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秋，北京，七十七岁的李默庵参加纪念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活动。宴席间，邓颖超握住他的手，向在场的人介绍这位阔别故土多年的黄埔同学。听到“周总理一直很关心你”，李默庵低下头说：“我回来迟了，再也见不到总理了，学生愧对老师的教诲。”
这句话背后，牵着一段复杂的人生。李默庵曾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看重的学生；他参加过内战中的对抗，也在抗战时期同共产党方面有过合作。身份几度变化，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当年为什么离开共产党？
1924年，李默庵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家境贫寒的他格外刻苦，起初并不是校园里最显眼的人物，却很快引起周恩来注意。周恩来当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重视这个勤奋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还曾让陈赓接近并帮助他。
陈赓对他说过：“要做真正的革命军人，就要加入真正的革命党。”李默庵接受了这一建议，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调到军校政治部工作。那段经历，使他与周恩来建立了师生关系，也埋下了日后多年牵挂的伏笔。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迅速紧张。第一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李默庵当时担任第二十师第六十团党代表。关于他脱党的具体经过，周恩来、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较为明确：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李默庵没有继续同党组织保持联系，最终成为退出者之一。
李默庵晚年解释，自己当时多次缺席党小组会议，既有军务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也有对组织批评不服气的因素。党组织认为他纪律松弛，他却觉得所受指责过重。争执没有得到妥善化解，随着局势变化，联系逐渐中断，脱党也就成了事实。
周恩来对此一直难以释怀。1943年，他在重庆一次干部学习会上提到李默庵，说他是那批退出者中最早的一个。话语不长，却说明这位老师对学生的失望并未随着岁月消散。
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师生再次相逢，关系并非只有隔阂。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曾主动看望李默庵。李默庵客气地说，学生本应前去拜见老师。周恩来回答：“黄埔师生本一家，不必多礼。”
谈话间，周恩来提起李默庵写过的一句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这句诗写于1933年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期间，李默庵因同室操戈而感到沉重。周恩来告诉他，红军曾从电报中看到这句诗，因为写得形象，便记了下来。往事被轻轻点破，李默庵一时无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在民族大义面前出现过合作。忻口会战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准备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李默庵所部承担了相应的配合作用。后来，他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职时，还主张吸收八路军的游击战经验，培养抗日基层指挥人员。
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所有问题上消除了分歧，却说明李默庵并非只会服从派系命令。他对日本侵略始终抱有强烈反感，对军队训练和战术也有自己的判断。抗战岁月，使这位国民党将领对共产党军队的组织能力和作战方式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1946年苏中战役中，李默庵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面对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国民党军占据部分城镇和交通线，却在多次交锋中付出较大伤亡。李默庵后来仍认为己方完成了夺取地盘、保障交通的任务，同时也承认粟裕以较小代价歼灭较多兵力，指挥艺术值得研究。
1948年，李默庵赴湖南任职。次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后，程潜、陈明仁等人同各方协商，他虽已不在核心决策位置，却对减少冲突、促成和平起到了一定作用。1949年8月，他在香港与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发表起义通电，此后拒绝前往台湾，也没有参加海外反共组织。
他没有立即回国。1951年，李默庵移居阿根廷，1964年又迁往美国，前后在海外生活三十年。期间，他发表文章谈论中国建设，也同宋希濂、侯镜如等黄埔同学联名呼吁促进国家统一。周恩来在生命晚期仍托人打听他的下落，遗憾的是，两位师生始终未能再次见面。
1981年，李默庵终于回到祖国。面对邓颖超，他没有为早年的选择辩解，也没有反复诉说个人遭际，只把一句迟到多年的自责留在席间。晚年，他整理自己的经历，联络黄埔同学，关心国家统一，直到去世前仍未放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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