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立规矩，中方扩大访华人数，话音刚落，高市早苗再“拜鬼”

我一直认为，判断中日关系究竟走向何方，不能只看双方有没有恢复接触，还得看接触背后的条件有没有变化。

如果中方愿意扩大日本工商界访华团的接待名额，说明经贸交流仍然存在空间；可另一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在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供奉祭品，这又说明什么？

2026年10月中旬，这两件事先后发生，一个涉及经济合作，一个牵涉历史认知，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向谁释放了善意，而是中日之间的合作边界究竟在哪里。

经贸窗口为什么重新打开，政治上的分歧又为什么迟迟难以化解？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到了2月24日，中方又公布两项出口管制措施，分别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前一份名单明确禁止出口经营者向相关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已经开展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需要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后一份名单则采取更严格的许可审查机制，相关企业申请单项许可时，需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书面承诺不将两用物项用于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审查期限也不受通常法定期限的限制。

这两类措施一类是禁止性约束，另一类是附带条件的许可审查，它们针对的是两用物项及其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并不等于全面停止对日贸易。

我认为，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经营规则发生了变化。

过去，一家日本企业从中国采购某种物项，可能主要考虑价格、质量、交货周期和合同条件；现在，如果相关物项涉及出口管制，企业还必须考虑最终用途是否符合规定、能否通过许可审查，以及审批时间是否会影响生产安排。

这意味着，企业不能只计算一笔生意能赚多少钱，还要判断交易是否合规、供应是否稳定、未来的经营风险能否承受。

当然，出口管制也不意味着所有日本企业都失去了对华合作机会，真正需要明确的是，商业利益不能取代法律规定，正常的产业交流也不能成为规避管制的理由。

所以，我更愿意把所谓给日本立规矩理解为明确合作的边界。

规则并不因为双方存在贸易往来就可以被忽略，也不会因为双方存在政治分歧，就自动意味着所有正常交流都没有继续开展的空间，这才是理解后续访华团扩容的前提。

10月14日，日本媒体援引日中关系人士的消息称，中方已经通知日方，将扩大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11月中旬访华考察团的接待名额。

日方原先准备派出约5人的小规模工作组，随后计划扩大到约20人。

9月29日，日本朝日电视台曾报道，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义信表示，协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代表团访华，主要目的是了解先进技术的最新动向。

人数从约5人增加到约20人，看起来只是一次接待安排的调整，但我认为，它至少说明日本产业界仍然希望维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

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王毅表示，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应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并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岩屋毅回国后，日本经济界也公开表达了对继续沟通的重视。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就能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政治层面的分歧没有因为经贸交流而自动消失，但产业界仍然有动力争取对华接触机会。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并不复杂，日本企业需要考虑中国市场，也需要考虑原材料、零部件、技术合作和生产链条的稳定性。

对于企业来说，政治关系的变化可能影响经营环境，但完全放弃沟通，同样可能让自己失去了解市场和解决问题的机会。

我认为，扩大接待名额的意义，恰恰在于给双方保留了继续谈的空间，中日关系过去曾经出现过政冷经热的局面。

建交初期，双方政治关系总体友好，经贸交流快速发展；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围绕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的政治分歧加深，经济往来却没有立即中断。

2010年至2012年钓鱼岛相关事件之后，双方政治关系进一步降温，经济交流也受到影响，到了高市早苗执政时期，涉台言论等问题又使双边关系承受新的压力。

这些变化说明，政治与经济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不同步，却很难永远互不影响，经贸合作能够为双方保留利益纽带，但政治互信不足，也会让企业对未来的政策环境更加谨慎。

因此，这次中方扩大访华团接待名额，可以看作产业交流仍有空间的信号，双方愿意接触，是继续解决问题的起点，而不是所有问题已经解决的证明。

就在访华团接待名额扩大消息传出后，10月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有了新的动作。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和共同社报道，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于10月17日开始，为期3天，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署名为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坚持参拜或供奉祭品，引起中国、韩国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与反对。

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回应了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一事。

毛宁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的严重性，却在决策过程中刻意保密，她还强调，东京审判的判决伸张了国际正义，并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

我认为，理解这场争议，不能只盯着某一天的仪式，也要看到它背后的历史意义。

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长期影响中日关系，是因为它牵涉如何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如何理解东京审判，以及今天的政治人物如何面对战争责任。

如果说经贸交流解决的是双方有没有现实利益、能不能继续合作的问题，那么历史认知影响的，就是双方能否建立更加稳定的政治互信。

王毅9月28日会见岩屋毅时，已经谈到日本应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10月15日，毛宁再次回应靖国神社相关历史记录。

两次表态的具体场合不同，但都说明历史问题仍然是中方看待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访华名额扩大与高市供奉真榊先后发生，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方一边放宽要求、日本一边作出回应，更准确地说，产业交流的空间与政治分歧可以同时存在。

经济上的接触，不代表历史问题已经翻篇；历史争议仍然存在，也不意味着双方所有产业合作都没有继续开展的必要。

把出口管制、访华团扩容和靖国神社事件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就能看出当前中日关系的复杂之处。

一方面，中方已经通过1月6日和2月24日的公告，明确了相关两用物项出口的管理要求；另一方面，10月中旬，中方又扩大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考察团的接待名额。

这两个动作并不矛盾：前者规定特定交易的政策边界，后者为产业界保留交流机会。

我认为，这种安排反映出一个现实原则：正常经贸交流仍然有价值，但具体合作需要遵守适用规则。

企业希望了解中国市场、保持供应链联系，是出于经营需要；中方对两用物项及其最终用途实施管制，则有其公开的政策依据。

对日本产业界而言，扩大访华团规模是一次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机会。

企业可以利用接触渠道，明确哪些合作仍有空间、哪些业务需要调整，也可以通过合规经营和持续沟通，降低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能否进一步扩大合作，仍然取决于具体项目、适用规则和双方实际行动。

对中日关系而言，经贸交流能够提供继续对话的基础，却不能替代政治问题的处理，涉台言论、军事相关政策以及历史认知分歧，都不是一次企业访问就能解决的。

反过来，如果把政治分歧直接扩大到所有正常商业往来，也会让双方失去通过沟通处理具体问题的机会。

所以，我的判断是，中方扩大访华人数，说明经贸接触的窗口仍然存在；高市早苗在10月17日供奉真榊，则说明靖国神社所涉及的历史问题依旧没有退出中日关系的视野。

两件事并列出现，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占了上风，而是双方能否在明确边界的前提下，保留沟通、减少误判，并为稳定合作创造条件。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是11月访华考察团能否顺利开展交流，以及双方能否把接触转化为具体、合规、可持续的合作。

如果你认为经贸合作与历史问题应该分别处理，还是认为政治互信是扩大经贸合作不可绕开的前提，你更倾向哪一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