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历史与文本秩序｜长三角礼学青年工作坊会议纪要

2026年10月11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主办的“长三角礼学青年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顺利召开并圆满落幕。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长三角地区的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礼学研究的传承、发展与时代使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讨论。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杨杰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刘林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张自慧教授先后致辞。

杨杰教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特征与意义，本次会议汇聚了长三角地区的青年学者，共同促进礼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刘林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表示学院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并鼓励各方青年学者来校交流。他指出，礼学研究应结合人工智能数字新时代的现实需求，展现更鲜活的思想力量，期待各位青年才俊通过此次工作坊产出更丰硕的学术成果。张自慧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礼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是维系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保障，也是建构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哲法学院拥有深厚的礼学研究基础，希望通过举办此次会议搭建礼学研究平台，助力礼学传承与创新发展。

本次会议设置了五场分组学术报告。余越、卜诗怡、陆骏元、聂涛、袁茵、郎文行、贝承熙、吴迎龙、马延辉、袁晶靖、孙逸超、侯婕、孟少杰、褚叶儿、陈健炜、丁肇聿、高瑞杰、张靖杰、冉雪立、陈姿桦、赵四方等与会学者依次宣读论文、交流观点，分别围绕礼学人物与礼学史、礼典考释与辨义、礼制变迁与礼典生成、礼学秩序与义理格局、礼学与《春秋》之会通等五个会议主题展开充分探讨。与会学者从文献考证、制度史、经学义理多重维度切入，梳理礼学史脉络，考辨礼典文本，阐释礼学秩序的内在义理，并发掘礼学与《春秋》的经学关联。考据与义理并重、古史与今思相融，为礼学研究的传承创新注入新活力。

第一场：礼学人物与礼学史

本场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陈姿桦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赵四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袁茵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余越作了题为“《礼记正义》所引‘刘氏’考”的报告。她通过对《礼记正义》中“刘氏”引文的分析，指出“刘氏”的观点与《毛诗正义》或《春秋左传正义》大都相同，而《正义》中的相应内容当承自刘焯、刘炫旧疏，因此“刘氏”应为刘焯或刘炫，而非广为学者所接受的北魏刘芳，这为了解《礼记正义》的修撰提供了新的线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卜诗怡作了题为“论敖继公《仪礼集说》的释经特色——兼论乾嘉以降诸儒对敖书的质疑”的报告。她论述了元代敖继公《仪礼集说》的目的在于还原古礼、追求文义通畅，注重礼制还原，反对琐碎训诂，而乾嘉学者误解其妄自删改经注、刻意与郑玄立异，或讥其暗袭旧注，是源于其未理解敖氏“存今存疑”的编纂立场，敖氏删改郑注是因经注重复、冗余、误讹等六种情形删改，具有系统性标准。敖氏解经自具其理，体现出向圣人制礼初衷回归的倾向。

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陆骏元作了题为“晚清新疏释礼的特点与其限度——以凌曙、刘文淇为中心”的报告。他以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例，指出清儒经学采用“由疏到注再到经”的三重论证模式，虽体系严密但易陷入主观建构，过度追求自洽导致考据偏差，如误释隧道制度。清儒为论证特定观点而选择性使用材料，存在“为论证而论证”的主观倾向，导致结论虽逻辑严密却建立在错误前提之上。他强调应区分文献梳理与实证研究，在利用清人札记时需审慎辨别其考证思路是否可靠，避免被表面严谨的推理误导。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聂涛作了题为“论曹元弼的《周礼》诠释特色——以《释调人文》为例”的报告。他论述了曹元弼在诠释《周礼·调人》条文时，提出“罪”（过失杀人）与“难”（误伤致死）二分法，将调人职能从司法调解提升为“以教辅刑”的礼制设计；其方法融合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具有延展性诠释特征，在晚清经学中独树一帜。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赵四方对余越与卜诗怡的报告作了评议。他肯定了余越老师考证严密，建议建立证据层级体系；认为卜诗怡老师对敖继公的辩护可更集中回应乾嘉质疑，且“自成一派”评价或可改为“自成特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袁茵对陆骏元和聂涛的报告作了评议。她指出陆骏元老师揭示清儒以礼解经时可能存在对原始语境的偏离；肯定聂涛老师发掘曹元弼周礼思想的价值，强调其研究有助于推动对曹氏礼学的整体认知。经学研究应在扎实考据基础上，兼顾义理拓展与历史语境，避免陷入体系执念或主观预设。

第二场：礼典考释与辨义

本场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侯婕主持，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陆骏元、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袁晶靖进行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袁茵作了题为“清华简《大夫食礼》所载‘属馈’仪节发覆”的报告。她以清华简第十三辑《大夫食礼》为对象，指出其记述楚地大夫食礼，性质近《仪礼》，但“属馈”与《公食大夫礼》多有不同，简文无正馔、加馔之别，设馔亦异；属馈兼及客、主人、友者，参礼者更多，站位、面向、升降亦异。她认为二者或分属两种食礼，解读时应以《仪礼》对照而避免机械比附，虽细节多异，仍在“食前必祭”“卷重席”等仪节上共享礼义内涵。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郎文行作了题为“《礼记·礼器》‘备服器，仁之至也’校释志疑”的报告。他考辨了《礼记·礼器》“备服器，仁之至也”等两句中“仁”字，历代经说或忽略或未详，据郑注推论其与《檀弓上》“必诚必信”相发明：“备服器”指备办丧礼衣衾明器；“仁”应读为“信”，义为诚信。传世与出土文献均有仁、信讹混之例。由此阐明礼之服器为诚信表征，丧礼尽备至信即尽心无悔、事亡如存，并与《中庸》至诚尽性相通，体现送死慎终与化育生息的统一。

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贝承熙作了题为“《乡党》《聘礼记》论入门二段关系考”的报告。他对比了《论语·乡党》“入公门”至“私觌”诸节与《仪礼·聘礼记》宾入门二段，论证二者存在继承关系。《乡党》所记为使者行聘入门之仪，非泛论孔子朝会之容；《聘礼记》二段亦非郑玄“记异说”，而是分述行聘之时与整个聘问过程的志意变化。据此互证，可考释“皇”“跄焉”等字义疑难，并揭示早期礼学由简略口传向详备文本化的演进。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吴迎龙作了题为“金縢弁服郑注考辨”的报告。他考辨了金縢弁服郑注的内部逻辑冲突，提出两个疑问，一是成王本该着何服，二是爵弁与皮弁为何种关系。他认为爵弁是由政治服饰转变为祭祀服饰，进而对体系化的经学进行了反思，认为经学研究需要理解展现经典本身理论的演变或经典之间结构的互动，而不能试图用僵化的，单一维度的图景去建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延辉作了题为“内外之别：郑玄‘妇人入庙由闱门’析义”的报告。他围绕《仪礼·士冠礼》冠者“适东壁，北面见于母”及郑注“出闱门”之说，梳理历代礼家聚讼，争论焦点在东壁、闱门位置及冠者母是否入庙。他指出，宫室遵循《曲礼》“内外之别”原则，妇人不能如男子般出入寝门、由庙门入庙。后世学者执拗考辨闱门位置，或据“适东壁”认为母已入庙，实未解郑玄“妇人无外事”之义。且认为张惠言《仪礼图》仅呈行礼时宫室空间，过于呆板，致学者忽略内外之别。

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陆骏元对袁茵与贝承熙的报告作了评议。对于袁茵老师的报告，他提出礼书文本存在规整化改写的问题，建议区分汉唐各家经解内部差异，二者之差异，既可能是场景不同，也可能来自礼书编撰者自身思想倾向。他肯定贝承熙老师互文对读方法，提出二者或许存在共同渊源，并期待出土新材料进一步佐证其观点。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袁晶靖对郎文行、吴迎龙和马延辉作了评议。对于郎文行老师，她肯定假说的启发性，提出了核心疑问：仁、信通假的出土材料多止于西汉初，东汉是否仍通行，尚缺乏直接证据，并辨析了宋明诸儒解读与郑注本义的错位。对于吴迎龙老师，她指出清儒标榜尊郑实则又修改郑说的现象，认为郑玄体系建构动机值得进一步挖掘。对于马延辉老师，她指出郑注为经文增设前提，后世礼家前提不同所以结论分歧，建议进一步挖掘金榜等人关于常礼、变礼的辨析。

第三场：礼制变迁与礼典生成

本场由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褚叶儿主持，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郎文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陈健炜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袁晶靖作了题为“礼学内外：两宋感生帝祭祀考”的报告。她聚焦两宋“感生帝”祭祀的礼制演变，宋代首次在七祀之外单独设立感生帝祭，形成正月同日异地分祭五方帝与感生帝的新模式。从配享制度变迁反映政治意图，从宣祖到真宗再到僖祖，最终南宋绍兴五年太祖取代僖祖，凸显对开国功勋的礼制确认。她认为南宋礼制实践偏离理学传统，出现神位重叠、星宿混祀、“以多为贵”等现象，标志着理学与礼制逐渐解绑，同时感生帝祭祀日益道教化，理学权威在祭天体系中退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作了题为“待士升贡：徽宗朝的辟雍与学礼”的报告。他探讨了宋徽宗兴建辟雍及其礼制改革。辟雍由贵胄教化场所转为士人升贡枢纽，配合州县三舍法，独尊新学、禁元祐学术，并通过手诏刻石强化皇权。礼制上实现明堂、辟雍、路寝、太庙分离，废大射、养老、乡饮，行视学释奠与贡士释菜，确立大成殿、孔子冕旒等。此改革影响明清太学，形成皇帝释奠、辟雍讲学、诸生释菜的基本格局。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侯婕作了题为“清初御定《礼记》经解的生成与让位——以《礼记经筵讲章》《日讲礼记解义》的编纂为中心”的报告。她对编纂过程进行考据，康熙朝张英主持的日讲礼记讲章原稿存在大量删改痕迹，乾隆朝三礼馆臣以《钦定三礼义疏》为蓝本进行系统改订。她对文本差异进行了对比，曾子问篇题解经四次修订，删减元代吴澄引文，增补明代芮城观点，最终文本已偏离康熙帝批阅的原始版本。她还提到了学术立场的转换，乾隆序言强调“归于一是”原则，三礼馆臣以新修礼书统摄旧有讲章，导致康熙日讲本的理学特征被经学考据体系覆盖。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孟少杰作了题为“阮元以‘礼’论朱陆异同”的报告。他提出礼学论证路径，阮元提出“理出于礼”命题，以朱熹晚年编纂《礼经会通》为据，否定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强调礼制实践对理学的优先性。对于学术史的定位，他认为汉宋之争演变为“礼理之辨”，方东树等学者将考据学与心性学对立，认为乾嘉汉学与阳明心学均存在“离经叛道”倾向。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郎文行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陈健炜对以上四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议，评议中指出，袁晶靖老师聚焦宋代“感生帝”祭祀的演变，指出其在南宋出现道教化倾向，根源可追溯至宋真宗时期的天书封禅与圣祖赵玄朗的建构，形成与儒学感生帝对应的道教祖先崇拜体系；质疑北宋初年复兴感生帝祭祀的动因，是否仅为对唐代制度的惯性继承，抑或有五代政治文化的深层背景。对于孙逸超老师，肯定其揭示徽宗朝“政治—经学—礼制”三者的巧妙融合，如辟雍制度借《周礼》实现政治合法化，体现皇权利用经学资源落实治理意图。补充了“辟雍”名称的经典依据，进而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徽宗虽为亡国之君，却在礼制建设上成就显著，是否应给予更多历史同情，其制度创新对后世的影响是否与其政治失败形成张力。对于侯婕老师，高度肯定其通过《讲解易》四个稿本的批改层次，还原清代易学改编过程，揭示《周礼》阐释与理学发展的互动。指出《讲解易》未能及时出版，可能与康熙至乾隆朝理学发展阶段性、朴学兴起带来的学术竞争，以及后续版本修订有关。关注《三礼纂疏》与《讲解易》是否同步修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学术机制。对于孟少杰老师，认同其对朱熹礼学“中年重理、晚年重礼”的分期判断，但提出疑问：晚年转向是否仅指《三礼》文本研究，还是也包含实际礼仪实践，四书修订贯穿始终，如何界定“转向”。建议拓展朱熹与陆九渊在附祭等礼制问题上的争论，以深化理学内部的礼学对话研究。探讨阮元“早年融合理学、中年强调礼学独立、晚年回归礼仪”的三阶段说，并质疑阮元“礼出于理”的命题是否成立。本次评议不仅深化了个案研究，更在方法论上强调文献层累分析、制度与思想互动、学术史脉络梳理的重要性，推动宋元明清学术与礼仪研究走向精细化与结构性反思。

第四场：礼学秩序与义理格局

本场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孟少杰主持，由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冉雪立进行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褚叶儿作了题为“《礼记·月令》中的礼与四时：从‘知时’到‘入时’”的报告。她提出《礼记·月令》通过斋戒祭祀等礼仪实践，实现从认知天时到敬承天时的转化，凸显礼制在连接天地知识与人间秩序中的中介作用。并且聚焦于《礼记·月令》与《管子·四时》的比较，指出二者虽均以阴阳五行解释四时运行，但思想取向不同。《管子》侧重通过阴阳生杀规律确定政令次序，礼仅为附属规范；而《月令》则强调礼的实践功能。礼不仅是象征，更是使“天时”成为“人所承行之秩序”的必要中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陈健炜作了题为“《礼运》‘政者君之所以藏身’章与人君南面之术”的报告。他解析《礼运》“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命题，揭示黄老学“深藏密运”的南面之术对儒家礼学的影响，强调礼制为君权中介的制度性建构。他追溯了《韩非子》“去智而有明”思想，论证“君者所明，非明人者”说体现了法家“用人而不自用”的政治智慧对礼学理论的渗透。认为《礼运》在吸收黄老南面术的过程中，刻意淡化权谋色彩，将黄老南面术的概念融入儒家思想体系中，体现儒家整合黄老刑名学说的成果。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丁肇聿作了题为“《礼运》的文明起源叙事——‘大同’‘小康’与共同体秩序”的报告。她从“文明起源叙事”角度重释《礼运》“大同”与“小康”段落，认为“大同”并非乌托邦幻想，而是对原始血缘共同体的自发认同，其理想性建立在“不独亲其亲”的叙事语境基础上，此种共同体依赖血缘情感与“同德同心”的内在凝聚力，具有“最大程度的认同”。她论证了从大同到小康的共同体演进，实质是自然血缘向制度化礼制的转化过程，礼成为重构大规模共同体秩序的制度保障。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作了题为“从‘五经异义’探析汉末经师知识、义理之异同——以郑玄、何休为中心”的报告。他以《五经异义》为中心，比较何休与郑玄的经学知识与义理之异同，反思汉末今古文之争。他指出何、郑在朝聘、官制、刑罚、祭礼、灾异等诸多议题上观点歧异：何休宗主《春秋》公羊，重微言大义与经权原则，以义统礼；郑玄以周礼为核心，惯用区分时代、常变、内外的方式调和群经矛盾，执礼辨义。在知识层面，二人治经方法多破家法、师法之窠臼，不少观点亦有重合之处，体现出知识层面的趋同性；然而在义理层面，何休坚守《春秋》改制之义，强调今文经学的普适性，而郑玄热衷会通群经，妥善安放诸经纬，反而将“孔子改制”诸新义，化解为历史陈迹，此亦二者内在的思想张力。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对陈健炜和丁肇聿作了评议。对于陈健炜老师，他提出了反思性评议，《礼运》内部思想是否连贯，“大同”“小康”的叙事之间是否存在断裂，儒家与道家的治政之术之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对于丁肇聿老师，他询问“共同体秩序”的具体内涵，若“大同”为私人血缘，“小康”为公共政治，如何避免“家天下”沦为更大私利，通过这样的共同体秩序该怎样达到一种合理的、理想的秩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冉雪立对褚叶儿和高瑞杰作了评议。他在评议中指出，褚叶儿老师的文章从组织结构上出发进行类比，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思想方式，非常有价值。他进而提出问题，将《管子》视为单一文本是否具有合理性，主张关注其内部思想差异与编纂层累，并提出应反思礼学范畴边界，非儒家文献中的时令记载是否应纳入礼学研究。礼学研究正从文本训诂走向思想机制与知识谱系的深层剖析，展现出经典诠释的多元路径与跨学科活力。

第五场：礼学与《春秋》之会通

本场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袁晓晶主持，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吴迎龙、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贝承熙进行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的报告题为《〈公羊传〉复仇说的礼义基础——以“报”为中心》。他以“报”为核心概念，系统阐释《公羊传》复仇说的礼仪基础，论证了复仇行为在礼学中的正当性，强调君父对臣子的恩义形成亏欠状态，复仇成为近乎绝对的伦理义务。他通过五服制度分析复仇的等级差异，揭示鲁桓公事件中母子私恩与父权公义的冲突调和机制，并指出君臣之“报”与父子之“报”在逻辑上的不对称。他结合“报本反始”思想，说明九世复仇的合理性源于宗庙祭祀的神圣义务，国君一体即是对祖先德运与社稷延续的责任承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冉雪立作了题为“郑玄《春秋》义例学发覆”的报告。他重审郑玄《春秋》学的方法论，挑战“郑玄尊左氏”的传统认知，指出郑玄并非偏重《左传》，而是以“礼”为枢纽，通过拼合等策略整合三传异说。他揭示郑玄以《三礼》为本重构《春秋》礼制，展现其“以礼释经”的注释特色。强调郑玄通过“书策之例”推定周制的方法，与杜预“以传释经”的思维逻辑存在深层呼应，或为后者提供了方法论启发。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陈姿桦作了题为“文王之法与《春秋》之义——论孔广森对“孔子制作”的理解”的报告。她解析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对孔子“制作”的重新定位，反对“素王改制”，主张孔子以“臣民”身份守护文王之道，《春秋》权威来自先王旧法而非天命授权。她重构“西狩获麟”事件，认为孔子作《春秋》非因天命，而是因时局衰败与颜渊、子路之死引发的情感悲恸，绝笔是情感契机而非政治象征。她提出“损益四代”的渐进创新观，认为孔子在继承中发展礼法，《春秋》的新意体现为对四代治道的综合与贯通，而非断裂性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赵四方作了题为“‘学海’沉浮：何休形象重塑与清代《公羊》学的兴起”的报告。他考察了清代公羊学复兴中“何休”形象的历史重构。梳理何休从宋明时期的负面形象到清代被逐步尊崇的过程，揭示其从“被罢黜”到“学海”地位的确立轨迹。分析清代学者通过重塑子夏、郑玄、何休等人谱系，实现从“尊德性”到“重经学”的学术转向。他强调公羊学的兴起与礼学研究密切相关，经学考证推动了对学术脉络的重新梳理与价值评估。

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贝承熙对张靖杰和陈姿桦进行了评议。对于张靖杰老师，他指出需区分“报恩”与“复仇”概念，质疑二者完全等同的解释；同时对“九世复仇”的国君一体论提出保留意见，认为家国伦理应有区别。对于陈姿桦老师，他强调孔广森“伤时绝笔”说实受杜预影响，但需注意其与何休体系的本质差异；并对“《春秋》新义”是否真正体现孔子心意表示审慎。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吴迎龙对冉雪立和赵四方进行了评议。对于冉雪立老师，他肯定其材料细致、逻辑严密，但提醒郑玄《春秋》学不应简化为礼学建构，而应视为多元基石的综合体。对于赵四方老师，他赞赏其视角新颖，但建议进一步挖掘何休训诂对段玉裁等人实际学术实践的影响，以增强论证说服力，并指出晚清董仲舒地位超越何休的趋势值得关注。

闭幕式

闭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主持，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渊致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做会议总结。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渊应邀致辞，他强调本次会议组织有力，凝聚了长三角地区优秀的青年学者，展现出礼学研究正在快速复兴。他指出当前经学尤其是礼学的研究环境显著改善：期刊设立经学专栏、国家社科基金与项目支持、政策推动等，为经学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他提出需加强人才培养，构建长三角礼学研究共同体，强调多学科协同与青年学者培养，建议推动经学向基础教育中延伸。最后他呼吁学界同仁共同投入资源与精力，推动礼学事业深入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作了会议总结。他回顾会议组织过程，感谢各方支持，并高度评价与会学者的学术热情与严谨态度，指出礼学与《春秋》学之会通在不确定时代中提供确定性价值，前者锚定于经典与历史，后者凝结于文本秩序，在当今时代正逢其时。最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作为主办方发言并宣布会议圆满闭幕。

本次会议群贤毕至、氛围浓厚，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到场旁听学习。参会学生纷纷表示，本次会议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令自己受益匪浅。

“长三角礼学青年工作坊”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一次区域性经学、古典学学术探索。该活动立足礼学前沿问题，为长三角地区搭建礼学交流平台，培育礼学青年研究力量，对促进学科整合、传承中华文脉、汲取传统礼乐文明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 陈虹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