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前的两句话：内塔尼亚胡的伊朗承诺与巴勒斯坦禁令

2026年10月17日晚，以色列i24新闻台播出了一段专访。内塔尼亚胡在镜头前说了两句话，每一句都足以定义一场选举。第一句关于伊朗：“我绝不会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共存。我会奉献我的一生。如果我当选，我也将奉献下一届任期来最终确保这件事不会发生。”他接着说，自己“决心推翻伊朗政权”，并且“深知如何做到这一点”。第二句关于巴勒斯坦：“若我当选，下一届政府就不会允许巴勒斯坦国建立。”

这两句话出现在以色列大选前十天。10月27日，以色列选民将走进投票站。理解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说出这两句话，比理解这两句话本身更重要。

选举的算术：为什么是现在

以色列议会共120席，组阁需要61席的多数。据10月中旬的民调，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及盟友预计获得约47至53席，反对派四大政党合计约50席，双方都远未达到单独组阁的门槛。另有约17席分散在阿拉伯政党和其他小党手中。这意味着选举后的组阁谈判将极为复杂，而内塔尼亚胡需要他的基本盘以最大热情投票。

在这个时间点上，伊朗和巴勒斯坦不是外交议题，是动员议题。内塔尼亚胡在专访中明确把选举与伊朗挂钩：“这次选举的问题是，谁来完成这件事？”他把自己的连任与推翻伊朗政权的“未竟事业”捆绑在一起，把反对派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如果你们质疑我的方式，你们是否在质疑目标本身？

巴勒斯坦议题的功能类似但更直接。以色列政坛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这件事上存在一种奇特的共识。10月初的一场政党辩论中，九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代表中有八人明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从利库德到反对派“未来党”的联盟伙伴，立场高度一致。内塔尼亚胡的“不许建国”承诺，与其说是在表明一个独特的政策立场，不如说是在提醒右翼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最可靠的执行者。反对派也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但他们可能会在压力下含糊其辞。我不会。

“深知如何做到”的虚实

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表态，需要对照以色列安全机构内部的另一种声音来读。

10月12日，前以军总参谋长、现反对党“亚沙尔”领导人艾森科特在军方电台说了一句相当直白的话：推翻伊朗政权“不是可实现的目标”，将其设定为军事行动的目标是“错误的”。他说，伊朗政权的更迭必须从伊朗社会内部发生。艾森科特不是温和派，他曾任以军最高军职，在安全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资格。他的判断与内塔尼亚胡的“深知如何做到”形成了直接对冲。

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会说，艾森科特是在为反对派立场服务。但“推翻一个拥有九千万人口、纵深辽阔、政权存续四十余年的国家”这件事，在军事和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以色列战略界并非没有清醒的评估。过去七个月的战事已经提供了部分参照。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顾问法尔克在10月15日说以色列“非常接近”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但“创造条件”和“完成推翻”之间的距离，恰恰是艾森科特点出的那个问题。创造条件可能包括削弱军事能力、打击经济命脉、制造内部压力。完成推翻则要求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秩序在德黑兰出现，而这不是空袭能够交付的。

内塔尼亚胡把“决心”和“方法”放在同一句话里，但这两者之间缺少一个可验证的中间环节。他知道如何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如何定点清除指挥官、如何通过网络和情报行动制造混乱。他知道如何让伊朗“疼”。但从“让伊朗疼”到“推翻伊朗政权”之间，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决心，而是一个以色列无法单方面提供的东西：伊朗内部足够强大的替代性政治力量。内塔尼亚胡没有说这部分如何实现，因为他也无法说。

巴勒斯坦禁令：共识的武器化

巴勒斯坦那句话的语境比伊朗更复杂。内塔尼亚胡说的是“下一届政府不会允许巴勒斯坦国建立”。注意措辞：不是“反对”，不是“不支持”，是“不允许”。这个动词的选择暗示了一种权力关系：巴勒斯坦建国与否，取决于以色列的许可。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宣示，比政策声明更强硬。

但同样是这个措辞，暴露了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选举政治中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它被当作一个可以单方面处置的议题来讨论，而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国际法的框架、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在这个讨论中都不占据核心位置。内塔尼亚胡不需要解释“不允许”如何与联合国决议、与以色列此前签署的协议、与美国的公开立场相容。他只需要向右翼选民确认一件事：在我这里，这件事没有讨论空间。

而反对派的处境同样微妙。艾森科特在10月11日的播客中说“两国方案的原则是一个错误”。本内特和拉皮德也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这意味着以色列选举中关于巴勒斯坦的辩论，不是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进行，而是在“如何不允许”和“多坚决地不允许”之间进行。内塔尼亚胡的“反复强调”是在确保他占据这个光谱上最没有歧义的位置。

两句话之间的关系

伊朗和巴勒斯坦，在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叙事中不是两个独立的议题。它们共享同一个逻辑结构。

伊朗被描绘成一个只要存在就会寻求毁灭以色列的政权。巴勒斯坦建国被描绘成一个会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存在。两者都被呈现为生存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生存性问题不允许妥协，不允许试验，不允许交给反对派去处理。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决心和經驗去同时应对这两个威胁，这个人在选举日需要你的票。

这个叙事的内在一致性很强，但它有一个外部盲区。艾森科特的批评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为他反对内塔尼亚胡，而是因为他从同一个安全体系内部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目标听起来正确，但不可实现；把不可实现的目标设为政策，结果不是目标的实现，而是政策的失败。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巴勒斯坦。“不允许建国”在选举语言中是一个可以无限重复的承诺，在现实政治中却需要面对一个无法被行政命令消除的事实：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控制或影响的土地上，他们的政治权利问题不会因为“不允许”而消失。

内塔尼亚胡的两句话，在10月17日的电视专访中服务于一个清晰的目的：在选举前十天，把安全议题收紧到他最擅长的框架里。在这个框架里，他是决心的化身，反对派是含糊的替代品，而伊朗和巴勒斯坦是等待被决心解决的对象。这个框架在选举中可能有效。但在选举之后，无论谁坐在总理办公室里，伊朗的核设施不会消失，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诉求不会消失，艾森科特提出的那个问题也不会消失：一个被反复宣告的决心，和一个可实现的政策之间，隔着的是现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