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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两件事,你品品是不是同一种毛病。
第一件。一个演员坠楼,警方通报排除了刑事嫌疑,家属也确认是饮酒意外。但网上不认。有人说“被大佬组局侵害后扔下楼”,有人说“母亲被控制了”,有人说“监控被人为毁坏,背后势力很大”。警方把三个主要造谣者抓了,通报写得清清楚楚,这些说法“均为谣言”。然后呢?然后那些传谣的人换了个平台,用谐音、倒图、表情符号继续传。他们不是在等证据。他们是在等一个符合自己预设的证据。等不到,就自己造一个。
第二件。一所大学开学典礼,白色椅背上贴了红色圆形标签,拼的是学校英文缩写和建校年份的图案。有人一拍脑袋:这像日本国旗。于是“媚日”“被间谍渗透”“汉奸”的帽子飞过来,学校扛不住压力,公开道歉。一个分类标签,被一群人的联想能力升级成了民族耻辱。标签是红的,圆的是红的,圆的是日本国旗,所以你是媚日。这个推理链条,从头到尾没有一步需要证据。
这两件事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场里,一边是“我怀疑一切官方说法”的阴谋论者,一边是“我看见符号就冲锋”的狂热者。看起来针锋相对,骨子里是同一种东西:他们把“相信什么”这件事,当成了一道可以跳步的判断题。证据太慢了,核实太累了,逻辑链条太长了。跳过去,直接落在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结论上,多省事。
省下来的成本去了哪里?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苦难。
阴谋论者省掉了查证的时间,换来的是什么呢?于朦胧案里造谣的郑姓女网民、袁姓女网民,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AI合成“运动员向裁判行贿”视频的韩某,被刑事强制措施。伪造“人民网评论”给偶像站台的粉丝,伪造的是权威媒体的公信力,透支的是自己圈子的信用。他们觉得自己在“揭露真相”,但他们拿不出任何经得起检验的东西。他们的“真相”只存在于下一个更耸动的标题里。一旦没有新的阴谋可以消费,他们就陷入了必须不断制造敌人的循环,因为他们的认知模式需要敌人来运转。
狂热者省掉了思考的麻烦,换来的是什么呢?武汉大学道歉了,椅子换了,然后呢?然后那些冲锋的人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一个“胜利”,但这个胜利的实质是:以后任何一所学校搞活动,贴个圆形标签之前都得先想想“会不会被联想成什么”。公共空间被压缩了,正常的符号使用被审查了,而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赢的那场仗,打赢的对象是一张标签纸。下一场呢?再找一张纸。
伪史论者是同一个逻辑的另一个版本。它“不靠证据说话,而靠‘颠覆’取胜:结论越惊人越像真相,反对方的考据越扎实反倒被指责不说人话”。他们省掉了读文献、查考古、做论证的全部成本,换来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但这个幻觉是有代价的。当“不必讲道理”变成习惯,这个习惯不会只停留在古希腊。它会掉头指向你自己的历史,指向你脚下站的那块地。回旋镖扔出去的时候瞄准的是别人,飞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接得住。
你可能会说,这些人是不是被生活压得太狠了,才在网上找出口?也许是。但认知这件事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不问你为什么错,它只结算你错了之后要付的账。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会把自己带进什么样的坑,以及掉进坑里之后,他会把坑挖得更深,还是爬出来。
阴谋论者被强制措施,狂热者制造完一场猎巫之后公共空间又窄了一寸,伪史论者把“不讲道理”练成了本能然后反噬自身。这些苦难不是别人施加给他们的惩罚。这是他们自己那套认知方式的出厂设置,运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系统故障。
最让人无话可说的,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你拿出警方通报,他们说“背后有势力”。你拿出设计说明,他们说“你在洗地”。你拿出文献考据,他们说“你被学术界洗脑了”。他们的认知闭环里有一个万能补丁:所有反驳我的东西,恰好证明了我的正确。这个补丁一打上去,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但也永远停在了原地。
真正的清醒是痛苦的。它要求你在看到一个符合你直觉的结论时,先问一句“证据呢”。它要求你在看到一张让你愤怒的图片时,先停三秒,想想这张图有没有上下文。它要求你承认自己可能错了,承认世界比口号复杂,承认“我觉得”和“事实是”之间隔着一条需要走过去的路。这条路学校没教,算法不推,但它是一个人把自己从坑里拉出来的唯一一根绳子。
很多人宁愿在坑里骂绳子,也不愿意伸手去抓。他们觉得抓绳子是一种屈服,骂绳子是一种骨气。那就继续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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