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说,这原本是一场正常的多边外交活动,如今却因为一句附带条件的表态,引发了外界对中日关系的关注。
10月16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表示,如果国会日程允许,她计划出席深圳APEC会议。
到了10月17日,她又以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没有亲自前往参拜,两件事接连发生,高市参会为何要国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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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举办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安排,早在2025年12月就已公布,会议时间为11月18日至19日,年度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三大优先领域为开放、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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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10月16日表达了参会意愿,但把条件放在国会日程上,日本《日本时报》10月18日报道,她计划出席这场会议,前提是议会事务允许,日本首相参加国际会议,真的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吗?
日本宪法第73条,该条规定,内阁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规定缔结条约需要取得国会事先或事后批准,但没有规定首相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必须单独获得国会法定许可。
这意味着,高市早苗提到的国会条件,更适合理解为国内议事安排与政治协调问题,而不能直接说成法律规定的出访审批程序。
当然,国会日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借口,首相需要参加预算审议、回答议员质询,还要协调政府工作,如果出访与重要议事安排冲突,确实需要统筹。
但在犀哥看来,外交同样是首相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日本希望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就应该尽早协调好国内事务,而不是让参会安排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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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处境,反映出日本对华政策中的一个现实矛盾:经济上需要保持合作,安全和政治议题上又希望维持强硬立场。
日本企业为什么重视中国市场?数据最有说服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根据中日海关统计整理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约为34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2%,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年的下降趋势,中国仍然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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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数据说明,政治分歧并没有让两国经济联系自动消失,日本汽车、机械、电子等产业与中国市场和供应链联系紧密。
企业做生意,考虑的是成本、订单、交付时间和市场规模,外交关系一旦持续紧张,企业就不得不额外考虑政策变化、采购替代和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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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犀哥也不认为贸易规模大,就能要求日本在所有政治问题上让步,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安全利益并不是同一回事。日本会考虑自身的安全判断,中国也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原则。
真正的问题是,双方能否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把冲突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在犀哥看来,高市早苗如果希望参加深圳APEC,就应该把它当成沟通的机会,而不是只把会议看成一次对外展示。
她可以坚持日本的合理诉求,但也需要明白,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不可能仅靠几句友好表态就轻轻带过。
经济合作不能代替政治沟通,政治分歧也不应该成为切断经济联系的理由,这也是我认为APEC会议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是专门为中日关系举办的,但恰恰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继续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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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周年谈话,明确承认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与痛苦,并表达深刻反省和诚挚道歉。
2026年10月16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将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其中包括村山谈话。
如果只看这句话,确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希望维持外交沟通的信号,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这个信号需要接受更严格的检验。
据《联合早报》10月17日报道,靖国神社当天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她没有亲自前往参拜,但这一做法仍然具有政治象征意义。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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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哥认为,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确实存在值得讨论的矛盾,一方面,高市表示要继承包含村山谈话在内的历史认识,另一方面,她又以首相名义向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这种做法很难让周边国家仅凭一句表态,就认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实质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关注日本的历史认识并不是要求日本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希望日本能够正视历史,避免模糊侵略责任,并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互信。
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希望改善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就需要认识到,历史问题并非国内政治人物可以随意调整的普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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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还面临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10月18日援引共同社民调报道,高市内阁支持率在10月17日至18日的调查中降至49.1%,是她2025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跌破50%。
报道指出,支持率下降可能与农业大臣柳泽一郎辞职事件有关:他此前因涉及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道路经费的言论受到批评,部分受访者认为高市政府处理此事的速度太慢。
从政治环境看,支持率变化会增加首相处理国内议题和外交事务时的压力,对外政策既要考虑国家利益,也要考虑执政基础和国内舆论。
这正是高市早苗需要权衡的地方:如果对华表态过于强硬,可能增加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如果对华政策出现调整,又可能受到国内保守派的质疑。
对于高市早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通过一句表态让所有人满意,而是明确日本希望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让政策保持足够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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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6年10月19日,高市早苗已经公开表达了有条件出席深圳APEC的意愿,但最终行程安排以及中日领导人是否举行双边会谈,仍需等待后续官方信息。
判断这场会议能带来什么,不应该只看高市早苗最终是否到场,还应关注三个更实际的问题,第一,她是否最终落实参会安排,既然已经表达意愿,后续决定本身就是一个观察日本对多边合作态度的指标。
第二,中日双方能否借会议机会开展实质沟通,是否安排双边会谈,需要双方另行协调,不能因为同场参加APEC,就认定一定会会晤。
第三,双方能否在经贸合作、供应链稳定、历史认识和地区安全等议题上保持沟通,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所有分歧,但可以为后续接触创造条件。
中国不需要因为日本首相表达参会意愿,就提前认定中日关系已经回暖,日本也不应该把参会本身当成完成外交任务,真正重要的是,双方能否在原则问题上保持清晰,在可以合作的领域继续推进务实交流。
参加会议是起点,不是答案,保持沟通是必要条件,但不等于分歧已经消失,深圳APEC为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高市早苗最终会不会出席,固然值得关注,但比这一决定更重要的,是她能否让历史认识、对华政策和实际行动保持一致。
评价一名政治人物的外交诚意,既不能只听她说了什么,也不能仅凭一次举动就给出全部结论,要看的是她是否持续兑现承诺,是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及是否愿意为地区稳定承担责任,这才是深圳APEC值得关注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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