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他跨越千里，只身由三门赴苏北联系新四军，不负重望马到成功

1941年夏秋王瑞清担任台属特委交通工作，在上海将浙东撤退的干部输送到苏中抗日根据地。下面是王瑞清1968年就此段经历所写的一篇遗稿：

在这之前，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我在浙江黄岩白枫桥乡公所（任职）掩护工作。因县委遭到了破坏，我几乎被捕。

脱险后由交通王亚发（即吴麟法）把我送到仙居，找到郑伯永，并决定我转向山区搞武装斗争，郑伯永还亲自把我送到山区。后来，他又经常来山区联系工作。

与我一起搞武装斗争的还有一位老红军，叫老李（此人不知现在何处）。就在这夏秋之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分路围剿，由于力量悬殊，我们坚持了一天一夜，老李和我带了一支木壳枪，吹着冲锋号突围。

突围后，老李和我跑到三门县，找到当时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三门县委书记杨炎宾，在三门一乡村住了几天。

刘清扬交代一个任务，说现在形势一天天恶化，很多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不能坚持，新四军在苏北建立了根据地，要我去上海，由上海找到苏中新四军，担任上海至苏中交通，问我有什么困难，有无把握找到。

我说我是南通人，如果苏中有新四军活动，只要有办法到上海，就有办法找到新四军。

刘清扬看我决心很大，因此就决定派三门县委书记杨炎宾与我去上海联系，并说，若找到有打电报的地方或部队，就会接上关系。

刘清扬、杨炎宾和我谈定后，临走前，金光、杨湘君、包珠凤才赶来，组织一起到上海。

一九四一年秋，杨炎宾、金光、杨湘君、包珠凤和我共五人，由三门利用商人关系，在当地乘民船到沈家门。到了沈家门大约住了两、三天，住在一个经营鱼业的店铺，搞到了派司（敌伪区通行护照），买好了轮船票。

上轮船之前，经过日本鬼子一番检查，在船上过了一、两天，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杨炎宾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胡其清，一个是杨炎宾的妹妹，作为上海联络点。

开始我以为胡其清是上海地下党的，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也是台州早撤到上海的。

当时他在上海愚园路附近一中学教书，也是一个联络地点，家住在愚园路一亭子间，还有他的爱人。杨炎宾的妹妹是上海一工厂工人，杨炎宾说也让她到苏中去，联络地点是上海大自呜钟一百货店。后我即筹路费去南通。

我离开上海去南通之前，杨炎宾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能打电报的新四军部队或地方，电报给华中局才能解决问题。

我到了南通的家乡，一路打听到西亭（即我表弟杨干家），离南通约三十多里，是个游击区，随便可以打听到新四军的消息。

杨干父亲说新四军常来这里，游击武装就在附近活动，但中心区还要跑到东乡沿海二窑一带，离西亭这个地方约七十公里。

我便一鼓作气跑到二窑一带，找到了当时苏中二地委，会见了地委书记钟民、向明（解放后钟民在上海市担任工会主席，后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向明解放后在山东工作）。当时我向钟民汇报了我由浙江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派来联系有关撤退地下党员、干部到华中局的问题。

他们都很热情接待我，答应即刻打电报与华中局联系，要我住在交通站（等于招待所）休息。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去找他们。

过了几天，钟民找我谈话说华中局答复了，并确定浙东撤退干部以后就送到地委，再转苏中区党委和华中局。

在苏中二地委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回到上海和杨炎宾碰头，同胡其清一道作了安排。胡其清在上海负责联系，以后浙东撤退的干部都经过胡其清安置。我负责往返上海、苏中，分批带人。

第一批就是金光、杨湘君、包珠凤。杨炎宾的妹妹也是第一批一同去的，因她在上海还要负责联系，又回到上海。金光、杨湘君、包珠凤都希望等我一个时候，一起去华中局。不久，他们就转到苏中区党委，住了两、三个月。

这个时间，分批送的人当中，有的已在苏中分配了工作（如丁学精、丁学渊当时就在苏中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华中局（如李乐山和他的爱人，他爱人的妹妹比我们早些到了华中局）。

在我结束工作之前，钟民要我去一师打听一下情况有什么变化。到了一师，找到了政治部钟伟，谈起意思好象要派部队、派干部去浙东开辟根据地。有一次，丁学渊和我谈起才知道，华中局决定派谭启龙去浙东，还问我回去不回去。

解放后碰到李乐山，才知道他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又在一师统一集中，一批干部经过南通一港口回到浙东的事。

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我把二、三十人分批送到苏中。在苏中区党委，看望了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赵毓华，打听过哪些同志分配了工作，哪些同志已经去了华中局（如上述）。住在苏中交通站的金光、杨湘君、包珠凤，还有一两个同志，又和我一同到了华中局。

从苏中到华中局（盐阜地区）一路走了大约十多天，在华中局组织部招待所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还有干部科长接见过我们（曾山解放后在内务部工作，干部科长的姓名忘了）。他们说我们一路很辛苦，要我们多休息几天，安排时间再汇报工作。我向曾山部长等汇报撤退了多少干部，有那些人。

后来，征求分配工作意见。我要求去抗大学习，金光到了报社，杨湘君分配到盐阜币印刷厂，我们的组织关系都是在华中局组织部的。因为我们撤退的地下党员都有名单，浙江党设法与华中局用电报联系，接上关系的。

浙江台州特委交给我负责将撤退的干部由上海输送到苏中的交通工作，苏中二地委电报说明是王瑞清（即我原名）负责联系的，因此在一师、苏中区党委以至华中局都接上了关系，都很顺利。

为什么找到苏中二地委都能很顺利就接上这个关系，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打到苏北黄桥、盐城，局面发展很快，连成一大片根据地。当时苏中是新四军一师，路西（即淮北）是新四军二师，盐阜区是三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就在盐阜区，党政军是一元化。而苏南浙西白区的白色恐怖日益恶化。因此，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地下党大批大批的干部到苏北根据地，都是有组织的输送。

浙江省委当时虽然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可是下边的组织如台州特委，有的县委仍然坚持斗争。实际上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以及新四军一师都和浙东党组织有密切联系。我们这一批撤退干部，并非一、两个，几个人的行动，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联系地输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