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惜哉！徐永昌多次评价白崇禧有才有用，但始终认定白心不纯，缺乏大智慧！

1948年5月17日，徐永昌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对白崇禧的评价：“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惜哉。”

当时，白崇禧刚被从国防部长任上挪开，蒋介石要让何应钦接国防部，把白崇禧转去做参谋总长，或者外放华中。

徐永昌的看法很鲜明：白崇禧是“有用”的，蒋偏偏不用他，把他晾起来，是可惜的。

但“有用”不等于“可信”，更不等于“可托大事”。徐永昌做了将近八年的军令部长，从抗战到内战，跟白崇禧在军委会的会报桌上面对面坐了无数次，白崇禧的作战方案他要看，白崇禧的豪言壮语他要听，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拍了胸脯之后转身又做了些什么，他全部记在了日记里。

所以，他对白崇禧的判断，并不是一句“好”或者“坏”能够概括的。

徐永昌对白崇禧的军事才具，确有几分真心的看重。

《白崇禧大传》里引过徐永昌一句话：“时下有资格军人，其胆识无逾白健生者。”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徐永昌自己是晋绥军出身，在军令部长的位置上见过各路将领的斤两，能让他说“胆识无逾白健生”，说明白崇禧身上确实有让人服气的东西。

同书还引了徐永昌日记里另一句：“健生记忆力强，长于演说，难得之才。”记忆力强、会讲话，放在别人身上不过是聪明人的点缀，但放在白崇禧身上，配合他那套纵横捭阖的做派，就成了徐永昌不得不承认的一种本事。

但“有本事”和“靠得住”在徐永昌那里是两个概念。

1937年12月26日，南京已经丢了，第五战区正在布防，白崇禧跟徐永昌谈对李宗仁作战方案的看法，主张“不主德邻力战，以为在一地纵力战亦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预留游击之力量得计”。

这话从战术上讲不是没有道理，可在那个节点上，徐永昌听出来了不一样的味道。同一天，程潜也从第一战区来电，怕这怕那，要把主力往后方撤。

徐永昌在日记里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了一句：“白固胜程矣。”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白崇禧比程潜高明，可紧接着的潜台词是：两个人都把“保存力量”摆在了“守住”的前面。徐永昌真正介意的是，白崇禧身为副参谋总长，替李宗仁出的主意首先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留后手。这种“聪明”，在徐永昌的秤上，是要打折扣的。

到了1944年桂林防卫那一段，徐永昌日记里的白崇禧就不仅是“聪明打折”的问题了。

作为军令部长，徐永昌全程参加了军委会关于桂林防御的历次会报，白崇禧的态度变化他看得清清楚楚。

6月初长衡会战正紧，白崇禧在会上“力主放弃长、衡间之拼命抵抗，速着手桂林之防卫战”，要把已经到了衡阳的部队往桂林调。

徐永昌不同意，主张在长衡正面继续持久抵抗，两翼相机决战，两个人“争的面红耳赤”。这不是一般的作战分歧。

徐永昌的判断有敌情依据，白崇禧的收缩方案当然也有他的逻辑，可接下来的事情走向让徐永昌不能不往深处想。

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拍了胸脯，“请增兵桂林，担保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可开出的条件让后勤部吃不消，“步、机枪弹要七千万”，而常德保卫战全部消耗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颗。到了10月底，白崇禧忽然又来找徐永昌，说守桂林“太无意义，徒事牺牲而已”，并且告诉徐，他已经把原定守桂林的“有力两师及31A一师”调往柳州了。

徐永昌追问桂林守备到底怎么样，白的回答是“两个月总可以”。

同一个白健生，几个月前说“担保三、四个月”，几个月后先把部队调走，再说“两个月总可以”。徐永昌在日记里记下这些，用的词是“立场变化多端，用心幽微莫测”。这不是作战判断的修正，这是一场用桂林城做筹码的算计，而徐永昌坐在离蒋介石不远的位置上，对这些算计看得非常清楚。

更能说明徐永昌对白崇禧“聪明”性质判断的，是1946年四平战后那桩“苏军便衣队”的公案。

白崇禧在东北督战，事后回忆说苏联派了六千便衣队进长春，他要打，蒋介石不让，所以他“坚持继续北上”才被调回南京。

徐永昌听到这个说法，对部下只丢了一句话：“白崇禧就会吹牛皮，长春哪里有6000苏军便衣队？”

在徐永昌的日记里，四平之后长春的局面靠的是对方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泄露情报，跟什么“苏军便衣队”没有关系。白崇禧把没能“一蹴而就”拿下东北的责任全部推给蒋介石怕苏联、怕马歇尔，把自己打扮成唯一主张穷追的人，徐永昌不吃这一套。

他看得很清楚：白的“胆识”在需要向上面要权、向下面表功的时候，会膨胀成一套绘声绘色的说辞，而这套说辞的关键事实是经不起核对的。

徐永昌对白崇禧多有冷峻的批评，并非是瞧不上，而是他对白的才具有一份同行的认可。

1949年4月22日，南京撤守前夕，何应钦从杭州回来，饭桌上说起白崇禧建议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作战，何应钦还在犹豫“指挥作战可，何必兼部”，徐永昌在旁边“劝之勉为其难”。

在这个节骨眼上，白崇禧出的主意徐永昌是附议的。他不是逢白必反。他觉得白崇禧在军事上看得见事情该怎么做，问题在于白崇禧每做一件事，身后都拖着一条桂系的影子，拖着李宗仁，拖着广西，拖着他自己在那盘棋里的位置。

徐永昌在1948年那句“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惋惜的是才具被闲置；可反过来想，蒋介石为什么宁可把“有用之白”放着不用，徐永昌心里未必没有答案。

所以，回到“不乏小聪明，缺乏大智慧”这句被广泛归到徐永昌名下的对白评语，它是不是徐永昌日记里的原话，需要谨慎对待。但这句话之所以流传得开，是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徐永昌对白崇禧那种“才够用而心不纯”的观感。

白崇禧的“小聪明”，徐永昌是承认的：记忆力强，会讲话，战役层面拿得出方案，关键时刻敢拍胸脯。

可“大智慧”在徐永昌那里意味着另一样东西：在全局快要塌下来的时候，知道什么账不能算，什么筹码不能拿。

白崇禧在桂林把城防部队调走的那一刻，在四平战后编造“六千便衣队”的那一刻，在每一次把桂系的存续放在战局之上来盘算的那一刻，徐永昌看到的都是一个聪明人把聪明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