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张家崖村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钩沉

三叉格铜柄铁剑是东周秦汉时期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族群交往的重要物证。学界大多认同，此类器物是自北向南传播至西南地区，而后发展成为西南夷族群重要的兵器种类之一[1]。但毋庸讳言的是，文化交流与传播多是双向展开的，过去对三叉格铜柄铁剑的研究，着重强调北方文化因素“南下”的过程，对具有西南夷特色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北上”的历史现象关注甚少。宁夏固原张家崖村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出土，为揭示东周秦汉时期中国西部文化流的复杂图景提供了新材料。

张家崖村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年代与来源

张家崖村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剑首呈尖顶四棱锥形，扁圆形茎，布满粟点纹。长三叉形格，格两侧各有三个尖刺，三叉之间可见方格纹。铁质剑身扁平，锈蚀严重。残长60厘米（图一，1）。由于此剑的共存关系不明，年代被较为宽泛地定在春秋战国时期[2]。参考杨建华先生研究[3]，张崖村出土铜柄铁剑的剑格长于茎部，剑身窄长，与甘宁地区三叉格剑的第Ⅳ式接近，年代为战国晚期至汉初。关于其文化归属，从以往的发现来看，固原附近的三叉格剑均出土于“西戎文化”人群墓葬或葬马坑内[4]。因此，尽管张家崖村出土三叉格剑的墓葬材料暂未发表，也可大致推测其为当地西戎文化人群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该剑为四棱锥形首，三叉格两侧有成对的尖刺，与甘宁地区三叉格铜柄铁剑常见的蕈形或帽形首、格两侧无凸齿的作风完全不同[5]。据此可以认为，该件器物并非本地所流行的样式，其来源应从其他区域探求。

与张家崖村所出者形制、结构高度近同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区较为常见。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单位在此区域采集至少3件[6]；1978年茂县城关墓地出土6件[7]，2009年茂县城关粮站墓地出土1件[8]，仅茂县就出土有10件以上。除此以外，笔者所见茂县、汶川、理县各文博单位馆藏的同类型三叉格铜柄铁剑数量多达20余件。

岷江上游地区的四棱锥形首三叉格铜柄铁剑，根据剑格两侧尖刺发达程度的不同，可分二式。Ⅰ式：尖刺较细。如茂县城关AM9：13（图一，2），年代为战国晚期。Ⅱ式：尖刺发达，呈三角形（图一，3）。如茂县城关CM1：8，年代在西汉早期。以上铜柄铁剑均出土于石棺墓中，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9]，其形制演变轨迹清楚，数量较多且分布十分集中，可视为具有本区域风格的器物。宁夏固原张家崖村所出者，可划归第Ⅱ式，应为岷江上游地区传播而来。

图一 陇山地区出土西南文化因素铜器及对比材料

1-3.三叉格铜柄铁剑（固原张家崖村出土、茂县城关AM9：13、茂县城关CM1：8） 4、5.双耳铜矛（庆阳李沟出土、漳县墩坪M28：34） 6.柳叶形铜剑（甘谷毛家坪M2204：18）

陇山地区出土的西南文化因素器物

除张家崖村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外，陇山东西两翼地区还零星出土有一些自西南地区传播而来的铜器。根据其文化归属的不同，分别进行讨论。

甘肃庆阳李沟出土的1件铜矛（图一，4），矛叶呈尖叶状，最宽处居中，短骹，双弓形耳，骹部两面有相同的“蝉”、“手”等纹饰，骹口饰一周雷纹[10]。这类装饰“巴蜀符号”的双弓形耳短骹铜矛，为成都平原东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如京川饭店战国墓所出者[11]，纹饰、形制与庆阳李沟铜矛基本一致。甘肃漳县墩坪M28出土的1件铜矛（图一，5），矛叶呈柳叶形，短骹，两侧有半环耳[12]。同样的器物，在成都金沙遗址星河路M2722、商业街船棺葬一号棺均有出土[13]。甘肃境内两处出土巴蜀青铜器的地点，多伴有双鸟回首纹剑、泡饰、扣饰等典型北方系青铜器出土，或墓内可见大量殉牲，结合地望可确认其为东周西戎文化遗存。

陇山地区秦人墓葬中，也有自西南地区远距离传播而来的铜器。如甘谷毛家坪M2204：18柳叶形剑（图一，6），中脊隆起，茎部双穿在一条直线上，长度不足30厘米，与成都双元村M15：13[14]、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陪葬坑K1：19[15]相近。毛家坪M2204墓主为屈肢葬，椁室内隔出头箱，出土成组的青铜鼎、甗、盂、盘、匜等容器，系典型的秦文化墓葬[16]。

由此可见，东周时期以来在陇山地区杂处的西戎人群与秦人墓葬中，都有自西南地区“北向”传播而来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既有西南夷文化因素，也包含巴蜀文化因素，尽管数量不多，但地域特点鲜明，是西北、西南区域发生文化联系的重要物质载体。

沟通的路径——“河南道”及其早期基础

固原张家崖村出土具有岷江上游特点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清楚地表明陇山地区与岷江流域至迟在东周时期就已经产生文化往来。而庆阳李沟、漳县墩坪、甘谷毛家坪等地墓葬出土的巴蜀文化青铜器，似可进一步表明成都平原与甘宁地区也已经实现了文化上的沟通与联络。那么这些区域之间产生文化交流的路径如何？

郦道元《水经注》“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前361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17]”。瑕阳战国时属魏国，“青衣水”即岷江支流大渡河最大的一级支流青衣江。即是说，瑕阳人曾取道“岷山、青衣水”经秦国返回魏国。考诸当时列国的地理形势，魏国在秦之东，自青衣江、岷山一线北上渡过白龙江后，必然要向东穿越今陇南、宁夏南部一带才能前往。因此，陇山地区逾越松潘草原至岷江流域的通道早已形成，并为文献所记载。此通道的主体部分，亦即六朝时期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产生沟通联络的重要通道—“河南道”的“西蜀分支”，大体是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往北，经行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至白龙江上游支流包座河畔的卡坝[18]。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早期佛教或经由此途径传播而来[19]，粟特人亦沿此线路进入四川盆地后，顺长江而下进行商业贸易[20]。

实际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岷江上游地区就与陇山地区产生了文化联系。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有较为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遗存，茂县波西村试掘还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风格的彩陶缽、双唇小口瓶、尖底瓶、变体鸟纹内彩钵形器等遗物，江章华据此认为“岷江上游至少在庙底沟时期开始，就与甘肃地区的洮河、大夏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和白龙江诸流域的古文化几乎是同步发展”[21]。到夏商时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等都邑性遗址内出土具有齐家文化风格的玉琮、玉石璧，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玉璋、有领玉璧、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在陇西南地区都有相关发现。岷江上游地区是连通陇西南与成都平原两地的主要地理走廊，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对成都平原地区产生文化影响，并促使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发生巨变[22]。

由此可见，陇山地区与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至迟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建立，地处岷江下游的成都平原也由此地理通道实现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并长期持续至唐宋时期。

结语

自童恩正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理论以来[23]，中国北方与西南地区的文化联系就引起学界的持久关注。带柄铜镜、竿头饰、双圆饼首剑、T形茎首剑、三叉格剑、动物纹牌饰等一大批反映该地带内部文化与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遗物被辨识出来[24]。但已有研究揭露的大多是自北向南的影响与传播，反之则关注不多。固原张家崖村及附近区域出土的西南夷、巴蜀文化因素铜器，清楚地表明，古代西南民族的文化也曾经北向传播至陇山附近区域，而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形成的“岷江-陇山”通道，是这种双向互动的核心孔道之一，并一直持续至历史时期，成为“河南道”形成的早期基础。

（作者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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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苏奎、尹俊霞：《试析西南夷地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

[2]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第15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杨建华：《三叉式护手剑与中国西部文化交流的过程》，《考古》2010年第4期。

[4]张寅：《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研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秦出版社，2013年。

[5]杨建华、罗丰、周琪：《宁夏东周北方青铜器》第3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

[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7]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中国羌族博物馆：《四川茂县城关粮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1期。

[9]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第80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0]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11]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2期。

[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县文物管理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

[1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1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船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年第2期。

[15]茂县羌族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71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16]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沟西墓地2012-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

[17]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61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第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罗世平：《早期佛教进入巴蜀的途径——以摇钱树佛像为中心》，《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20]李哲瑞：《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追踪》，《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21]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22]朱乃诚：《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四川文物》2020年第1期。

[23]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第512、513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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