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名讨厌田柯宇和他的投资人

职业道德和道德是两码事。

文｜蒲凡

文章来源｜投中网(ID:China-Venture）

如题。具体发生了什么就不赘述了。只说说我为什么很讨厌田柯宇，顺便连他的投资人也一起讨厌。

讨厌田柯宇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没有职业道德（注：这里并不是说他就有道德）。这里需要注意，职业道德和道德是两码事。举个粗暴的例子，一个有传染病的人就是不应该当厨子，哪怕他这辈子都没随地吐过痰。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不要抬杠“传染病治好了就应该给他一个返岗的机会”，我说的是“意识”问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传染病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参与“厨房”工作了。意识问题是没有任何明确指标的，没有任何一个工具能帮我们判断这个人是否真的治好了传染病、下次得传染病的时候会不会主动离职。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违反职业道德和一个人出过轨是一回事，不是一句“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就能解决的。

再啰嗦两句为什么必须要强调职业道德。首先，因为职业就是我们的求生方式，是我们持续投入了十多年时间、金钱、资源、体力才获得的求生方式。虎扑JRs有句话说的好——人和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些人能徒手单杀东北虎，我平时连自己家的猫都打不过——即使所有人投入相同的时间、体力、金钱、资源，最终能够获得的求生能力会完全不一样。

其次任何一个行业的诞生都是漫长的过程，不能狭隘地理解成“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靠某种工作技能吃上了饭”。更重要的是要有上下游，要有工业化、精细化的可能，要能持续稳定地向市场提供需要的价值。最最重要的是，市场能有一个“纯粹合作”的机会，只需要根据“工作成果的好坏”来买单，不用过多试错，不需要从头思考一遍价值之类的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对外，“职业道德”告诉所有人这份工作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你的付出大概能都得到什么回报。对内，“职业道德”能够保证从事这份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后，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不至于卷入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里有你没他而形成的一套秩序。哪怕这套秩序现在并不让你感到舒适，但也请记住这是无数次血泪教训后的阶段性最优解。

反过来，践踏职业道德就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平，就是对弱者的霸凌，就是对市场的傲慢，就是对行业的蔑视。

那现在请展开想象，投资人投资这样一个创业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是认为职业道德这件事不重要，只要在“金钱”这个结果有足够的交代，就可以包容以前的所有行为吗？那请问贵司是否是在鼓励员工尽情地“丛林法则”、无视风险投资需要遵守的纪律和规则，只为拼一个“好结果”？请问贵司是否在鼓励同行和你们“在不遵守行业规则”的前提下展开无序竞争，如果对方赢了你们也愿赌服输？

退一万步，我认可世界模型是一个大的叙事，且优质、硬核的世界模型创业项目更是稀缺资产，但你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一家未来将创造大量社会价值并因此获得高估值，承诺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技术也仅仅只是一方面吧？你投资的公司未来还是要服务给活生生的人吧？

过去人民群众经常听风险投资人念叨，说早期投资就是“看人”，以为说的是专业能力只是一面，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善良、真诚、勤劳，有人类身上最向往的品质，有让身边人幸福的宏愿。这下田柯宇来了，人民群主是不是应该恍然大悟，原来看人是看人这人身上是不是“有劲”，像不像鹰犬？这是六扇门还是选黑社会？

再退一万步来讲，如果你是想特立独行投出一个非共识，那你想要通过这样一个创始人表达你的什么价值观呢？如果你是不得已投资了他，其他项目要么估值太高要么不接受你的投资，那最重要的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的业务能力为什么退化到这个程度了？

再再退一万步，优秀、平庸、作恶，为什么选择了第三个呢？我记得《鹿鼎记》里有这样一个桥段，韦小宝很想知道他亲爹是谁，有没有可能是外国鬼佬，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

再生活所迫，也迫不过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惨遭压迫且独立带娃的性工作者吧？我想不通。所以这一期我给大家推荐5期，硅谷那边讨论职业道德的播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创业者自称世界冠军，投资人查了一下，他就消失了

2020年11月9日，斯坦福大学播客Stanford Innovation Lab推出《Ethics in Venture Capital》。嘉宾安·米乌拉-科（Ann Miura-Ko）是种子基金Floodgate的联合创始人。她在节目里回忆，一位创业者原本有望拿到投资，却在她核实个人介绍中的一句话后，再也没有出现。

那位创业者写自己是俄罗斯方块世界冠军。米乌拉-科起初没在意：这个头衔跟公司的业务毫无关系。在场的另一位投资人提醒她，既然容易查，何不查一下？结果，她找到的相关文章都只是在转述创业者自己的说法，没有一份独立的获奖记录。米乌拉-科于是向他提出：“既然你把它写进融资材料，我需要找到其他证据。”她没有收到证据，双方正在推进的融资谈话也就此中断。

节目里还有一位嘉宾，恩颐投资NEA管理合伙人斯科特·桑德尔（Scott Sandell）。他说，投资人听到有关创业者诚信的疑虑，通常不会当面告诉他“我们认为你撒了谎”。谈话停止了，创业者却可能不知道原因。“我们不会指责对方缺乏职业道德，只是不会投他。”过去一次不诚实的行为，也可能在多年后的背景调查中重新出现。

米乌拉-科和桑德尔还谈到投资之后怎么办。创业者向董事会介绍公司时，需要讲未来能做什么；有时却会把尚未实现的进展说成已经实现。桑德尔说，如果听到这种说法，他会在会后单独找创业者指出来。米乌拉-科的态度是：“公司已经取得的进展往往足够令人兴奋。他们没必要夸大今天已经做到的事。”

血检结果总出错，Theranos的新员工先以为是自己不懂

还是斯坦福的播客。2020年6月1日，Stanford Innovation Lab发布《Theranos Whistleblower Erika Cheung on Incentivizing Ethics》。受访者埃里卡·张（Erika Cheung）刚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当时备受追捧的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公司宣称，只需采集指尖的一点血，就能完成多项医学检测。张学的是生物学，她相信这份工作能真正帮助患者。

进入实验室几个月后，她不断看到检测失败。但她没有在其他临床实验室工作过，最初不敢断言公司出了问题。“也许我没有看到全貌，也许是我误读了数据。”她找统计部门和其他同事核对。一位实验室主管建议她每天记录做过什么实验、看到了哪些异常，让自己过一段时间仍能依据记录判断，而不只是凭印象回忆。

张后来向Theranos首席运营官桑尼·巴尔瓦尼（Sunny Balwani）提出，应该停止处理患者样本。她的担忧没有得到采纳，于是离职；之后，她向《华尔街日报》记者和监管部门提供了信息。主持人问她，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成了举报人。张说：“我从没觉得自己是在举报，直到别人开始这样称呼我。我起初只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她最终决定对外说，是因为患者可能继续拿到不可靠的检测结果：“如果我没有开口，可能有人会因此丧命。”

Theranos之后，张参与创办了一个帮助创业公司处理伦理问题的组织。她发现创业者很容易找到关于融资、产品和增长的课程，却很少有人教他们如何处理员工提出的疑问：员工发现数据不对，该找谁？管理层认为员工看错了，又该怎么核实？她在Theranos花了很长时间求证，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当时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

a16z再次投资WeWork创始人，最怕他主动制造一场危机

2025年6月12日，a16z旗下播客《The Ben & Marc Show》发布《Adam Neumann: This is How You Build Iconic Companies》，请来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诺伊曼创办的WeWork曾以共享办公为名高速扩张。2019年，公司上市计划崩盘，他也离开了CEO职位。后来，他创办经营公寓和居住服务的Flow，a16z决定投资。

诺伊曼回忆，第一次见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时，他准备先讲自己从WeWork学到了什么。安德森告诉他，相关报道已经看过，WeWork的董事也谈过；今天请他来，是想听新公司的想法。但诺伊曼坚持聊旧事。安德森问他：当年接受投资时，你调查过那些投资人吗？招聘员工时，你了解过他们的经历吗？诺伊曼承认，自己早期接受投资时，几乎没有做过调查。

双方后来又吃了一顿约七个小时的饭。这一次，本·霍罗威茨（Ben Horowitz）问了一个更私人、也更尖锐的问题。他看过诺伊曼过去的经历，觉得诺伊曼最难忘的时刻，也许是在公司濒临崩溃时把它救回来。霍罗威茨说，自己也经历过救公司的时刻，知道那种兴奋有多强烈。但他不希望诺伊曼为了再得到一次这样的体验，让Flow陷入本可避免的险境。“有些险必须冒，有些险根本不必冒。”席间还有人接了一句：“有些创始人如果没有遇到危机，会自己制造一场。”

霍罗威茨说，谈完后，他认为诺伊曼能够正面讨论这个问题；a16z也相信自己可以帮Flow组建技术团队，在诺伊曼想同时推进太多事情时一起做取舍。从那次谈话到正式投资，双方又用了约六个月。节目把a16z的决定摊开了一部分：他们知道诺伊曼的过去，仍然决定合作，也把最担心他重犯的毛病当面说了。

Uber董事承认：公司曾觉得业绩好的人什么都能做

2019年6月5日，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播客Masters of Scale发布《Bringing a culture back from the brink》。主角是2017年接手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节目还收录了时任董事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的讲述。

科斯罗萨西上任前，前Uber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公开写下了自己遭遇性骚扰、向公司反映后仍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经历。赫芬顿说，董事会需要认真调查，要求管理层承担责任。她也指出公司此前容忍问题的一种理由：“如果你业绩出色，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允许。”她随后作出承诺：“今后Uber不会再容忍那些才华横溢的混蛋。”

科斯罗萨西在面试CEO时，就向董事会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在演示文稿里写：“别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你们打电话。”他的意思是，董事会要给他改变公司的管理权限，然后根据他的行动评价他。接手后，他让员工提出Uber今后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再与管理层一起确定新的规范。

科斯罗萨西说，自己进入Uber后，遇到了许多仍然相信公司的员工。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需要知道公司会怎样处理越界行为。赫芬顿在节目中批评的那种“业绩好就能获得例外”，最终要由有权调查、处分和决定升迁的人来结束。

工资只够再发三四个月，她拒绝了4000万美元

2021年2月2日，Masters of Scale发布《How to be the steward of your idea》，采访Affectiva联合创始人拉娜·埃尔·卡利乌比（Rana el Kaliouby）。Affectiva研发识别人类情绪的AI技术：征得同意后，通过摄像头分析人们观看广告、使用产品时的面部反应。卡利乌比说，这些数据非常私人，因此公司从一开始就要求使用者明确同意，也决定不把技术用于监控和测谎。

2011年，Affectiva虽然已经融过数百万美元，手里的钱却只够再撑三四个月。一家情报机构的投资部门找上门，提出约4000万美元的机会，希望公司转向监控和测谎。卡利乌比当时打算融的资金还不到1000万美元。面对这个数字，她试着想象公司接下钱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靠别人信任，才能处理这些数据。如果转去做监控，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

团队拒绝了对方。卡利乌比回忆：“当时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从别处融到钱。”后来，Affectiva找到了广告行业的客户，继续经营下去。再往后，公司又讨论过是否进入监控领域。卡利乌比说，团队依旧决定不做，因为当时的技术在准确率上还不足以承担这种用途；训练数据若有偏差，也可能让某些人群更容易被错误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