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均引自 Fernández-Villaverde & Norrick (2026), The Economics of a Shrinking World,本文观点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2026年,一项针对全球生育率的研究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判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很可能已经低于更替生育水平。更替生育水平是指,在计入子女夭亡等因素后,平均每名女性需生育约2.1个孩子,才能使下一代人口规模与上一代持平;低于这一水平,意味着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形下,人口将长期趋于缩减。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Fernández-Villaverde 与西北大学的 Norrick 在提交《经济学年鉴》的论文《Terra Incognita : The Economics of a Shrinking World》中指出,这一局面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以往的战争与瘟疫虽造成人口骤减,却从未使整体生育率系统性地跌破更替线。作者指出,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没有任何因素能将生育率推回至2.1的水平。
一、反常的格局与跨国证据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2025年的数据呈现相反态势。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28%,其总和生育率(TFR,大致可理解为一名女性一生平均会生育的孩子数)却为1.51,反而低于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1.57。突尼斯2024年TFR为1.45,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8%。
泰国(0.87)、哥伦比亚(1.01)、伊朗(1.35)、巴西(1.52)在2025年的TFR同样远低于更替水平,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均显著低于美国。论文指出,以色列是少数例外,其TFR长期维持在2.86(2024)。
这一格局说明,当前低生育并非高收入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广泛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且集中于这些国家中相对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群体。将问题简单归因于“发达国家压力更大”,无法解释现有数据。
为了看清全球趋势,作者整理了1950至2023年236个国家和地区、年份连贯的生育数据,把每个国家的生育率拆成两部分:一是“全球共同因素”,即各国大致同步发生的生育变化;二是“本国趋势”,即该国自身长期的方向。
估计结果显示:共同因子于1978年达到峰值(约1.60),此后持续下降,近十五年变化很小;真正驱动当前下降的是国别趋势,236个国家和地区中219个的趋势为负,年均变动平均为每女减少0.062个孩子,趋势为正的仅17个,几乎全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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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36国生育率拆解:共同因素在1978年达到峰值1.60后持续下降,近十五年约-0.5;236国中219国(93%)的生育趋势为负,仅17国(7%)为正。数据来源:Fernández-Villaverde & Norrick (2026)。
这一结果有两点含义。其一,下降在绝大多数国家同时发生;其二,各国穿越这一转型的时间点并不一致。因此,任何解释都必须同时回答“为何普遍下降”与“为何下降的先后不同”两个问题。
二、为何跌得下去、又升不回来
要理解生育率为何会大幅下跌,关键一点是:生育率是一群同龄女性平均每人生的孩子数,但每个人实际生育的数量只能是整数(0、1、2、3……)。论文以一百名女性为例说明:当不生育者由15人增至26人、且仅生育1个孩子的女性增多时,同一批女性实际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便从1.8降至1.3,进入“极低生育”区间(总和生育率低于1.3);然而其中约四分之三女性的生育数量并未改变,中位数仍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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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00名女性队列的整数算例:平均生育数从1.8降至1.3,仅0孩/1孩群体增加,四分之三女性选择未变、中位数仍为2孩。数据来源:Fernández-Villaverde & Norrick (2026) 第5.1节。
这意味着,从1.8到1.3的跌幅,仅源于约四分之一女性在边缘上的选择变化(如由生两个改为一个,或由一改为零)。因此,解释生育率下降,只需解释这部分处于边缘的群体;而养育孩子的相对代价(如住房、托幼、女性职场机会)只要稍有上升,且作用于这部分群体,就可能让整体生育率明显下滑。这也说明,看似不大的经济社会冲击,也可能带来较强的生育率后果。
下跌已经发生,生育率能否自行回升?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逐一检视了常见解释(质量与数量的权衡、儿童作为“奢侈品”、住房成本、鼓励生育政策、个人主义与世俗化,以及手机与社交媒体),认为单一机制均不足以解释前述格局,遂提出一个更具推测性的猜想:问题出在现代性本身。
作者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现代社会是一套正式的规则、精细的社会分工和大型协作系统。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养第三个孩子意味着长期而昂贵的人力投入,因而“成本高”;而不生育,则因为养老保险替代了“养儿防老”、家族延续的意义也在变弱,变得“更划算”。
接着,作者提出一种“性别错位”的解释: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快速增加,但社会对家务和育儿的期待调整得很慢。女性掌握的资源与话语权上升后,更倾向于少生。这能解释东亚和拉美为何跌到极低生育率,也对应论文所说的一个“悖论式反转”——在性别规范严重不平衡的社会里,前现代由男性主导、生育率反而高;到了现代,同一套结构却让生育率变得很低。不过作者强调,这只是推测性的观点。
由此得出的关键推论是:市场里的许多机制能自我修正,但没有哪种机制会把生育率拉回更替水平(2.1)。在经济学常用的代际模型里,通常成立的两大核心结论在这里都不适用;能把生育率往上拉的力量,只剩下政策、个人选择和相对成本变化,而且都见效慢、效果也不确定。
三、经济后果、结论与借鉴
低生育亦带来若干积极变化:美国青少年怀孕率2007至2024年下降71%;人口增速放缓减轻了基础设施、住房与碳排放压力;新兴市场可借年轻队列缩小的窗口改善教育投入;较低的人口轨迹亦有利于净零排放目标。
从宏观经济看,一国总产出的增长,来自两部分:劳动者效率的提升,以及干活人数的变化。作者估算,若美国效率维持每年2%提升、且不计入跨国移民(即假设没有净移民流入),2050年前后的常规增速约为1.5%,其中人数变化这一项为-0.5%;这种局面很难靠货币或财政政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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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日对比:1991-2023年实际增速日本0.79%、美国2.60%;互换劳动投入后,日本变为2.20%、美国变为1.19%。数据来源:Fernández-Villaverde & Norrick (2026) 表1。
日本则提供了对照案例:它经济并不弱,却被人口结构拖了后腿。1991至202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0.79%,显著低于美国的2.60%;但若以“每名工作年龄人口创造的GDP”衡量,日本年均1.33%,已接近美国的1.73%。若将两国劳动增长互换,日本反而年均高出美国约1.0%。这表明,所谓“日本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结果,而非生产率全面落后。
老龄化带来的核心挑战,是就业人口向退休人口的收入转移。当转移规模过大时,易引发政治张力并导致政策扭曲。日本因社会同质度高、治理完善且富裕,已属相对有利的情形;国家能力较弱的经济体面临更大困难。
生育率是否会回升?作者认为不确定性很高,较可能的仅是进度效应(即生育时点推迟带来的短期波动)所引发的小幅反弹;若无深刻社会变化,反弹空间有限。作者估计,东亚或维持在约1.0,拉美约1.2,北欧约1.5,少数高度宗教社会或接近1.8;而在各国内部,收入与教育水平较高者生育相对更多。
若趋势延续,按作者的推演,未来世界或呈现一种反常格局:最富裕国家反而生育率最高、却仍低于更替水平,整体趋于缩减。需要说明,这是对趋势的外推、而非当下事实——正如前文所述,当前低生育反而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人工智能或人口结构变化可能改变走向;但就现有证据,深度低于更替生育水平或已成为“新新常态”。
我们正进入人口学上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我们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低的生育率。它们会回升吗?我们不知道。就现有证据而言,深度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成为"新新常态";除非我们找到重组社会的方式,否则我们最好尽力学会与之共处。我们没有地图。我们拥有的只是出生数字,而这些数字令人警醒。在这片水域中,"假装知道"是最危险的诱惑。
——摘自论文原文
作者倾向较为悲观,认为没有经济机制能自动拉回生育率;但论文仍指向几条可操作方向,也提醒公共讨论应放弃“速效解药”预期,从“能否逆转”转向“如何适应结构性低生育”。
政策要减负,不是笼统撒钱:论文指出,现金补贴有正向但有限的效果;文章证据更支持延长育儿假、降低住房成本这类对症下药的做法。
政府应尽早做代际与养老的可持续设计:老龄化核心是就业者向退休者的收入转移;养老体系需及早应对劳动人口相对缩减带来的代际平衡压力。
对中国而言:低生育是结构性现象——作者数据显示,中国年死亡比出生多约330万、TFR维持在1.0;一孩政策并非主因(台湾无此政策、TFR却降得更多),归因应指向性别错位与养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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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Fernández-Villaverde, J., & Norrick, P. (2026). Terra Incognita: The Economics of a Shrinking World.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DOI:10.1146/annurev-economics-081026-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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