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历史演进、现实需要与路径探索‖张克俊 李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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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历史演进、现实需要与路径探索

张克俊 李美霖

四川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被赋予了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重大战略使命。202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方案》，进一步将粮食生产纳入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体布局当中，为推动四川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制度指引和政策支持。成都平原自古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四川因之成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西部唯一粮食主产省区）。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四川粮食生产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提升，四川既需要满足基本供给，还需在优质粮食供给、结构优化和品牌化发展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约束趋紧、农村劳动力流失、城乡融合带来的消费升级，对粮食生产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不仅是历史赋予四川农业的特质标签，更是新时代赋予 四川的重要战略使命。

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天府粮仓”建设的历史演进基础上，深入分析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下的现实需要，结合四川农业发展实际与政策实施进程，探寻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天府粮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一、“天府粮仓”建设的历史演进

“天府粮仓”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其植根于巴蜀大地数千年农业文明的积淀。从上古农耕到秦汉水利体系，从历代官仓义仓到近现代制度创新，再到当代农业现代化实践，“天府粮仓”建设经历了由局部探索到整体布局、由单一保障到综合提升的历史演变轨迹，其演进脉络都为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巴蜀农业文明的起源与特征

巴蜀大地因地处长江上游、气候温润，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摇篮。根据考古发现，巴蜀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早期旱地农业，在今岷江上游地区已经种植五谷中的粟类农作物。在商周时期，四川盆地内已发展起较为发达的稻田农业和旱地农业，从而造就出了媲美于世界上古史其他古文明的古巴蜀文明。进入秦汉时期，蜀地的农业优势进一步确立。《华阳国志》记载蜀地“沃野千里，水旱从人”，说明了灌溉工程与自然条件相结合，孕育了较为稳定的粮食供给能力。而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成为标志性工程，其“分洪灌田”体系既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水患问题，又使稻、麦、桑、麻等作物种植得到了稳定发展，以此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据此，巴蜀农业逐步走向了制度化与规模化，粮食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其基本特征在于主要依托岷江水系的水利条件实现稳定高产，采取了稻麦兼备、旱涝结合等多元耕作模式，并将农耕与手工业、贸易并重，形成了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二）传统农业体制与地方粮仓制度

在封建王朝治理体系下，蜀地农业不仅承担着地方粮食供给，还在国家粮食安全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历代中央王朝均在四川设置官仓、义仓与社仓，以调节粮食供需、应对灾荒。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四川在两宋时期已成为国家财政与粮食的重要支撑区域，政府推行“和籴”“常平仓”等政策，用以平抑粮价、保障供给。明清时期，四川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带动下，农业恢复与扩展迅速，水田与旱地交错的格局逐渐稳定，出现了地方粮仓与民间义仓并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官府通过征收粮赋和设仓储粮，加强了国家对粮食的调控；另一方面，地方士绅和乡里组织兴办义仓、社仓，增强了农村社会的抗风险能力。这种国家储备与地方互助的双重粮仓格局，使四川在传统时期既能保障区域内部供给，又能在特定历史时期支援国家财政与军需，进一步强化了其“天府粮仓”的地位。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转型与粮仓格局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农业经历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体系的转型过程。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强化了国家粮食供给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四川粮食产量快速提升，至20世纪80年代，四川已稳居全国主要产粮区之列。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四川农业生产面临着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新挑战，但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政策的扶持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得到深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培育与推广、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使四川粮食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四川全年粮食产量3582.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约5%，2023年四川粮食总产量达718.8亿斤，创下26年来新高，“天府粮仓”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保障。伴随城乡融合与农业多功能转型的推进，“天府粮仓”的内涵已随着时代演变而不断拓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其功能已扩展为集生产保障、产业升级与战略支撑于一体的综合性粮食安全体系。

二、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现实需要

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扎实的基础，而且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无论是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层面，或从四川建设战略腹地层面，还是从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或多重重要机遇，以及粮食消费的未来趋势，都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一）国家战略层面的粮食安全新要求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国际局势动荡和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使得粮食供需平衡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以及“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粮仓格局。在此背景下，“天府粮仓”的建设不仅是地方发展问题，更加关乎着国家粮食安全全局。四川作为粮食产量常年位居前列的主产区，承担着“南粮北调、西粮东送”的国家战略功能，因而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将自身建设纳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总体部署，从“数量安全”转向“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并重”，从“区域粮仓”迈向“国家战略高地”。

（二）四川粮食生产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资源条件变化、城乡格局演进与气候环境波动，四川粮食生产正面临多重压力和挑战。一是耕地资源持续减少。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四川“三调”耕地面积比“二调”耕地面积减少了149.28万公顷，虽然四川在2022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9695万亩，年增1.7％，为十多年增幅最高，但整体上粮地消耗严重。二是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四川省耕地后备资源主要是成土幼年的紫色土、灰色冲积土和地带性土及老冲积黄壤等发育形成的耕地，坡耕地和中低产田土比例大，压缩了粮食增产的空间。三是粮食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错位。四川粮食生产结构主要以稻谷、玉米、小麦为主，但公众消费需求正向高品质、多样化方向发展，品种结构与消费升级存在脱节。而其粮食加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全产业链延伸不足，导致粮食增值效益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优势。四是粮食储运与科技支撑薄弱。四川虽是重要的粮食基地，但在仓储、物流和科技推广环节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粮食仓储设施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储备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四川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与北方大规模产粮区相比仍有差距。2022年四川粮食综合机械化率为67%，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四川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高效化发展。五是农业劳动力流动与灾害风险。四川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加之人口老龄化倾向日渐明显。据《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20年，四川常住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98个百分点，“谁来种粮”成为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同时，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洪涝旱灾频发，极端气候对粮食生产的威胁显著增加，加之四川部分丘陵地区土地分散、基础设施欠缺，这些因素都对粮食稳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三）城乡融合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新机遇

在新时代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为四川粮食生产和“天府粮仓”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是城乡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为粮食产业发展拓展了空间。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城乡要素平等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四川积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在成德眉资、川南、川东北等区域推进“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布局。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除，为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也为粮食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价值提升提供了制度支撑。其次产业结构优化为粮食增值和多元发展提供了可能。四川作为农业大省，正逐渐由“产粮大省”向“粮食产业强省”转变，并大力发展优质稻米、杂粮、油料等特色产业，推动粮食与畜牧业、食品加工业、文旅产业等深度融合。此外，城乡融合带来了消费市场的升级与拓展。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城镇化率的提高，2024年四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10%，城乡市场对绿色、营养、健康型粮食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川字号”农产品品牌培育计划的推进，高品质大米、小杂粮等逐步走向全国市场，为四川粮食产业实现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公众消费观念变化与粮食品牌化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对粮食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改变了粮食需求结构，也对四川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公众消费而言，正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城乡居民对粮食的营养、安全与品质需求快速增长。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谷物（原粮）消费量为120.6公斤，已连续多年低于130公斤，但对绿色有机米、杂粮杂豆等优质品类的需求持续增加，同时对粮食的品牌化与差异化提出更高要求。在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下，买粮看品牌成为新潮流，而四川加快实施“川粮优品”工程，培育出了众多的粮食区域品牌，提升了市场认知度与溢价能力。但四川粮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总体有限，产业集中度并不高，品牌的塑造力和传播力仍需加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数字化和新零售的发展重塑了粮食消费方式。随着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兴起，其逐渐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2024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6万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15.8%，这意味着粮食产业能够借助数字化平台提升市场营销能力，更好地满足年轻消费群体对便捷化、个性化消费的需求。此外，粮食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动粮食全产业链的延伸，从单纯关注粮食供给到注重粮食加工、体验与文化价值等，公众的需求使粮食逐渐成为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符号的复合型产品。

三、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路径探索

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关键在于立足四川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粮食生产现实等方面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系统路径。应从优化区域布局、严格耕地保护与品种结构调整、强化高标准农田与科技装备支撑，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与柔性政策体系等协同发力，以形成覆盖生产、流通与利益分配的综合性路径，推动四川粮食生产实现稳产保供与绿色高效的双重目标。

（一）以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和种植模式为路径优化区域布局

作为典型的盆地、丘陵与高原复合地理单元的四川，农业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必须要因地制宜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重点突出成都平原核心产粮区的主体地位，成都平原土壤肥沃、灌溉条件优越，是四川水稻和小麦的集中产区，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础。应继续以优质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为重点，打造绿色、优质与高效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形成稳量优质的主心骨。推进川东北和川南丘陵地区发展粮经复合模式，川东北和川南丘陵地区耕地分散、坡地比例高，传统的粮食种植效益较低。应依托丘陵地势和多样化气候发展玉米、红薯与油料等耐旱品种，同时与经济作物、畜牧养殖结合，推动粮经饲统筹。通过轮作复种与立体农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并增加农民收益。构建川西北高原及攀西地区特色型、生态型粮食布局，川西北高原及攀西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受限，但高原青稞、马铃薯等特色耐寒作物具备独特优势。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推动特色粮食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形成“生态型粮仓”的重要支撑。此外，四川气候温润，复种指数高，部分地区具备“稻—油”“稻—鱼—鸭”等多样化模式条件，要在保障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发展复合型生态农业，以提升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与绿色化水平。

（二）以耕地保护和品种结构调整为抓手协同推进稳粮增粮

稳粮增粮既要守住耕地红线，更要用好优质品种的优势，通过保护数量、提升质量及优化结构“三位一体”，来保障“天府粮仓”供给安全。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硬约束。受城镇化推进、产业用地扩张及自然灾害影响，四川耕地数量与质量均承受较大压力。应全面落实耕地保护政策，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防止“非农化”“非粮化”。要加强耕地质量提升工程，通过改良土壤、农田水利建设和地力培育等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品种结构调整。要在以稳为主的前提下，扩大优质水稻、绿色高油油菜等品种的种植规模，推动粮食生产全面向优、特、名、精转型，推广优质粮食品种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加快优质高产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实现良种全覆盖，并配套推广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等高效技术，做到良种与良法配套应用，形成品种结构调整与生产方式升级的双轮驱动。

（三）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科技装备支撑为引领补齐粮食产业短板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是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重要支撑。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要因地制宜实施田块整治和农田宜机化改造，扩大规模化、适度化经营面积；同步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工程，通过土壤改良、培肥地力等措施增强耕地生产潜力。在科技装备支撑方面，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研发和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秸秆还田等绿色增产技术，加强粮食加工技术创新与推广，推进粮食生产与二、三产业融合技术创新，推动粮食单产和品质提升；加快农业机械化与数字化发展，依据丘陵地区的特点研发小型、轻型与智能化农机装备，积极推动数字农业建设，利用机械化与智能化并行发展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四）以利益均衡机制和柔性政策体系构建为手段提升种粮积极性

提升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课题。要完善粮食补贴和价格形成机制，针对粮食生产收益偏低与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可以优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与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政策，确保补贴能够直接到种粮主体上。健全利益联结机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让小农户能够享受到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在水稻制种、优质稻米加工环节，可通过保底收购价与利润分成结合的方式，保障农户在产业链中获得合理回报。推广粮食生产托管服务，让农户的土地不流失、收益有保障，而经营风险则由专业化服务组织分担，从而形成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合作格局。构建柔性政策体系，在国家总体政策框架下，建立更加灵活的差异化支持体系。在平原主产区，重点支持规模化、机械化和绿色化种植；在丘陵山区，则突出农田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小农机推广；在民族地区、盆周山区，则强化粮食与特色经济作物兼顾的复合经营模式。适当放宽政策执行弹性，在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外，增加区域性补贴和价格调节基金，避免农民因市场波动而丧失种粮积极性。

(本文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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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天府粮仓”专刊）

作 者 ：张克 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美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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