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病逝，《伟大的长征》遵义会议中他力陈李德、博古拖累红军机动，是毛主席第一任办公室主任

《伟大的长征》第17、18集，是开播以来分量最重的两集——遵义会议全程，纯文戏，几乎没离开过那间屋子。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开。屋子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一盆炭火，一盏油灯，白天不议事，都排在晚上，一讲就讲到半夜。

头一天开场，先把"前往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过了。接着博古作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归到"敌我力量悬殊"上，主观指挥那一层没碰。这一绕，屋里就有人不满。

周恩来作副报告。这一段最见人物——他没替自己开脱，把军事失误揽了下来，直说错误的战术才是战败主因，态度诚恳，在场的人都认。

张闻天起身，直接点破博古那份报告有根本性错误，跟着系统批判博古、李德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的那套作风。

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一条条列数据——哪一仗伤亡多少，红军一路走来丢了什么，用事实戳那条错误路线的要害。

李德一开口，火药味就点着了。他拒不接受批评，仍旧迷信苏联那套军事经验，反过来指责红军指战员缺乏军事素养，还把共产国际搬出来压人。

朱德的话最实在："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末了又撂下一句更重的——若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是那一票的关键。他被担架抬进会场，伤口还在化脓，靠警卫员扶着站起来发言，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并提出应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第18集接着往下。毛泽东把博古、李德的错误归成三条：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会场上还有个插曲——次日清晨，防空哨把飞鸟当成敌机，虚惊一场。毛泽东借这件事把核心点了出来：依据错误的判断作出错误的决策，革命如何能够成功。随后王稼祥郑重提出撤销"三人团"、解除博古与李德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博古一时难以决断，宣布休会。

这两集还有一处细节比台词更狠——座位的挪动。第10集开通道会议时，李德气焰很高，不让列席的毛泽东发言，是周恩来开口请他讲。到第17集，毛泽东原本坐在窗边，周恩来一句"来，泽东同志，坐这里"，等政治局委员落座，晚来的李德一眼看见毛泽东坐进了他原来的位置，只能闷闷地挪到窗边，落座前把椅子重重一推。两场会对着看，谁上谁下，全在这把椅子上。

而就在这场会里，有一个名字，观众未必记得住——李卓然。

一封深夜电文，把他叫进了会场

他的名字能出现在遵义会议的出席名单上，靠的是一封电报。

1935年1月13日24时，周恩来署名"恩来"，给两个人发了电文：

"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中央通知参加遵义会议的电文，也是后来考证会议召开时间的关键物证。李卓然当时是红五军团政委，刘少奇是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两人都在前方，接到电报连夜赶路，在会议开始前后到了遵义。

所以他不是政治局委员，是列席——这也是他的名字排在与会名单最后的原因。

同时要说明一点：此前通道、黎平、猴场三场会议，已经一步步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到遵义会议，是把这本账一次算清。二十位出席者，在一间二十七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屋子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决定。

他是谁：党内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第一任"毛办主任"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生在湖南湘乡（今属湘乡市山枣镇一带，具体村名各处记载有出入）。1917年入湘乡县立中学，参加过五四时期的学生活动。1920年，他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国，他先后在冶炼厂做工、在巴黎附近的学校读书。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任旅欧支部党小组长。1925年秋，他离开法国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28年春，经中山大学支部介绍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0年春回国，在上海从事兵运训练工作。这期间他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条令和条例，这是供中国工农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如《步兵战斗条令》）。同年秋被派往中央苏区。

进苏区之后，他把核心岗位几乎走了一遍：红军总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部长，以及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的办公室主任"这个头衔是实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官方生平里就写着这一条。他也因此被不少人称作第一任"毛办主任"。

1934年夏，他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搭档是军团长董振堂。

他在会上"力陈"的，是一线的血账

他在遵义会议上的明确态度，官方传记和纪念馆表述一致：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他到得晚，可他带的东西别人没有。遵义会议要算的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博古把账算在"敌我力量悬殊"上，周恩来承认了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这两种说法其实都还停在会议桌上。李卓然补上的，是来自一线的印证。

据回忆材料，他到遵义时，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卧病在床，得知他来了，还是把人叫过去，详细问红五军团的情况。李卓然没有讲场面话，把部队这一路的伤亡、官兵的情绪、基层对指挥的意见，一件一件摆了出来。

力陈李德、博古拖累红军机动，李德和博古让整个队伍带着许多物资，不舍得丢弃，甚至李德还倒打一耙说队伍机动性不足，一天只能走十几二十几里路，原因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东西拖累了机动性，这些他都在会议上说出来，让博古和李德无话可说。

红五军团的底子是宁都起义部队，能打硬仗，长征一开始领的就是全军后卫——保证中央机关安全，同时拦住尾追的敌人。整个长征，别的军团位置时有调整，只有红五军团始终殿后。殿后的意思是：别人都过了，你才能过；别人都走了，你才能走。

湘江那一仗最能说明问题。出发时八万六千人，过江之后只剩三万出头，不到五十天减员五万多。红五军团殿后，被截在东岸的三十四师几乎打光。李卓然后来提到湘江，只留了一句问话："有几个人生还？"

这些具体的人命账摆到桌上，"单纯归咎于敌强我弱"这个说法就立不住了。

要说清一点：会上真正把会议从"批评"推进到"改组"的，是几件事叠加——张闻天点破博古报告的根本性错误，毛泽东系统列出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后站起来发言、提出应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毛泽东后来那句"关键的一票"，是给王稼祥的评价，不是给李卓然的。他是站在正确路线这一边的与会者之一，作用是把前线的实情带进会场。

会后：一只"铁拳"，和一段他背了一辈子的经历

会开完，红五军团跟着打了几场硬仗。1935年4月，红三军团（杨尚昆所在）在云南沾益白水镇遭敌机突袭，这与李卓然无直接关系，但同在长征这一路的艰险之中。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随后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上，红五军团（此时改称红五军）被编进左路军，主要领导人里有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张国焘要南下，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单独北上后，左路军里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处境尴尬。

1935年秋，部队被裹挟到四川理番一带时，张国焘开会宣布另立，并指定几位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李卓然是发言的几个人之一（另有何长工、罗炳辉、邵式平等）。同是红五军团出来的董振堂顶住了压力，明确反对分裂，李卓然没顶住。

这件事成了他后半生的一个结。此后他留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35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9月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4月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西路军。1936年11月，他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那是一场从条件上就很难打的仗：河西走廊地形开阔、无遮无挡，人烟稀少、补给跟不上，群众工作做不起来；对面马家军是骑兵，熟地形、机动性强。部队从两万余人打到最后不足千人。

1937年3月，西路军余部在石窝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报告，其余分几个支队进祁连山。李卓然没有走，随左支队转战，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4月底，只有400余人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陈云、滕代远带车来接，李卓然在这支队伍里。1937年底回到延安。

回延安之后：四十年，都在宣传和理论战线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10月边区中央局候补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41年5月西北局候补委员、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48年2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期间他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主编的《固临调查》一书，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眼光指出了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

1949年起转到东北：东北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79年1月任中宣部顾问；1982年9月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十三大特邀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

1955年他没有参加授衔——那时他已经不在军队序列里了。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