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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它的品类繁多,包括舞台晚会、电视访谈、银幕影片、笔墨文章等。说句大实话,创作文艺作品的目的,都是想叫人看的,而且希望能打动人心。我认为,要想让自己的文艺作品打动人心、引起共情,必须巧设“情感痛点”。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情感痛点”。“情感痛点”就是指一个人内心最脆弱、最容易被触发悲情的敏感点。平时不碰它,好像没什么,可一旦碰到,情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绷也绷不住。这样的“敏感点”,就是我说的“痛点”。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感支点”,就是靠它来维系感情的稳定。就像桌子靠四条腿撑着,一旦四条腿没有了,桌子就倒了,人的情感也得有东西撑着。撑住你的那个人、那个家、那件事、那个念头、那个情景,就是你的“情感支点”。这个支点一旦失去,就变成一碰就崩溃的“痛点”。本来情绪稳定,不会哭,或者不想哭,由于撑住感情的那个“支点”没有了,就是感情破防了,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时候,“情感支点”也就成了“情感痛点”。
关于“情感痛点”,我在网上也查过一些资料,定义绕来绕去,反而越看越糊涂。我想,文艺的事,本就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不要绕得那么高深。所以我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说,说得朴素些,或许更贴近普通人的心。
再来看文艺作品巧设“痛点”的成功例子。
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最震撼人心的“痛点”是“素芬”投黄浦江之后,“婆婆”在码头跪地痛哭的一幕。据说导演要求扮演“婆婆”的演员吴茵跪地而哭,哭到天昏地暗,哭到眼角出血,哭到所有观众落下眼泪!屏幕上,“婆婆”面对儿媳投入的黄浦江,撕心裂肺地哭着发出天问:“可怜我们还活着,活着受这无穷无尽的罪。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与此同时,银幕浑厚的画外音响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所有观众泪如雨下。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更是通篇饱含苦难,处处皆是动人的“情感痛点”。当年我带学生从官湖中学赶三十里路到县城看电影,个个预备着手帕。在看电影的时候,满场哭泣声,没有不落泪的!
1989年倪萍主持的那场央视春晚,当有观众给贫困女孩捐款的时候,歌手韦唯不失时机地在台下现身,扶着女孩的肩背演唱《爱的奉献》:“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时候,女孩哭了,歌手哭了,主持人哭了,全场观众都跟着哭了。这是观众对那届春晚最深的记忆点。
中央电视台朱军主持的名人访谈节目《艺术人生》,也善于挖掘故事深处的情感,每每设置一处“痛点”,令受访人和观众动容。
电影演员徐帆五次做客《艺术人生》哭了五次。她一出场就哭,成为出了名的“哭星”。
登上节目的毛阿敏哭了,李谷一哭了,蒋雯丽哭了,刘欢、姜昆、那英、宋丹丹、潘虹、王姬……都哭了。
老艺术家王刚受邀录节目之前说:“人家都去哭了,我不会哭,不想上。”访谈现场,朱军先问及春晚落幕归家的情景:“别人春晚结束,归来是暖意融融的家,而你呢?”他回答,迎接自己的却是一座空荡荡的屋子,只能独自小酌解愁。但借酒消愁愁更愁,他已经进入了悲情氛围。节目组事先悄悄联系远在海外的女儿守在电话机旁等候,却对王刚秘而不宣。朱军忽然请他接听一个电话,屏幕外传来海外女儿的声音:“爸,你好吗?我想你了!”猝不及防的一句问候,王刚“好闺女呀”一喊,瞬间泪涌,观众亦为之动容。这便是那期节目精心布设的“情感痛点”。
文学创作也是同理。撰写悲情文字,同样需要用心设置“痛点”。如果没有“情感痛点”,就是没有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关键点,文字便难以触动读者。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一把辛酸泪”,便是全书核心情感痛点。表层写大观园风月幻梦,底层藏家族兴衰、芳华凋零。“荒唐”是故事外壳,“辛酸”为内核痛点。曹雪芹不事痛哭控诉,借假语村言寄寓难言悲慨。这种不强行宣泄苦难,而是藏悲于叙事的写作技巧,是曹雪芹的高超本领。
写《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小说,我不会;在鸿篇巨制的悲情段落布设情感痛点,我也驾驭不了。但是,在带有悲情色彩的千儿八百字的短文中巧设情感痛点,还是力所能及的。
那年我受邳州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希望之家》之请,为得过小儿麻痹症、拄拐杖的孩子高攀量身撰写演讲稿。其中有一段讲他看到其他同伴背着书包上学,自己哭喊着也要上学而爬向学校的情景:
我爬呀,爬呀,却怎么也爬不到学校……我趴在路上痛哭,我倒在地上哀嚎,我坐起身子大喊:
天呀,你为什么不让我站起来?
病魔啊,你为什么要夺走我行走的权利?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连续排比,反复咏叹,层层诘问,哭声震撼人心,控诉惊天动地。演讲者泪如泉涌,听讲人泪洒胸襟,礼堂里一片抽泣声。
这便是我为这个孩子量身构思、精心设置的一处“情感痛点”,效果特佳。
由此可见,无论影视、舞台,还是笔下文章,动人之力,常系于一处“痛点”。文艺作品巧妙设置“痛点”,自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那么,文艺作品该如何巧设“痛点”呢?
第一,我认为作品要让人动容,必须作者自己先动心。文艺作品的情感力量,来自于生活的土壤。高攀的演讲之所以能震撼人心,是因为我与他反复交谈,真切感受到一个渴望读书却站不起来的孩子,内心是怎样的痛苦与不甘,我对他的不幸满怀同情。高攀在哭喊“病魔啊,你为什么要夺走我行走的权利……”,实际上,我心里就在呐喊。所以我说,要让读者或观众动容,创作者自己得先动心。创作者若自己不动心,笔下再华丽的辞藻也只是空壳。
第二,我认为作品让人动容的“痛点”要设在人物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不愿触碰、却又最渴望被理解的那一处。王刚在《艺术人生》里落泪,不是因为朱军问得多尖锐,而是那一句“别人归来是暖意融融的家,你呢?”恰好戳中了他心底最孤寂的角落。俗话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怕提“孤独”二字,就偏偏点它,让他再也绷不住,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所以,设置“痛点”,话不在多,要像针灸一样,找准穴位,一针见血。
第三,我认为触碰“痛点”之前要把铺垫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不能突然“催泪”。情感的爆发需要蓄积,如同江河奔涌之前必有暗流涌动。上面王刚的例子已说明铺垫的作用,这里再举两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婆婆”跪地痛哭之前,影片已经用大半篇幅展现了这个家庭的离散与苦难;残疾孩子高攀哭问苍天“为什么”之前,演讲稿已经先写了他如何羡慕同伴背起书包、如何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没有前面的层层蓄势,后面的情感决堤就会显得突兀。铺垫工作做好了,做充分了,关键时刻你只要在他的“痛点”上轻轻一碰,“泪”就被“催”出来了。
第四,我认为设置“痛点”的语言要有感情。同样的情感,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效果天差地别。高攀那段“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的连续追问,用的是排比和反复,是层层叠加的诘问——读出来是哭声,听进去是控诉。若换成平铺直叙的“我很痛苦,我很委屈”,感染力便荡然无存。文艺创作讲究遣词造句的功夫,设“痛点”更是如此。
当然,文艺创作手法万千,设置“痛点”只是其中一法,不必强求所有作品都以此为准则。但叙事抒情,尤其是抒发悲情之作,若善用此法,就更容易走进读者和观众的内心,引发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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