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卖假表被抓，查获的零件凭什么算“一块表”？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2026年10月分享

现场清点出来的是几箱表壳、表盘、机芯、表带，分门别类装在箱子里。起诉意见书上写的却是“×× 块假冒名牌手表”。

从零件到表，中间这一步是怎么跨过去的？这个问题看着琐碎。实际上它往往决定一个案子是三年以下，还是三年以上。

一、查获物品与指控数额的错位

假冒注册商标罪看的是非法经营数额。这个数额怎么算，有专门的司法解释规定。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以下简称《知产刑事解释》），2025 年 4 月 26 日起施行。它的第 28 条把非法经营数额界定为：在实施侵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跳过的环节。数额计算的前提，是存在“侵权产品”。而一件东西能不能叫侵权产品，又要回到《刑法》第 213 条的构成要件上来。该条要求的，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所以指控数额不是简单地把查获物品折价相加。先要回答的是：查获的这些东西，是否已经完成了“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这一步没有完成，把它们称作侵权产品并计入数额，就缺少了规范上的连接点。

问题于是收敛到一个具体判断：散件状态下的表壳、机芯，与成品手表，是否属于“同一种商品”。

二、“同一种商品”的认定标准

《知产刑事解释》第 1 条给出了认定方法。比对要在两个对象之间进行，一边是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另一边是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

这里还要注意比对的方向。司法解释要求把核定使用的商品与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放在一起比，不是拿权利人生产的全部商品来比。方向错位是实务中常见的偏差。

商品名称相同的，自不待言。名称不同的，要比对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这几个方面是否相同或者基本相同，并且要看相关公众是否一般认为属于同种商品。

把这些方面放到表壳与手表上，结论并不难得出。

从功能与用途看，表壳是容纳、固定机芯的构件。它本身不具备计时功能，也不构成可供使用的终端产品。从消费对象看，表壳、机芯面向的是组装者与维修者，不是买表佩戴的人。

从销售渠道看，配件供应与成品销售分属两条线。二者的交易方式不同，价格形成机制也不同。主要原料这一项未必拉得开距离，但前面三项的差异已经足够明确。

相关公众不会认为一只表壳和一块手表是同一种东西。正如没有人会把轮胎当作汽车来买。

三、商标使用的规范内涵

再往上一层，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立法要写“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而不直接写“使用了他人商标”。

《商标法》（2019 年修正）第 48 条界定了什么叫商标的使用。它指的是把商标用在商品、商品包装、容器以及交易文书上。用在广告宣传、展览等商业活动中，也在此列。但这些用途有一个共同限定，即用于识别商品来源。

这一句限定正是关键所在。商标的功能在于指明来源，刑法要惩治的，是借他人积累的商誉推销自己商品这一行为的实质。单纯的持有、单纯的附着，如果还没有与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结合，标识就没有发挥识别作用，也就没有触及该条保护的法益。

可以用反证把这个边界推得更清楚。如果在部件上打标就算完成使用，那么品牌方授权配件厂生产带标表盘，也会被评价为假冒注册商标。这个结论显然站不住。因此不能把部件等同于商品。

四、半成品计入数额的证据门槛

控方通常会退一步主张：即便散件不算同一种商品，按《知产刑事解释》第 29 条第 2 款也应当计入数额。这一款的适用有两道门槛。

第一道是对象条件。它针对的是已经制作完成、只是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表壳、表盘、机芯、表带分箱存放、尚未组装的状态，连制作都未完成，严格说来并不在它的射程之内。

第二道是证明条件。这一款要求的是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价值才计入非法经营数额。这是证明结构，不是推定结构。

两种结构的差别不在措辞，而在举证责任落在谁身上。推定结构下，控方只需证明基础事实，反驳的责任就转到被告人一方。证明结构下，控方必须自己把用途证明到相应程度。

这一点可以通过与《知产刑事解释》第 4 条的比对读出来。该条在列举明知的情形之后，明确写了“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那是典型的可以反驳的推定。该解释第 29 条第 2 款没有这样的表述，它要求控方拿出实际证据，证明这批产品将用于假冒，而不能由“查获了带标部件”当然推出用途。

还要再追问一层：什么才算这里的证据。组装记录、生产排单、订单、聊天记录、已完成的样品、配套包装与说明书、既往同类成品的销售记录，这些材料能够指向特定用途，才具有证明力。

单纯的数量、堆放状态与现场环境，不足以完成这一证明。

五、数额剔除后的量刑落差

把上述判断推到结果上，差别是具体的。

散件部分的价值如果能够被剔除，非法经营数额可能跌破五万元。这就跌出了《知产刑事解释》第 3 条规定的入罪线，案件可能不再进入刑事程序。即便数额仍然可观，只要未达五十万元，就不能适用“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档，量刑回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还有一条路径值得单独说明。如果标识是外购而来，或者系另行制造，行为也有可能落在《刑法》第 215 条，即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评价范围内。

该罪按标识数量计算。《知产刑事解释》第 6 条规定的入罪标准是标识一万件以上、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三万元以上。加重档是五倍，不是十倍。

这里有一处常见的误解需要澄清。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后，《刑法》第 213 条与第 215 条的法定刑幅度已经相同，都是三年以下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两档。不能再笼统地说第 215 条判得轻。两罪的差别只在入罪标准与加重倍数，不在法定刑本身。

结论

散件与成品表之间，隔着一个完整的构成要件判断。标识是否已经与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结合，从而发挥出识别来源的作用，这才是要害。这个判断不成立，数额就缺少了计算的基础。

对家属而言，能够实际着手的有三项。一是看扣押清单上写的是表壳、机芯，还是手表成品。二是看组装程度，即是否已经成表、是否能够走时、有没有配套包装。三是看标识来源，是随货而来还是另行采购。

零件的价值不等于成品的价值，正如嫌疑不等于事实。数额这类问题，往往不是靠争论数量解决的。它靠的是把每一个计入标准的规范前提，逐一检验一遍。

实务疑问的逐项回应

只查到表壳和机芯，一只成品表都没有，还能定假冒注册商标罪吗？

能立案，但定不定得住，要看这批零件有没有走到“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这一步。假冒注册商标罪要求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表壳、机芯本身不是手表这一商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对不上，构成要件就缺了一环。这一环缺了，指控的物品能不能被叫作侵权产品，本身就成了问题。

查获的零件会不会按成品表的价格折算进非法经营数额？

不会自动折算。按《知产刑事解释》第 29 条第 2 款，只有已经制作完成、仅缺标识的产品才计入。并且要有证据证明它确实要用于假冒。表壳、表盘、机芯、表带分箱未组装，制作尚未完成，两道门槛都过不去。计价也只能按物品的实际价值算，不能按正品售价算。

家里人说不知道是假表，只是按件收工钱，这种辩解有用吗？

有用，但要有东西撑住。《知产刑事解释》第 4 条对明知采的是可反驳的推定，列举若干情形的同时留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所以不是说了就采信，而是要有对应材料。计件工资的记录、与同岗工人相当的报酬、无从得知授权状况的合理理由，都算。反过来，报酬明显高于正常代工、沟通又用暗号，推定就很难推翻。

数额剔掉一部分，会怎么判？

大致三种判法。数额跌破五万元，达不到《知产刑事解释》第 3 条的入罪标准，案件可能不再进入刑事程序。数额仍在五万元以上、低于五十万元，落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档。标识系外购或另行制造，则改按《刑法》第 215 条评价，按标识数量计算，不按经营数额计算。

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202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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