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欧丽娟新作，走近“诗圣”笔下的她者

许多人认识欧丽娟，是从她对《红楼梦》的深入解读开始的。

其实，除了《红楼梦》，唐诗与中国文学史也是她长期耕耘的研究领域，杜甫更是她反复探究的诗人。

近日，欧丽娟带来新作《她者：杜甫及唐代诗人的性别世界》，将目光投向唐诗中的女性。

欧丽娟教授的《红楼梦》与唐诗研究著作（部分），右下角是新作《她者：杜甫及唐代诗人的性别世界》。

从女儿、妻子，到寡妇、歌妓与神话中的女神，这些“她者”如何被诗人看见、理解与书写？那些动人的诗句，又寄托着怎样的情感与期待？

现代·蒋兆和《杜甫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杜甫为轴心，这本书将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唐诗世界，探寻深情与时代观念交织之下的女性形象，是一部带有女性关怀的唐诗研究著作。

跟随欧丽娟的解读，我们得以重新走近那些熟悉的诗篇，留意诗人目光中的“她”，也看到当时女性的处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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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读杜甫诗中的“她”？

欧老师指出，“重读文学史”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之一，即包含对文学史上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重新加以审视。

《她者》依此进路展开唐诗的性别研究，以杜甫为论述核心，并将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唐诗世界。杜甫不仅是探照剖析的聚焦所在，其承先启后的高度涵摄力，亦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六朝以迄晚唐诗歌的多面景深。

就承先的部分而言，杜甫诗中以慰情为主的弱女表述，以及身为“地母／神女”复合体的妻子形象，都可以溯及六朝的渊源。性质南辕北辙的陶渊明与宫体诗，分别沾溉或引导了杜甫的女性体验。

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之“采菊”，1650年；杜甫诗中以慰情为主的弱女表述，可以追溯至陶渊明等六朝诗人的书写。

就启后的部分而言，亲子关系题材的激增、女儿形象的延展定调、雄化女户等社会议题的浮现，则显示出杜甫的持续影响，形成了中晚唐乃至宋代崭新的书写轴线。

至于杜甫的女妓叙写，既承袭南朝以迄初盛唐一脉相承的赏玩心态，又添加了天宝盛衰的家国身世感怀。中晚唐诗人进一步以独特的视角转进新的局面，使包含琵琶女在内的女妓叙写得到扩大与深化。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局部）

因此，透过以杜甫为核心的研究，可以由轴入辐，呈现出唐诗中若干女性形象的深层风貌，并使之彼此对映参照。重读他笔下的“她者”，也就成为理解唐诗女性书写如何承继、变化与开拓的重要入口。

2

“二元”与“关联”：

中西性别意识的异同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参照系。但欧丽娟也提醒，中西文化性格及其派生的性别意识，存在着更深层的结构性差异。比较而言，西方文化及其性别意识较偏重“二元模式”的建构理路，中国文化及其性别意识则具备“关联模式”的特质。

绪论借助安乐哲等人的论述指出，西方的二元模式倾向于把男性与女性置于分类对立的基础上，将人的特征和性情分别归纳为男性的和女性的，彼此独立而不能妥协。在男性中心的价值系统中，阴柔的一方往往被置于负面、弱者的位置，人性的完善也容易被理解为“男性价值”的实现。

中国文化中的关联模式，则是一种建立在连续统一体之上的互相依存的范式。在有机的整体化宇宙中，不同性别被赋予不同的互补功能，期待彼此在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上相互作用。一旦发生男女性别冲突之时，儒家解决的方法有三层：功能分离，承认等级，以及理想化的告诫，即男人与女人彼此在他们的关系中融入爱与尊重。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局部。传统女性形象与伦理训诫密切相连，女性被期待在家庭关系中承担特定角色。

两种模式虽各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性别不平等是共同的事实，对结构差异的辨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唐诗中的女儿形象与女性教育观。

3

从家内到方外，

杜甫如何书写“她者”？

杜甫笔下的女性，从切身的家庭成员延伸至家外的边缘女性，又进入超越现实的神话世界。她们的身份虽各有不同，却往往被置于一定的伦理关系与性别秩序中。考察这些形象，也需要将男女两性的教育议题并列合观。

宋·佚名《戏婴图》（仿周昉），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图中展示了5个女子与7个幼孩嬉戏、为幼孩洗浴、穿衣的生活场景。

在男女有别、性别分工的传统思想基础上，杜甫因“人生贵是男”的性别价值观而倾力于儿子的教育雕琢。从命名取字、学习指导，到人格养成、事业成就与家国责任，他都赋予男性子裔高度的文化期许。

至于女儿的教育情况，则付诸阙如；“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的情感取向，使女儿呈现出扁平化的特点。在匿名的常态下，无论“幼女”“痴女”“病女”还是“饥女”，都反映出一种弱小的婴儿化形象。这种差异背后，是对男女不同人生道路的安排。

但杜甫笔下的女性，也并非始终只有单一面貌。妻子可以一身熔铸“地母”与“神女”的双重性：既处于妻职、母职构成的伦常秩序中，也成为两性关系中男性凝视的对象。不过，当诗人在夫妻的伦理关系中偶尔恢复对女性身体的感官书写，便会涉入齐梁宫体的笔触，产生“夫妻风怀”的特殊类型。

《捣练图》熨练局部，12世纪摹本。女性的劳动与家户职能，也是传统性别分工的重要一面。

对各种边缘女性的讨论，可以看见杜甫视“伦理”为社会良窳的考察基准。如此一来，杜甫主要是聚焦于女性的社会范畴，着重个人与外在世界互动的伦理层面与物质处境，而极少触及女性之心理范畴，对妻子、女儿如此，对边缘女性亦不能免；因而除了“故妻难及晨”之类的素描笔触外，无论是寡妻独妇之幽怨，还是青楼女性之悲苦，在杜诗中都较为罕见，而只能求诸中晚唐诗人的开拓。

至于女性神话人物，虽是充满虚拟幻想与心理投射的超越界存在，在杜甫浓厚的世俗人文主义精神之下，也大多成为现实世界的翻版复刻。西王母与杨贵妃的相互定义，展现了盛世不再之后的失乐园心理；嫦娥被诠释为伦常失序的寡居独妇，织女被引作婚姻道德的借形示范；巫山神女、山鬼、湘妃等，则成为诗人晚年客居异乡时的个人身世隐喻。

《嫦娥图》，佚名画家仿唐寅。在杜甫的神话书写中，嫦娥也被放入现实伦理的视野，成为寡居独妇的形象。

从家内到家外，从现世到方外，女性形象也映照着诗人的价值观与人生处境。全书揭示出一个深刻悖论：即使情感深挚如杜甫，其女性书写亦难以完全超越时代。

4

从女儿到琵琶女，

唐诗中的“她”怎样被塑造？

将视野由杜甫延伸至唐诗，可以发现唐诗中的女儿往往呈现出扁平化倾向。

她们在母性空间中娇憨可爱、任情遂性，既承担对双亲的情感慰藉功能，也是父母怜惜宠爱的结果。除少数诗人略及女儿名字之外，绝大多数诗篇中的女儿处于匿名状态。

从“女儿”到“女性”，又存在着人格发展与成长经验的本质性断裂。备受娇怜的掌上明珠，进入婚姻后却要承担人媳、人妻、人母等多重伦理责任。“内在痴幼／外在贞德”的矛盾所造成的心理冲击，鲜少进入诗人的关注。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家庭”场景，约6—8世纪；从女儿到人妻、人母，女性被赋予不同的家庭角色与伦理责任。

对《琵琶行》的分析，则呈现了中晚唐女妓书写转进的新局面。欧丽娟不仅追问“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等同意义，辨析作品的自传性，也分析琵琶女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在她看来，琵琶女缺乏自我实践所需的存在自觉与伦理抉择，与特殊的教育对待模式相互映照。

明代郭诩《琵琶行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也引出对琵琶女自身面貌与诗人自我投射的追问。

从女儿到琵琶女，这些形象并非客观重现的历史事实，而是经过取舍、筛选与重组的文化现象。解读诗人笔下的“她”，也就成为理解女性如何被塑造，以及男性如何借女性书写自身的重要路径。

欧丽娟老师的解读

是否让你对唐诗中的女性有了新的认识？

哪一首写到女性的唐诗曾让你印象深刻？

重读时你会留意哪些不同的细节？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阅读感受与喜欢的诗句，

一位优秀留言读者将获赠这本佳作。

以杜甫诗歌为轴心

辐射至唐代更广泛的诗歌传统

系统探讨男性诗人笔下的她者

乃至唐代性别世界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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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她者：杜甫及唐代诗人的性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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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唐诗中女性形象的深层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