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长征途中在陕南组建八支游击师，十一位师长的结局如何？

1935年2月，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红25军军部正在部署地方武装。吴焕先面对前来求见的阮英臣，没有把这支农民武装简单遣散，而是决定收编整训。几个月后，陕南山地出现八支游击师，留下十一位师长的不同命运。

这项安排有着很强的现实考量。红25军主力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创建根据地也不能只靠主力部队来回奔波。于是，红军把部分干部和战士分散出去，联合地方武装，依托山岭、村寨和群众，形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力量。

陈先瑞是最早承担这项任务的人之一。1934年冬，他在转战卢氏时负伤，吴焕先便让他带领红223团七连六十余人，组建鄂陕游击师。陈先瑞兼任师长、政委，边养伤边扩充队伍，很快把分散的地方力量组织起来。

红25军主力北上后，陈先瑞一度试图寻找主力，却逐渐发现，留在陕南才是更有利的选择。他把失散各部重新联络起来，后来合编为红74师，并担任师长。红74师在陕南坚持两年，发展到一千七百余人。陈先瑞后来成为开国中将，1996年逝世，享年82岁。

与他共同承担重任的方升普，经历同样惊险。1934年11月，他肺部中弹、两根肋骨受伤，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便在1935年4月出任豫陕游击师师长。郑位三等人负责地方工作，方升普带队活动，部队逐渐扩展到三百余人。

两支游击力量会合后，方升普改任红7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1年逝世，享年66岁。

八支队伍中，最能体现地方武装复杂性的，是第九路游击师。阮开科原本是山阳县大刀会头目，接受改编时声称部众很多，实际规模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庞大。红军干部李洪章担任政委，试图把这支队伍纳入统一指挥。

但阮开科与红军并非同一立场。他更看重扩充自身势力，作战态度始终消极。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远离陕南，敌军加紧围剿，阮开科选择投敌，李洪章遇害，吴林焕带队突围。这个结局，也说明收编地方武装并不等于完成思想整合。

第七路游击师的遭遇更为曲折。阮仕春原是当地农民武装首领，余德心带领红军干部前往工作后，将其改编为游击师。阮仕春负责带队，红军干部张祖祥担任政委，队伍一度达到二百余人，还袭击过国民党军队。

敌人随后使用离间办法，伪造策反信件。余德心误信消息，阮仕春和特务队长阮英元被错杀。余德心接任师长后，部队在围剿中损失严重，后来与第五路游击师会合。阮仕春属于被错误处理的地方骨干，余德心此后继续坚持斗争，但下落逐渐难以查考；副师长毛全秀后来因伤病回乡，又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第五路游击师的领导更换，也带有悲剧色彩。毛仪彬在1929年组织武装，1935年被红军改编，部队发展到二百余人。红25军主力离开后，他因纪律问题被错杀，排长孙光接任师长。

孙光缺乏独立指挥大部队的经验，部队在南羊山被围困数日。红225团原营长李学先帮助他重新组织突围，队伍付出较大伤亡后才冲出包围。孙光后来成为红74师的重要干部，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7年逝世，享年53岁。

第六路游击师成立于郧西二天门，叶忠让和萧大喜分别任正、副师长。1935年2月26日晚，部队攻打三天门民团据点，叶忠让中弹牺牲，萧大喜接替指挥。他善于利用山地周旋，队伍反而扩大到三百余人。

1936年4月下旬，红74师在漫川关附近作战，歼灭民团一百余人，缴获枪械六十余支，萧大喜却在战斗中牺牲。叶忠让和萧大喜，都是在陕南游击战中倒下的基层指挥员。

汪世才的部队也经历过骤然收缩。第3路游击师成立后，兵力曾达到二百余人，并在袁家沟战斗中配合红25军作战。主力北上后，叛变者杀害政委李志英，队伍被迫分散。到1935年12月与红74师会合时，汪世才身边只剩十多人。

他后来担任红74师团级干部。1946年7月中原突围，汪世才率部在赵川前坡岭阻击敌军十九小时，掩护主力转移，自己中弹牺牲，年仅35岁。

阮英臣的结局同样令人惋惜。他原有八十余人的武装，接受红军改编后获得枪械和弹药，队伍扩大到三百余人。1935年6月，他率部配合红25军参加袁家沟战斗。后来因纪律问题，被错误处置，牺牲时只有29岁。

这些游击师并非一开始就具备正规军的完整条件，有的来自红军骨干，有的来自农民武装，还有的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正因如此，十一位师长的命运才出现巨大差异：陈先瑞、方升普、孙光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将领；汪世才、叶忠让、萧大喜等人在战斗中牺牲；阮英臣、毛仪彬、阮仕春遭遇错误处理；阮开科则选择了背叛。陕南山路留下的，不只是八支队伍的番号，还有一段在极端条件下反复重组、艰难延续的武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