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加坡看齐？马来西亚议员建议关闭全国养猪场，转向进口猪肉

【文/观察者网 张菁娟】

不养猪，改吃进口猪肉，能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选择？

近日，马来西亚议员万赛夫（Wan Saiful Wan Jan）近日在国会抛问：既然猪肉可以通过进口满足国内需求，政府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大型养猪场？

在他看来，与其长期应对养猪场带来的异味、污水和水源污染，不如把国内的养猪场都关了，考虑进口这条路。如果进口猪肉更便宜，还能减少当地居民的困扰，为什么不选择新加坡那样“更稳妥”的方案。

类似建议并非首次出现。今年年初，议员萨兰（Kalam Salan）也曾呼吁停止本地养猪生产。

眼下，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评估养猪产业链，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沙布（Mohamad Sabu）于3月宣布，将对该行业开展涵盖法律、技术、经济及社会层面的全面调研。而雪兰莪州已经先行作出决定，逐步关闭当地养猪场。

但当一项涉及环境治理的产业政策，与宗教、族群身份和少数群体生计交织在一起时，事情就不再只是“本地养还是国外买”那么简单了。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或许无法理解这种痛苦”

10月19日，万赛夫在参加2027年财政预算案政策辩论时，以马来西亚槟城威北平安村（Kampung Selamat）的养猪场为例，描述了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的困扰。

据他介绍，养猪场产生的异味和水源污染，已经影响当地居民数十年的日常生活，有时臭味浓烈到甚至影响居民举办宴会。

万赛夫自己家也离养猪场不远，只要一打开家门就能闻到臭味。附近居民也亲眼看见，河水从原本的颜色变成黑色。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或许无法理解这种痛苦，”万赛夫在国会发言时说，当地居民每天都在承受这些影响，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万赛夫

他认为，无论养猪场建在哪里，都难免遭到周边居民抵制。与其持续陷入选址纠纷与环境投诉拉锯，不如重新评估大型养猪场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他强调，相关讨论应当从污染治理、公众福祉和产业可持续性等现实角度讨论，避免演变为种族或宗教争端。

雪兰莪州将率先“退场”

雪兰莪州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州属，环绕吉隆坡，城市与工业区高度密集。随着城市发展，养猪场与居民区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

当地养猪业的争议最初集中在废弃物处理、恶臭、蚊虫和河流污染等问题上。随后，围绕养猪场能否继续经营、应当搬迁到哪里，以及政府是否应当批准新的养殖基地，各方意见逐渐分化。

今年1月，雪兰莪王室反对州政府允许丹绒士拔养猪场暂时运营、之后搬迁至武吉达加现代化集中养殖基地的方案。王室方面认为，当地养猪业引发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并明确反对在雪兰莪州继续开展养猪业务。

目前，雪兰莪州政府已停止发放新的养猪执照，并决定分阶段关闭现有养猪场。

按照该州农业事务负责人依兹汉的说法，州政府计划在今年底前完成生猪宰杀及清场工作，之后开展土地复育，并协助受影响的养殖户寻找新的生计来源。

今后，雪兰莪州内猪肉供应将100%依赖进口，或从其他州采购。

对部分养殖户而言，这意味着一项经营多年的家族生意可能就此结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养殖户称，养猪是他唯一掌握的谋生手艺，如果转行养鸡或养牛，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且他还“背负债务”。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他无奈感叹。

依兹汉说，一些猪农已经开始改种青柠等农作物，州政府也计划协助其他业者申请农业援助金，转向新的农业项目。但转型并非简单地换一种产品种植。养殖户原有的土地、设备、贷款和技术积累，都需要重新安排。

现代化改造同样面临现实问题

养猪场带来的环境问题并非一日形成。如何处理猪粪、废水和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始终是一大难题。

长期从事废水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林健文曾表示，猪粪不仅碳含量高，还包含大量未分解的纤维与长链有机物，不能仅靠简单沉淀处理。在传统、分散且缺乏封闭管理的养殖环境中，粪污分解还会产生沼气和恶臭气体，其中硫化氢不仅气味强烈，也具有腐蚀性。

要达到现代环保标准，养殖场需要建设专业的废水处理系统，配备相应设施和操作人员。但这类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并不低。如果养殖规模不足，产生的沼气无法有效回收利用，相关成本也很难摊薄。

雪兰莪州养猪场

马来西亚政府此前已经推动行业现代化。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泓缣今年3月表示，政府鼓励养猪业采用封闭式养殖系统、改善废弃物管理，并加强环保措施。

根据当时公布的数据，马来西亚355家注册养猪场中，已有121家采用封闭式猪舍、零排放理念等现代化养殖模式，约占三分之一。

这也说明，污染问题并非完全没有技术解决路径。对于仍希望保留养猪业的地方而言，集中养殖、封闭式猪舍、专业化粪污处理和更严格的排放监管，都是可以讨论的方案。

但现代化改造，绕不开一个现实拷问：谁来承担成本？

如果要求养殖户达到更高的环保标准，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土地、融资和技术支持，部分中小养殖户可能难以继续经营。马来西亚农业银行通常也不为养猪业提供贷款和融资便利，这进一步增加了行业升级的难度。

从本地养殖转向进口，马来西亚准备好了吗？

万赛夫认为，进口猪肉的价格可能低于马来西亚本地养殖的猪肉，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参考。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养猪需要占用土地和水资源，同时还涉及粪污处理、异味控制等环境管理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逐步限制养猪业发展，到90年代基本结束本土养猪生产，猪肉供给高度依赖进口。

但这套模式，马来西亚能照搬吗？

马来西亚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该国仍拥有一定规模的本土养猪业，也一直在讨论提高农业自给能力。

今年3月，陈泓缣表示，马来西亚2024年的猪肉自给率为67.8%，政府目标是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至90%。这意味着，至少在当时的政策规划中，提升本土生产能力仍是政府考虑的方向之一。

养猪场数量和牌照的变化，也显示出行业面临的压力。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沙布7月13日向国会提交的书面答复披露，全马共有427家养猪场，其中338家持有合法执照，89家无牌经营。相比之下，2024年官方数据为435家合法养猪场和52家无牌养猪场。

按上述数据计算，两年间持牌养猪场减少约22.3%，无牌养猪场则增加约71.2%。

沙布表示，合法猪农数量减少，并不影响猪肉供应量，因为当国内供应不足时，已获批的海外屠宰场进口猪肉可以弥补缺口。

他此前还在国会答询时透露，马来西亚非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6.5%。2025年，该国猪肉需求量为21.3928万吨，本地供应量为22.1959万吨，整体供需处于平衡状态。

这些数据表明，马来西亚目前并非必须立即依靠进口才能满足猪肉需求。进口可以作为补充供应的手段，但如果本土养猪业全面退出，进口就将从调节市场的工具变成维持供应的主要方式。

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小。

此外，进口猪肉能否长期保持价格优势，也是万赛夫提议中值得商榷之处。

本地养殖需要承担土地、饲料、人工、环保设施和防疫等成本。对于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养殖场来说，这些支出可能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相比之下，来自大型生产国的猪肉，可能凭借规模化生产和成熟的加工体系形成价格优势。

但进口价格并不是一个固定数字。国际市场行情、运输费用、汇率、检疫要求和贸易政策，都会影响最终到岸成本。即便某一时期进口猪肉更便宜，也不能据此推断其在所有时期都具备价格优势。

此外，思特雅大学丹斯里奥玛科技与创新政策研究中心的废水工程专家易卜拉欣（Ahmad Ibrahim）还担心，依靠进口存在疫病传入风险。

去年1月，丹绒士拔曾暴发非洲猪瘟疫情，当地约半数猪场实施生猪扑杀。如今，非洲猪瘟仍持续威胁全球猪肉供应。

易卜拉欣认为，具有生物安全通道的现代化封闭猪场，可以为防疫提供更好的屏障。相比之下，如果把关闭养猪场视为唯一解决方案，就需要进一步评估国内生产能力下降后，国家将如何应对外部供应波动。

价格之外，还有消费替代带来的连锁影响。

易卜拉欣称，如果猪肉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消费者可能转向鸡肉等其他蛋白质来源。猪肉供应收缩带来的影响，因而不一定只体现在猪肉市场，还可能传导至其他肉类产品。

养猪业去留，不只是环保与价格之争

马来西亚养猪业之所以格外敏感，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马来西亚约63.5%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禁止食用猪肉。猪肉生产与消费因此具有特殊的社会敏感性，但环境污染、土地使用和居民生活质量，同样是当地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马来西亚养猪场

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亚洲研究所荣誉副研究员威尔士（Bridget Welsh）认为，一旦信仰与身份议题占据主导，原本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处理的问题，就容易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

她提到，在养猪业政策讨论中，多数群体的宗教敏感性可能被置于优先位置，而寻找技术解决方案、兼顾不同群体利益的空间则受到挤压。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此前报道称，核心矛盾不该是“养或不养”的二元选择题，而应是如何通过现代化改造与技术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平衡。

当前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粮食供应链极易遭受冲击。无论是产能不足、物流故障还是包装延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都会让该国面临物价暴涨与供应危机的风险。

马来西亚长期倡导粮食自给，但许多基础食品仍高度依赖进口。问题不在于土地匮乏，而是缺少全面、长远的土地与产业规划。国家农业政策长期倾向油棕这类经济作物；近年来榴莲出口价值走高，又促使农户改种。结果是，关系民生的基础粮食生产空间持续萎缩。

在易卜拉欣看来，这件事归根结底，也是对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与包容度的一场考验。“不为‘分出胜负’，而是把这件事，转化为一套具有包容性、透明化的政策制定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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