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晚年，张学良在美国女儿和女婿陪同下，来到于凤至墓前。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四个字，他久久没有说话，随后流下眼泪，低声道：“此生无憾事，唯负此一人。”
这句话，或许比任何解释都更能说明两人一生的关系。他们的婚姻始于父母之命，张学良年轻时未必甘愿，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得到于凤至的守候。尤其是1937年溪口重逢，改变了这段婚姻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随即失去自由。此后，他受到审判，并被长期严密看管。对外界而言，他仍是声名显赫的少帅；对他本人来说，却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自行决定去留的人。
当时，经过审查的信件还可以寄出。张学良曾写信给于凤至，信中流露出明显的劝阻之意。他大概清楚，自己身陷困境，妻子一旦前来，也可能被卷入这场复杂的局面。
于凤至读完信，却没有按丈夫的意思留在国外。她生气，不是因为张学良不愿她来，而是因为在丈夫最孤单的时候，他竟然还想着把她推开。夫妻之间的许多话，往往不是写在信纸上的那些，而是藏在没有说出口的担心里。
1937年初，张学良被押往浙江奉化溪口。这里是蒋介石的故乡，山水幽静，交通相对闭塞，便于看管。张学良先住在武岭学校一带，后来又被转移到雪窦山附近，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溪口风景确实清幽。蒋介石在《武岭乐亭记》中曾描写武岭景色，雪窦山也因瀑布、峰峦和古寺闻名。可对张学良而言，山色越安静，心里的声音反而越响。
他放不下西安的局势，也放不下东北军的前途。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内部承受着巨大压力，许多官兵的去向和命运，都牵动着张学良的心。人在深山，思绪却始终停留在那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上。
据相关回忆，张学良曾因长期压抑而要求外出散步。刘乙光负责看管他，面对这位昔日的“副座”，说话仍保留着几分礼数。
“我要出去，闷得受不了了！”
刘乙光回答：“副座，外面正在下雨。”
张学良反问：“难道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
刘乙光没有正面争辩，只说：“带您去见一个人。”
那个人，正是于凤至。
房门打开时，张学良看见了久别的妻子，一时几乎不敢相信。于凤至也认出了丈夫，却发现眼前的张学良面容憔悴，神情疲惫，和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帅判若两人。
张学良脱口喊了一声“大姐”。这是他对妻子的旧称，也带着两人多年相处形成的亲近。随后，他埋怨于凤至为何要来，甚至说自己已经写过信，劝她不要到这个地方。
于凤至没有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她看过信，心中有气，便直接问道：“你受了难，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受罪？”
这句带着东北口音的话，分量并不轻。她不是来游山，也不是来做客，更不是为了博取什么名声，而是决定陪丈夫共同面对眼前的处境。
两人的婚姻，起点并不浪漫。1908年前后，张作霖在郑家屯、洮南一带驻防，与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相识并结为亲交。于凤至聪慧能干，张作霖很是欣赏，后来便有意促成她与张学良的婚事。
1916年8月，张学良与于凤至成婚。当时张学良15岁，于凤至19岁。年龄相差不大，但两人的性情和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张学良后来身处军政风云中心，于凤至则更多承担了维系家庭、处理内外关系的责任。
她并非只会守在家中的传统女性。于凤至受过良好教育，处事精明，交际能力很强，与宋氏姐妹关系密切，在张家和社会交往中都颇有分量。张学良在外奔波时，许多家庭事务和人情往来，往往由她出面处理。
也正因如此，溪口的这次见面才格外不同。一个曾经替丈夫打理家庭、应对复杂关系的女人，此时跨越重洋而来，却没有办法替他解除软禁；她能做的，只是留在附近，尽可能让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困境吓退。
张学良后来的人生仍有漫长的幽禁岁月，于凤至也经历了疾病、分离和生活变故。两人之间是否始终存在浓烈爱情，外人很难替他们下结论。但在溪口那间屋子里，于凤至作出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楚：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后，她没有把这段婚姻也一并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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