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殖民文物、全球流通与文物归还：以纳芙缇缇半身像为例

纳芙缇缇半身像于1912年出土，1924年首次公开展出，已然成为获得全球公认的普世美的象征。这位古埃及王后究竟如何蜕变为现代审美标杆？为何她的影响力能够遍及德国、英国、巴西、埃及、孟加拉、美国这些审美传统迥异的地区？

时至今日，学界尚未真正研究过纳芙缇缇走向世界的完整历程。本文首次探讨纳芙缇缇声名远播的全球现象。这个故事既关乎文物所有权归属与文物归还的博弈，也展现全球化世界中相互角逐的审美标准。但意义不止于此：芙缇缇半身像在埃及被发掘，被转运至柏林的完整历程，呈现了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如何左右此类文物的获取；争夺纳芙缇缇符号的阐释权，本质上也是争夺现代性的定义权。

透过这一案例，我们得以审视殖民主义、文物全球流通与当代文物归还争议三者交织的历史。当该议题像被置于帝国知识生产、博物馆运营范式与文化声望构建的宏大脉络中探讨时，我们得以窥视当下日益高涨的文物归还诉求面临的困难与争议——这场争议不仅关乎法律层面的所有权归属，更关乎历史正义以及全球文化等级秩序的重构。

全球文物归还

文物归还是今天全球正义、殖民主义责任辩论中的大题目。面对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有一些著名对象长期处于争论中心：如19世纪初被英国窃走的帕特农大理石、迈索尔统治者蒂普苏丹的木虎——后者曾与英国进行三场血腥战争，现藏于维也纳博物馆的蒙特祖马的羽毛头饰，再比如圆明园十二兽首。

2018年爆发了有关文物归还的政治大辩论。这一年，塞内加尔的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和法国的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 Savoy)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提交了一份关于非洲文化遗产归还的著名报告（即“萨尔-萨瓦报告”）。他们的报告声称：90%甚至更多非洲艺术对象或物品已经不在非洲大陆——这些都是殖民主义的“结果”。为了纠正这种不正义，法国已开始归还少量物件。德国也在2023年决定把贝宁青铜归还尼日利亚，但这次归还在两国都充满争议。这些事件反映了过去五年左右关于殖民掠夺、殖民获取与文物归还新思维。但纳芙缇缇显然还没有被列入文物归还的日程中。

这是一张2023—24年的竞选海报，上面写着：“感谢上帝，我是德国人。”因为在德国，多数人认为纳芙缇缇实际上是德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一件从埃及取走的物品。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件物品特殊？为什么对它的辩论如此不同？甚至它的归还不被列入讨论议程？

通常，文物归还辩论关注获取条件：这些物件是合法到达德国、法国、英国的吗？合法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即便按照当时法律是合法获取的，仍然要问：它是否正当？从道德上说，即使物件转移符合当时法律，这些法律是在殖民主义、权力不对等体制下制定的，那么问题究竟是合法性，还是当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这是通常的大辩论，但还有三个更深的问题。

第一，归还应当追溯多远？在德国，共识是纳粹掠夺或取走的物件都应归还。但如果追溯到19世纪，争议就大得多。再往前到早期现代、中世纪，就更加暧昧。我们要用什么逻辑去纠正历史不正义？第二，谁为古代对象提出主张？以古埃及为例，今天的民族国家埃及与古埃及之间的联系是建构的！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发明。印度作为民族国家与迈索尔公国之间的联系也是建构的，因此这中间的连续性在哪里？谁代表？谁提出主张？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观念、人口全球流动的时代。全球化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那么，当其他一切都在移动时，物件是否应当留在原地、留在起源地？这些都是这一讨论中的大问题。

纳芙缇缇的发现、诠释与风靡

2018年，歌手碧昂丝在科切拉音乐节上打扮成纳芙缇缇，戴着标志性的头饰。她长期迷恋古埃及，尤其是纳芙缇缇，把她视为女性赋权和黑权的典范。碧昂丝本人曾到柏林博物馆看这件半身像。她还推出过带有纳芙缇缇设计的服装。在Instagram上，碧昂丝和纳芙缇缇的形象合成在一起。

几年前，碧昂丝还去过埃及，由埃及文物负责人扎希·哈瓦斯（Zahi Hawass）带领参观古迹。两人一度似乎共享一个议程：批评欧洲或西方对纳芙缇缇的挪用。但不久两人闹翻。哈瓦斯把碧昂丝赶出了埃及，觉得她无礼，认为真正的名人是自己，而不是这位美国歌手。但个人冲突背后有更深的冲突：对碧昂丝来说，纳芙缇缇是非裔美国人遗产的一部分，连接着黑人非洲；对哈瓦斯来说，埃及和埃及文明与黑人非洲无关，他认为碧昂丝的做法是文化挪用。所以，围绕这件半身像真正意义的争夺，是整件事的核心。

碧昂丝与扎希·哈瓦斯，2009

纳芙缇缇半身像在1912年被发现，制作于三千多年前，埋在沙中三千多年。它由德国考古队发现，通常被归功于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Ludwig Borchardt）——他在开罗的扎马雷克岛（Zamalek）工作室工作。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他被宣扬为发现纳芙缇缇的人。德国媒体当时也这样看。但这是对历史的彻底美化。真正的发掘有数百人参与，阿马尔纳的发掘现场大约有400到500人。所谓“唯一发现者”本身是一种“圣徒传记”。

1912年，纳芙缇缇像被发现。

当德国队第一次看到半身像时，他们立刻知道这是惊人发现。发掘日记里有一张小图，博尔夏特写道：“它太美了，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你必须亲眼看看”。1912年的大辩论是：物件该去哪里？它在埃及发现，但是由德国考古队发现。当时法律规定，一半发现留在埃及，一半归德国，但这本身就是殖民法律。埃及是殖民地，它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从1882年起就是英国殖民地。如果德国人在法国或希腊发掘，他们一件也带不走。因此这些法律反映当时的权力不对称。无论哪支队伍发掘，都能带走一半发现。那么，为什么这件半身像去了柏林而不是留在开罗，争论很大。埃及方面称博尔夏特欺骗了埃及，德国人则坚持声称分配合法。最终，这件半身像最终于在1912年送往德国柏林。博尔夏特知道埃及人不情愿，因此他坚持不展出，他知道一旦公开展出，埃及人就会要求归还。后来事情也正是照此发展。

纳芙缇缇是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妻子。他们不是普通的法老和妻子，而是处在埃及历史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即阿马尔纳革命。这位新法老决定把首都从底比斯迁到阿马尔纳。阿马尔纳原本什么都没有，他们从零建起新都，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场改革中，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决定废除埃及人崇拜的众多神祇，废除多神教，只设立一个神：太阳圆盘阿顿。这一改革意味着许多祭司失业，旧神庙部分被毁或关闭，围绕神庙的节日被废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芝加哥大学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称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神教的开始，是宗教或世界文化史的激进断裂。在下面的这幅著名浮雕上，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与孩子在一起，太阳圆盘和光芒照耀他们。这是新信仰体系的“神圣三位一体”。

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

布雷斯特德还有第二个论点：阿肯那顿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这类说法要保留态度。“个体”在过去几百年里被发明了很多次。但要点是，据世纪之交的专家说，阿马尔纳艺术与以前不同，主要在于个人被描绘为个人，而不仅是类型。阿肯那顿不只是法老，而是特定的阿肯那顿；某个书吏不只是官员，而是特定的人；从类型到个体的转变，被这些专家视为文化史的新开端。所以一神教和个人主义，几乎就是现代性。19世纪前后的观念是：纳芙缇缇和阿肯那顿代表三千多年前现代性的开端。

但他们的统治持续不过15年。统治结束后，阿马尔纳整场革命被撤销。太阳圆盘崇拜被禁止，旧神回归，神庙重开，祭司复职。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的记忆几乎被彻底摧毁。王表中本应有阿肯那顿的记述，但他被抹除。三千多年里，无论在埃及还是其他地方，都没人知道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的存在，直到19世纪半身像的发现。

1924年，半身像第一次展出。柏林博物馆首次公开展示阿马尔纳物件，包括纳芙缇缇。物件本身已存在三千多年，但它的社会生命只有100年。此前没人见过它。所以从很多意义上说，它是一件100年的物件。1922年，英国人发掘了图坦卡蒙墓，引发全球媒体轰动，新闻迅速传遍世界。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制造了1920年代的“埃及热”。英国人展示了他们考古成就后，正是在此背景下，德国人也迫不及待地把纳芙缇缇公之于众。

1924年，纳芙缇缇半身像公开展出，柏林公众立刻将它视为馆藏至宝。她就被赞美为美的化身——名字本意便是“美人已然降临”。博尔夏特盛赞这张面孔是“沉静与完美比例的典范”，公众反响如出一辙。纳芙缇缇总是被描述为“神圣绝美的女人”，“容貌出众，眼大眸长，嘴唇高傲，脖颈如羚羊”，几乎所有描述都离不开“美”这个字眼。

纳芙缇缇迅速成为偶像，大量戏剧、美术、小说都以她为题材，阿加莎·克里斯蒂、托马斯·曼都曾书写她。极高的人气让纳芙缇缇变成一块“幕布”，不同群体都可以把自身想象投射其上。一层身份是古埃及王后；另一层，她对不同人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文化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在经典研究中提出欧洲中世纪建国理念：“国王的两个身体”——国王既是会死亡的个体，也是超越时间行使权威的制度化身。与之相似，纳芙缇缇半身像，既是古王后本人，又是二十世纪的符号偶像，可以为各式各样诉求赋予王权光环与明星气质。

德国人为什么迷恋这件物品的美？原因有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件半身像所代表的特定女性气质，非常契合1920年代欧洲关于女性的新观念。那是新女性、现代女孩的时代：短发、中性外貌、苗条身材。这让纳芙缇缇看起来几乎像当代人。事实上，她有时被比作1920年代电影明星葛丽泰·嘉宝。纳芙缇缇有嘉宝式的外貌，看起来和电影明星一样现代。如果波提切利发现纳芙缇缇，也许不会这么迷恋，鲁本斯也不会。但在1920年代，这件物品非常符合时代美学。报纸写道：我们今天欣赏的类型，与古埃及欣赏的美的标准非常接近。1920年代的美的标准与第十八王朝埃及相同，这让许多观察者惊讶。

纳芙缇缇半身像迅即成为一尊偶像。在此语境中，“偶像”意指一种符号载体，各种彼此迥异的解释均可被投射于其上。对纳芙缇缇形象最普遍的挪用发生在商业营销领域。室内设计、服饰珠宝纷纷添加埃及元素，商人迎合消费者的东方主义想象。两次大战之间的“摩登女郎”群体，把埃及元素当作炫耀式消费符号。人们赞美古埃及身体护理技艺，宣称“这种精致水准直到当代才再度重现”，借用王后形象推销香粉、精油、香皂等化妆品。它被纳入化妆品与美容观念；今日甚至存在一种名为“纳芙缇缇提拉”的美容外科手术。它也出现在各类广告中，如烟草广告。

此外，它还被女性主义者挪用。1920年代，《纽约时报》即曾写道，纳芙缇缇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义者，理由在于她身为女王。今日许多女性主义者未必会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的标志；然而，这仍不失为该半身像被挪用的一种方式。

此外，纳芙缇缇还被用于服务不同的政治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借之服务于自身目的。更令人惊异的是，纳粹右翼同样加以利用。1930年代，数位纳粹作者撰写以纳芙缇缇为题材的小说，在德国拥有大量读者。尤为悖谬的是，他们将这位埃及女王挪用为雅利安人，此一做法颇具反直觉性。1930年代德国亦有人认为，纳芙缇缇不应被纳入纳粹意识形态，德国人理应崇奉真正的德国女性，例如瑙姆堡的乌塔（Uta），后者为13世纪德国教堂中的人物。有人曾写道：与这些杰作相比，纳芙缇缇不过是一外来物。此说折射出纳粹时代的排外心态。他们声称，乌塔并不像其异国邻人那样公开展示性感。此类尝试意在贬抑对纳芙缇缇的热情，并凸显所谓真正纯洁的德国美学，但未能广泛流行。不过，多数涉及或书写纳芙缇缇者，仍将她视为纳粹观念的先声。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作家利用这个形象宣扬意识形态。最极端的版本之一是一位叫萨维特里·黛维（Savitri Devi）的女性。她生于法国，后移居印度，1930年代成为希特勒政权的支持者，为纳粹做间谍。战后她继续宣传纳粹意识形态。她写了一本献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书，称他为“我们时代的神样个体”，并说这是“永恒而不渝的爱与忠诚的致敬”。她写了五本关于纳芙缇缇和阿肯那顿的书，试图把纳粹意识形态与埃及先例联系起来。她书中借用纳芙缇缇作为人物说话：“几个世纪，也许几千年，他可能被遗忘，但有一天他荣耀的日子会来临，一个新时代会开始。”这里的“他”一方面指阿肯那顿，被遗忘几千年，但他的文化革命会被重新发现；另一方面也指希特勒，会被遗忘，但会复活。

与此同时，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把古埃及视作纳粹摧残西方文明黑暗时代里的希望灯塔——他把他的古埃及故事《约瑟夫四部曲》，背景设在纳芙缇缇宫廷，试图想象一个更民主的反例，对抗纳粹统治。

战后，德国人涌向纳芙缇缇展览。1950年代的照片里，年轻德国人看着这件无妥协之美的物品，借此忘记纳粹统治和战争的可怕岁月，期冀另一种未来。德国人继续在纳芙缇缇中发现自己。

1951年民众参观纳芙缇缇

2009年，前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来参观纳芙缇缇。

德国政府专门发行纳芙缇缇邮票，以此说明这是德国官方文化遗产。

2010年，柏林曾专门用纳芙缇缇做海报宣传——“柏林是拥有最美移民的城市”。

纳芙缇缇、埃及与现代性

纳芙缇缇的半身像一经展出，埃及和埃及政府就开始要求归还，主张其所有权。1920年代，德国杂志有一幅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漫画，画中埃及国王福阿德试图把物件引诱回埃及。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对埃及人来说，现代埃及与古代过去的联系并不能被理所当然地接受。正如学者埃利奥特·科拉（Elliott Colla）等人所解释，直到19世纪中叶，埃及并不真正存在古代与现代埃及民族连续性的观念。事实上恰恰相反。古埃及是非伊斯兰社会，是异教社会，没有真正联系。如果一定说有什么，那就是——古埃及的历史证明了：“如果你不信安拉，你的文明就会消失，只留下废墟”。因此古埃及与伊斯兰埃及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通过19世纪现代民族运动——先反奥斯曼，后反英国，回溯古代、为现代民族动员——古埃及才变得重要。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威尔第为埃及统治者创作的《阿依达》歌剧，1870年代初，人们象征性地把强大的现代埃及民族与古代过去搬上舞台。换句话说，古埃及与现代民族之间的联系，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是“被发明的传统”。但这是非常强大的发明。这意味着1920年代埃及人当然认为纳芙缇缇是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埃及国王福阿德遂赴德国，与德国总统兴登堡就纳芙缇缇半身像的归还问题进行交涉。就德方立场而言，其在1920年代确曾一度倾向归还。德方曾以“为何不可？”回应，并就此征询专家、考古学家及埃及学家的意见。埃方则提出一项交换方案：以另一件重要雕像相交换，以换取纳芙缇缇半身像。几乎所有德国专家均赞同交换。尽管纳芙缇缇半身像可能更具公众吸引力，但在专家看来，另一件拉内费尔（Ranefer）雕像显然更为重要。最终，德国亦基于外交考量决定作出让步。德国报界甚至宣称，纳芙缇缇即将离德返埃。然而，相关报道刊布后，引发公众强烈抗议，并促成大规模游行活动。最终，公众舆论促使普鲁士政府中止该项交换。此后，该半身像长期保存于德国。

“Nefertiti is leaving us”1930年5月4日德国报刊

在埃及，纳芙缇缇被视为民族象征。德国仅有一张邮票，埃及有数百张邮票，他们把纳芙缇缇视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1960年代的一张图像——纳芙缇缇被设计成缝纫机的标牌。这是纳芙缇缇进入普通埃及家庭的标志。纳芙缇缇在这里把埃及现代化与古代遗产联系起来。此后，古代遗产被埃及政府使用，最壮观的是2021年的“法老金色游行”。埃及政府把23位法老遗骸放在车上，在城市中游行，从一个博物馆转移到另一个博物馆。总统塞西说：这一庄严场景证明埃及人民的伟大，他们是这一独特文明的守护者，这一文明深入历史深处。最近，大埃及博物馆开幕，归还纳芙缇缇的呼声加强。哈瓦斯发起请愿，正在收集签名。

最后，为什么说纳芙缇缇是全球故事？因为对它的接受几乎是全球的，非常广泛。这件物品的流通与古埃及观念的流通相连，而古埃及观念又与“现代性始于古埃及”的观念相连。这是20世纪之交非常强的观念。比如，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声称，埃及不仅是“走出非洲”的人类起源，而且文化成就、文字、宗教等一切都源于古埃及。这一观念在19世纪极强。各地有志精英思考本国现代化时，会想起古埃及，至少对欧洲人来说，一切从那里开始。因此许多地方出现把自己的历史与古埃及联系起来的尝试。

比如美国，美元上已有古埃及意象。尤其是美国的建国之父，在18世纪末赋予古埃及巨大角色，将埃及视为欧洲现代性的摇篮。1864年，日本第一个赴欧使团先到埃及，两年后，中国第一个赴欧使团也先到埃及——因为如果想看欧洲现代性从何而来，就要回溯罗马、希腊，最终到埃及。诺贝尔奖得主、印度作家泰戈尔也曾多次访问埃及。另一种策略是声称自己的古代历史与古埃及有联系——比如墨西哥。学者早在18世纪就声称特奥蒂瓦坎这样的金字塔是古埃及与古墨西哥直接联系的结果。这些建筑只有承认两个文明直接互动才可想象。这些都是被发明的传统，但说明了“古埃及作为现代性开端”的观念在1900年前后多么强大。

再比如中国。晚清出现关于古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性的辩论。郭嵩焘是清政府最早驻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官之一，也是埃及物品收藏者，他声称最早的埃及文字与中国最早文字完全相同。还有争论谁先谁后：埃及文字是中国文字的来源，还是反过来？联系似乎很清楚。还有“西来说”，20世纪初再次流行，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可能是巴比伦，也可能是埃及。这建立在泰里安·德·拉库佩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等人的工作上。直到1920年代中国发现石器时代文明，这一理论才不再重要。还有中国学者几年前出书，称古埃及与夏朝其实是同一个。这再次说明这些理论多么有力。

再比如巴西。巴西1820年代从葡萄牙独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之一是建博物馆，大量购买埃及文物。他试图把自己的帝国与古埃及帝国联系起来，作为获得合法性和权威的策略。他的儿子佩德罗二世多次访问埃及。巴西从此对埃及事物强烈迷恋。今天巴西历史教科书讲古埃及比讲前哥伦布巴西文明还多。换句话说，真正的古埃及历史在巴西。

最后是印度。1950年代孟加拉有一场辩论：阿肯那顿和纳芙缇缇的文明是否转移到了孟加拉。一本书论证了在纳芙缇缇和阿肯那顿死后，他们的追随者在新政权下受迫害，于是带上木乃伊，乘船一路到孟加拉。正是从孟加拉，这场文化革命——一神教和个人主义——开始。书中写道：“到公元前1350年，我们的艺术和文化复兴。埃及拒绝，我们拥抱，孟加拉开始——孟加拉成为源泉”。当然，这些都是被发明的传统。

最后一个例子是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回归。非裔美国人可能是最生动地挪用古埃及的群体。例如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他觉得自己与金字塔、古埃及人有时间上的联系，仿佛流过他的血脉。1970年代，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视频《Remember the Time》意在表达“记住非洲裔美国人或非洲人曾是国王的时代”，视频中三位明星打扮成埃及人物。1970年代美国有一场关于埃及文明黑人性的大辩论：克利奥帕特拉是黑人吗？欧洲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是否实际源于埃及？也就是说，雅典甚至雅典娜真的是黑人吗？这是非常有争议的论点。1970年代这种非洲中心主义氛围中，出现了关于黑人埃及的辩论。欧洲人认为纳芙缇缇和埃及是白人文明。布雷斯特德说，埃及人属于白人种族。而另一个非常激进的主张则认为：埃及归属黑人非洲。哈瓦斯则完全不同。他说：“不！不！不！古埃及人的起源纯粹是埃及，与非洲无关！”所以这些都是对同一件物品截然不同的理解。艺术家弗雷德·威勒逊（Fred Wilson）的装置《灰色地带》表明，从半身像本身出发，我们不知道纳芙缇缇真实生活中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她的种族，种族范畴在古埃及甚至不起作用。因此这些解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产物。

结论

最后，我们总结出两类结论。第一，关于纳芙缇缇作为全球偶像。第二，关于文物归还与解释。

第一，纳芙缇缇作为全球偶像的故事，显示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历史转变，并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文化全球化在这两个时刻的不同逻辑。首先，我们看到的转变是从1900年前后欧洲霸权，到今天的美国霸权。这意味着今天在美国被辩论的主题，也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变得热门和有影响力。碧昂丝扮演纳芙缇缇，带动很多观众观看，这显然与美国软实力和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有关。这有些讽刺，因为碧昂丝想把纳芙缇缇塑造成反霸权的形象，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但这个反霸权动作本身依赖美国霸权的力量。换句话说，它依赖今天地缘政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事实。

第二个转变，我称之为从帝国时代到全球时代。1900年前后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整合，与今天有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条件。在帝国主义鼎盛期，意识形态是：世界各处都不同，但帝国统治会逐渐消除差异。殖民社会会被现代化，差异会逐渐消失，因为最终只有一个标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也是为什么纳芙缇缇这样的形象在1920年代能如此有力。在全球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差异会逐渐消失的观念本身消失了。相反，差异被庆祝、被营销、被标为多样性，也可以在今天的全球消费社会中被商品化。我们可以用两张《Vogue》封面说明这一转变。1964年，奥黛丽·赫本扮成纳芙缇缇，仍是白人标准纳芙缇缇的化身。2018年，歌手蕾哈娜扮成纳芙缇缇，这不仅代表着黑人歌手扮演纳芙缇缇，而且被诠释为多元性的胜利。我们从标准化的西方白人至上，走向全球化时代对多样性的推崇。

1964年奥黛丽·赫本扮的纳芙缇缇和2018年歌手蕾哈娜扮的纳芙缇缇。

第二类结论关于文物归还。正如开头所说，今天文物归还问题确实是非常热议的话题，但我的论点是：在纳芙缇缇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同解释，已经比实物归还问题更重要。2023年荷兰莱顿举办了一场展览。展览展示埃及形象在当代音乐、嘻哈、爵士、灵魂乐中的出现，比如歌词、视频、专辑封面。这场展览在埃及遭到激烈抗议。抗议称这是挪用：“这是我们的文明！它与嘻哈音乐、爵士乐、黑人非洲音乐无关！他们在偷我们的文化。”

这不仅引发公众反应，政府也作出反应——埃及政府禁止荷兰考古学家在埃及发掘。这个例子说明：对图像解释的争夺，和今天对实物的争夺一样激烈。换句话说，埃及仍然想要半身像回归，但他们同样关心，甚至更关心、更希望控制对这件物品的解释。

最后，纳芙缇缇今天仍然伫立在柏林博物馆，欢迎大家到柏林观看。

（本文内容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2026年9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进行的同题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吴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硕士赵佳琪对本次讲座内容翻译整理。）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主讲 吴愁、赵佳琪/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