚举行公民权利相关公投，土著居民在法律地位上获得重要进展。2008年，时任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但道歉无法恢复失去的语言，也无法让已经离世的家人重新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相关文件把“强行将儿童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列入种族灭绝行为的判断范畴。它说明，毁灭一个民族，不一定只有屠杀一种形式；摧毁家庭、语言和文化，同样可能造成深远后果。
历史档案中，最令人不安的往往不是某一句口号，而是那些看似普通的行政命令：谁可以带走孩子，孩子该说什么语言，今后应该属于哪个群体。正是这些具体决定，把一代人的命运推向了无法挽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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