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5月24日晚，四川石棉安顺场，河风裹着水汽扑向村屋，帅仕高从门缝里观察着刚刚出现的红军队伍。枪声还在远处零星响着，村里却异常安静，谁也不知道这支队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帅仕高当时二十多岁，是当地最有经验的船工。大渡河在安顺场一带水势凶猛，河床暗礁密布，船只稍有偏差，便可能被急流卷走。每年五月又逢涨水期，熟悉水性的船工也不愿轻易下河。
更棘手的是，北岸有川军驻守，机枪和火炮正对着南岸。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渡口附近的船只大多被转移，沿岸房屋也被要求清空焚毁，目的就是让红军无法利用当地渡口。
敲门的红军战士没有破门而入，而是站在门外说明来意：“老乡，我们是红军，想请你帮忙渡河。”
这句话让帅仕高放下了戒心。过去一些部队经过村庄，抓人、要粮的事情并不少见。红军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既讲道理，也尊重当地百姓。可这份客气，并没有减轻渡河的危险。
帅仕高明白，自己一旦答应，便不是撑一趟普通的渡船。河水、暗礁和对岸火力，任何一样都足以要命。他站在屋檐下沉默了片刻，问道：“船在哪里？”
红军战士告诉他，队伍设法找到了一条木船。颇为巧合的是，这条船原本属于当地守军方面，因有人舍不得烧掉自己的房屋，私下留下船只备用，结果反而被红军缴获，成了渡河的关键。
这是一种适应大渡河水势的木船，船头高翘，能够劈开迎面的浪头。船不大，却承载着一支队伍能否打开通道的希望。帅仕高看过船况，知道它并不算新，但眼下已经没有挑选的余地。
天刚蒙蒙亮，帅仕高担任主舵手，带着几名船工，护送红军先遣队驶向北岸。船上共有十七名红军战士。对岸碉堡里的枪口很快喷出火光，子弹不断落在船边，水面被打出一串串白色浪花。
船身在急流中摇摆，帅仕高却不敢回头。他必须盯住水势，判断船头的方向。红军战士则举枪还击，尽力压制对岸火力。那一刻，船工和战士各守一端，谁也不能出错。
行至河心附近，船底突然传来一声闷响。船停住了。
有经验的船工立刻判断，船底撞上了暗礁。偏偏这个位置正处于敌人射击范围之内，若不能迅速脱困，所有人都会成为靶子。帅仕高和同伴跳入水中，用肩膀和双臂顶住船身，一点一点把木船推离礁石。
子弹贴着水面飞过。船终于重新移动，先遣队有惊无险地抵达北岸。守军见红军已经突破渡口，阵地很快出现动摇。混乱中，有人向船上投掷手榴弹，却因来不及拉动引线而没有爆炸，红军战士及时将其甩入远处。
这次险渡的意义，不只是送过去十七个人。它证明了大渡河并非不可突破，也让红军获得了继续扩大战果的落脚点。随后，帅仕高和其他船工轮流撑船，把后续部队一批批送过河去。
渡船往返次数增加后，危险反而没有减少。敌军炮火开始覆盖河面，炮弹落入水中，巨浪猛地掀起，船上的人只能死死抓住船沿。船工稍一松手，船桨便会被急流带走；红军战士若站立不稳，也可能跌入河中。
有意思的是，岸边的红军没有把船工当作普通苦力，而是为他们搭棚休息，还拿出自己的粮食供给。帅仕高多年没有吃过这样足量的白米饭，一顿吃下三碗。对于这位船工而言，那顿饭既是体力补充，也是他愿意继续冒险的重要原因。
经过连续渡运，红军部队和干部团相继通过安顺场。帅仕高并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提出额外要求。渡河结束后，他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继续在大凉山一带谋生，许多年里，外界甚至不知道这位关键船工究竟去了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寻找当年参与渡河的船工。直到1952年，帅仕高才在大凉山被找到。此时的他已经患上严重眼疾，视力接近丧失。地方政府随即安排他前往成都治疗，但由于病情拖延已久，医疗条件又有限，最终未能恢复视力。
政府帮助他解决了住房和生活问题，也让这位长期贫困的船工有了较稳定的安置。1965年，彭德怀得知帅仕高的下落后，专程到医院看望他。彭德怀没有把这次会面当成例行慰问，而是向这位普通船工表达谢意。
一条木船，一名舵手，几名同伴，改变了渡口两岸的力量对比。帅仕高没有留下战场上的军功章，却以熟悉河流的双手，完成了那场战斗中不可替代的一环。1995年，他在故乡一带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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