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史记》中，读懂何为炎黄子孙

我们常自称“炎黄子孙”，这是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共识。但人们心中或许也有疑问：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是后世文化建构，还是有据可考的历史脉络？

10月7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以“炎黄子孙视角下的史记世家与列传——《血缘》《众生》刊行余墨”为题开展专题讲座，依托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通俗解读系列著作，梳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也解答了关于“炎黄子孙”这个概念的许多疑问。

以下据演讲实录整理。

一

《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将人而非神的中国历史起点，定在了黄帝时代，并记述了炎黄交战的远古故事。在本纪、世家前半部分和列传的个别汇传里，又将曾在中华大地活动的大姓贵族和特殊族群，都上溯至黄帝。《史记》的这一叙说，是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这一共识的重要文献源头之一。

以《史记》而论，开卷第一篇的《五帝本纪》是炎黄子孙说的文献基础。当然，其中炎黄二帝的地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黄帝位居五帝之首，而与黄帝在阪泉交战并最后战败的炎帝，在《史记》里的第一次出现则是没头没脑、毫无铺垫的。这导致后来的注释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炎帝就是神农氏。

相比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史记》三十世家的前半部分，即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的16篇，它们叙写的是到战国时代为止的历史上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早期的诸侯大姓正是靠世家这一特殊体裁，在上下数千年间，于血缘与地缘的复杂勾连中绵延，中华民族千回百转的融合之路，才能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排次一下这16篇世家可以发现，其中有九篇的祖上都出自周，且大多是周朝诸王的嫡系后裔。其中明言的有六篇七家，即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和弟弟仲雍（《吴太伯世家》），周武王弟弟周公旦（《鲁周公世家》），管叔鲜、蔡叔度（《管蔡世家》）和卫康叔（《卫康叔世家》），周武王儿子晋唐叔虞（《晋世家》），以及周厉王小儿子郑桓公友（《郑世家》）。其余三篇三家，燕召公以及魏、韩两国的先祖，都“与周同姓”，即都姓姬，所以也是跟周一脉相承的。

《周本纪》开头说周的始祖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据《五帝本纪》，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姜原之姜，《史记》则未说来源，但按照司马迁编纂《史记》的主要文献源之一《国语》所记，姜氏是炎帝系最初的姓，则周朝始祖的父亲是黄帝后裔，母亲是炎帝后裔，周王是正宗的炎黄子孙。而所有跟周有关的那十个贵族世家，他们也就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

剩下的七篇里，《陈杞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的始祖都姓陈，是“虞帝舜之后”。而据《五帝本纪》，黄帝生二子，次子昌意之子为颛顼，舜是颛顼的五世孙，则陈氏自然也是黄帝的直系之后。《越王勾践世家》里的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本纪》里明确说了，大禹是黄帝玄孙，所以也是直系。《宋微子世家》里的开山祖微子启，是商纣王庶出的哥哥。而按《殷本纪》，商的祖先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而帝喾如前所述是黄帝的曾孙。只有《赵世家》没有直接说始祖，说的是“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而照《秦本纪》的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里面没有讲到秦的男性祖先是谁，能够攀上黄帝系的，是颛顼的一个后代女性，这说明秦和赵跟黄帝可能也有一点血缘关系，只是关系比较远。

宋淳熙三年（1176）張杅桐川郡齋刻本《史记》的《五帝本纪》书影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二

《史记》三十世家前半部的这些记载，并不是司马迁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便明言，他主要是用“述而不作”的方法，整理了当时所存的历史资料，并为它们作了一个相对有逻辑的编排。

16篇世家中，事实上跟黄帝没有联系或联系存疑的只有两篇，就是《齐太公世家》和《楚世家》。

齐太公为大家所熟知的另一个称呼是姜太公。但在《齐太公世家》里，只记录了他的名字叫吕尚，号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姜字，也没明说他到底是哪家的后裔。不过《田敬仲完世家》里讲到四岳之后有姜姓，联系《国语》中有关炎黄二姓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齐太公吕尚，后来被叫作姜太公，应该是炎帝之后。但在整部《史记》里，炎帝好像在很多地方是尽量避开不讲的。何以如此，很值得探究。

楚国的来源也非常奇特。《史记·楚世家》开头本来写得非常清楚，“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而“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五帝本纪》）。依此说，则楚王一系一定也是炎黄子孙。战国时代的屈原，在自道身世的长诗《离骚》开头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同时也是在《楚世家》里，太史公又不止一次记录了楚王自称“我蛮夷也”的情形。

有一种说法是，在楚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编纂正统历史时，可能会往前再追溯一点，像屈原这样的楚国贵族也以此为荣。

《史记》里还有一篇列传涉及炎黄子孙问题，就是《匈奴列传》。从种族上讲，匈奴与华夏民族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整个《匈奴列传》里面记载的匈奴的习俗与华夏民族的习俗也完全不同。但是《匈奴列传》的第一句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如果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按照《夏本纪》的记载，那是从大禹那条线再分出来的，肯定也是黄帝后裔了。这也就成了后代质疑司马迁炎黄子孙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根据姚大力教授的研究，匈奴始祖的名字“淳维”，应该就是《匈奴列传》里经常出现的匈奴王名号“单于”的语音改写。而《匈奴列传》之所以把匈奴跟黄帝拉上关系，我们推测，司马迁应该是相信了这一种说法，或者他更愿意认可这种说法。当然现在的研究认为这种说法的真实程度比较低，这里可能有后来对它进行改作、再添加一些东西的情况存在。

三

在《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的《张说传》中，记录了一次很有意思的问答。

武则天向张说提问道：“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张说的回答也很有学问。他先说：“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再说“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下及两汉，人皆有姓”。这个最终获得武则天赞许的答案，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它一方面承认了相传已久的炎黄子孙说，另一方面又从历史的角度，把中国人姓氏分化增多的源流，讲得清楚扼要。

由张说的解释，我们再回看司马迁《五帝本纪》末的“太史公曰”，就有了特别的况味。太史公从自古以来学者多谈五帝，而唯独《尚书》只记载尧及以下历史人物的矛盾入手，把《史记》何以要以黄帝作开端的问题提了出来。

一方面，儒家系统之外的百家之言，虽然讲了很多黄帝的故事，但在他看来文辞不雅，无法让读书人信服。另一方面，儒家系统里《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等文献又经常被忽视。

好在司马迁是个行动派，他把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的可能“四至”都跑到了，并在各地采访有经验的老人。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些传说中真正跟史实相去不远的，是那些不脱离“古文”的部分。而司马迁笔下的“古文”，据王国维考证，主要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六国古文字。

所以在《五帝本纪》末“太史公曰”的最后，司马迁明确地表示，他整理相关文献和古老相传的故事时，是有所选择的，而选择标准，就是“其言尤雅者”。这里的雅，联系《五帝本纪》的正文看，不只是文辞典雅，还应该包括来源可靠和内涵正确。

从武则天与张说有关炎黄子孙的问答，以及司马迁对黄帝素材的组织与分析出发，结合《史记》世家、列传的相关记载，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于姓氏的基本理解，其实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

第一个方面是以《史记》三十世家前十六世家为基础的理念，它以中原地区为基础，是以周王朝的分封为基本代表的数支大型家族，这在司马迁的记载里面有相当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文化认同，就是我认同这个族，这个名，我跟着你干。这时就可能会发生攀附、赐姓、改姓等现象。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曾经有那么一些最主要的力量，它是真正地在炎黄子孙系统上的。

所以直到晚清，有人考证《百家姓》，结论是大部分华夏姓氏，都可以追溯到黄帝的姬姓和炎帝的姜姓两支上去。

在司马迁的时代，他尽其所能地找材料，且做了必要的甄别，他的相关工作是十分严肃的，也有非常深厚的文献传统能为其背书。就“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一说法而言，《史记》的中心部分，尤其三十世家前半部分，它一定有实际血缘传承作底子。但是当它慢慢扩大到西汉整个姓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文化上的意义。

《史记》当然是一部史书，但在西汉时代，它也不只是一部史书。司马迁是在通过历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想法。所以他特别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他所处理的问题，不是一个虚构问题，而是以汉朝的大一统为隐含主题的，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讲，从珍视民族历史源头的角度讲，对炎黄子孙这个说法的认同，不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感情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获得大部分人共同的情感认同，因此能凝聚成一股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历尽曲折，没有四分五裂，依然向前走的一种非常强盛的动力。

《血缘：〈史记〉的世家〉陈正宏 著 中华书局

《众生：〈史记〉的列传》 陈正宏 著 中华书局

原标题：《于《史记》中，读懂何为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