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不是天老爷

现在有个问题，有些人默认洋人说的就是标准，套西方口径来界定中国。

比如科技领域，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定义权仍然在西方手里，那就是到底什么是“0到1 ”，什么是“1到N”？

至今没有任何客观、公认的定义，可偏偏莫名其妙的无论中外习惯性认为西方擅长“0到1 ”，而中国擅长“1到N”，这看起来是肯定中国，实则是对中国的贬低，更是对西方的挽尊，已经成了认知战的一部分。

所谓的“0到1 ”“1到N”的划分，其流行很大程度来自美国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2014年的畅销书《从0到1》，这本书把美国硅谷原创与中国从复制到规模化的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畅销书嘛，肯定要有一个简单易于传播的话术，于是就有了“0到N”的定义。

这套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在广泛传播后被简化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通俗理解。

但到底什么是0、什么是1没有任何明确定义，只是拍脑袋来的。后来有人联想到1945年瓦尼科尔·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线性创新模型，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者和源头，认为科研要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经营的链条线性推进。

于是后人就把基础研究定义为原始创新，认为这是从“0到1 ”的突破，之后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再到技术开发、规模经济等总结为“1到N”。

但1945年这套线性创新模型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隐含两个关键预设：基础研究不以实用为目的，基础研究必然最终导向技术进步。

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这套叙事是根据罗斯福总统要求定制的，先有结论后有论证，目的是为战后美国政府持续资助“无用”的基础科学提供合法性，方便争取科研经费，催生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确实帮助奠定了美国科技霸权。

但美国科技霸权的事实，不代表解释事实的理论就是正确的。

大量事实早就证明，基础和应用之间的界限是复杂的，创新也从来不是单向流动，而是充满反馈和缠绕。

“1到N”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复杂持续的研究，每一步何尝不是一次或大或小的“0到1”？而“0到1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大量研究试错，过程中也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1到N”。

在这种非常简单粗暴、易于传播的话术下，导致“1到N”的难度被低估，“0到1 ”的价值被高估。而在中国科技和产业崛起后，按照中国什么行就要贬低、西方什么行就要捧起来的惯性，偏离实际的高低估就变得更加极端了。

于是复杂、系统的科研就像变成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好像科研真就是一个人在某个时刻莫名其妙的想通了，就有了从无到有的突破，“0到1 ”也就被简化为所谓的尤里卡时刻。

但这并不符合人类科研创新的基本常识。

就比如工业革命标志的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注意瓦特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发明家，他是一名工程师，改良蒸汽机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瓦特以及众多工程师对既有蒸汽机持续改良的结果，爱迪生的电力系统背后也是无数材料探索和工程试错。

基础与应用的边界是很模糊的，强行二分就成了过家家，而且基础不一定高级、应用也不一定低级。比如巴斯德开创了微生物学这门基础科学，这肯定属于基础科研吧，还是非常高阶的，但这门学科的开拓，源自巴斯德受命解决酒类变质这一纯粹的应用需求，过程中打开了微生物学的大门。

这就是应用研究开启了基础研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这也是基础研究，但并非先有基础后有应用，CRISPR之母Doudna出于好奇心开启了这项研究，直接催动基因编辑革命，在研究过程中，她注册持有了上百项专利，创办了多家公司，基础科研和应用研究是同步、彼此协同的。

早在1981年美日第二次科技政策会议上，与会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认为追求知识和应用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不足以成为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判断标准，明确对所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法提出根本质疑。

小镇觉得，当前追捧所谓基础研究，一部分原因来自学术圈的学阀利益体。因为学术界比如高校、科研院所，搞应用的能力远弱于企业界，如果大家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分高低，那如何体现学术界的价值？又如何解释投入巨大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

而且，把科研强行分为“0到1 ”和“1到N”，也非常有害，隔断了知识的反馈。还是以蒸汽机为例，蒸汽机被制造出来并投入应用，远早于热力学定律被描述，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为热力学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问题和检验平台。

又比如喷气式飞机，到现在人类都不能真正解释飞机为什么能飞，长期以来靠的就是试错和经验进行探索，是典型的工程迭代解决实际问题，更为燃烧科学和流体力学提供了研究材料。

类似工程需求反向推动基础研究的案例就更多了。比如芯片制造倒逼界面电化学成为基础研究的前沿，半导体工业对硅表面清洁的需求催生了表面科学和超高真空技术，而望远镜更是典型的工匠先拿出实物、科学家后建立理论，理论是为了改进工具而诞生完善的。

所以，只要认真从事过研究，了解过人类科学研究史，就会清楚，所谓“0到1 ”“1到N”不过是大众传播的噱头，可以用于简单理解科研，但如果真的把这套东西当成真理，甚至以此制定国家相关政策，那是要吃大亏的。

后来也有学者研究提出替代简单线性模型的新科研模型。

比如1986年总结的链式关联模型，研究知识的反馈回路，认为研究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允许知识从现有科学库存中回馈进来，包含了多达16种不同类型的反馈回路，由此揭示驱动创新的相互作用网络。

1997年还提出了象限模型，用追求理解和追求使用两个维度，试图恢复应用导向对基础研究的推动作用，这就否定了1945年线性模型认为实用取向会束缚科学创造的隐含假设；2016年《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在对1945年模型批判基础上，提出循环模型。

类似科研新模型还有很多，都要比1945年的线性模型更复杂。

到了2026年，美国吸取中国经验，7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调整了1945年老范式，更强调把发现快速转化为显示能力，而非过去强调美国政府应支持“无用”科研。

但科学研究者也是人，是人就很容易陷入简单的叙事逻辑，所以就算在美国顶级名校，绝大多数仍然相信“0到1 ”“1到N”的简单线性模型，哪怕事实早就一再证明这套说法在很多场景下根本不成立。

这并非特例。

就比如小镇经常说的营养学问题，太多医生明明学习过人体与胆固醇的基本常识，理应清楚一名健康人一天吃几个鸡蛋不会有所谓的胆固醇超标的风险，健康贡献远大于损害，这都还没涉及胆固醇对人体的复杂作用。

然而哪怕营养科的专业医生，很多仍然闻鸡蛋色变，哪怕相关指南早就删除了胆固醇的相关限制表述，这就是叙事对专业人士的毒害，更别说普通人了。

说这么多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否定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目前正在加大这类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在包括自然指数、澳大利亚ASPI关键技术追踪报告等侧重基础研究的指标方面，中国已经占据了领先位置。

当然，按照惯例想法，只要中国实现的、超越的，那就要贬低，不过，这也算好事吧，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双标，反而加速了中国的突破。

但中国发展到今天，一些客观的基本事实不能被长期扭曲，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发明创造也不能被长期低估。

一切创新的源头必然来自生产一线，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如果出现了难以修复的去工业化、去实体化，距离崩塌就不远了，更不要说什么创新、基础研究。

美国作为百年霸主，目前还不太明显，而法国就很突出了。现在法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才仅仅9%，这么低的占比不可能维持庞大的工程师队伍，缺乏实践应用的刺激，很难为持续创新提供素材和需求动力，这也导致法国没必要培养广泛的科研和应用人才，学了也没啥用，多数服务业用不到如此高端的能力。

激烈的全球竞争下，导致法国陷入长期失血，法国不得不靠举债维持国民高福利，靠高税收维持债务，高净值人群可以离开法国，于是高税收就压在了法国工薪阶层身上，导致法国懒人、闲人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变得不思进取。

持续的失血，也让法国加速丧失海外干预能力，丢了西非这块最后的殖民收益，法国更难以维系了。

还是要感谢西方的启发，这些年很多中国科研工作者、中国企业已经明白过来，越来越重视定义权的争夺。

华为提出“韬定律”，就是一次对科研创造话语权的争夺。“韬定律”本身提供的研发思路，的确是产业界十几年来一直探索的，但之前从未上升到跟“摩尔定律”齐平的地位，可凭啥不行呢？

西方能提出“摩尔定律”，中国也可以提出“韬定律”；西方可以定义什么是“0到1 ”“1到N”，中国凭什么不能定义？

说来说去，还是要见真章。

谁能用科技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谁能用科技促进生产力、社会财富、全民福祉的增长，谁就是硬道理。

管它什么“0到1 ”“1到N”，科研向来是相通的，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那就是好科研，不能让科研变成等级论，更不能把等级界定的权力交给西方或者少数人手里。

洋人不是天老爷，更何况“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中国人向来是不信什么天的，更喜欢把自命为天的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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