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不起来，跪不下去，巴西左翼该如何摆脱困境？

文 | 石魂

近日，巴西劳工党选战失利引发的中巴网友唇枪舌剑成为互联网上的一大奇景，也引发了许多议论。指责或“科普”东大“形左实右”者有之，怒斥巴西左翼小资产阶级性者亦有之。前两天文章《》中我们聊了下这次事件引发的各种讨论，今天继续发散聊聊。笔者认为，这次骂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冷战之后，全球南方国家中左翼的集体困境。

这是非曲折也是难以论说呀……

“苏东波”红旗落地带来了全世界左翼的普遍恐慌和迷茫，也拉开了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极速衰落的序幕。但对于南方国家的左翼而言，这不只是在意识形态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毕竟那尚且可以通过史实和理论加以反击；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道路上的迷茫，恐怕是更深层次的无可奈何。

试问对于大多数贫困的南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它们将如何提出革命成功后的经济纲领？

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一言堂的时代，大多数南方国家在经济上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又陷入严重的依附的处境，其经济运作很难离开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贸易的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和技术的依赖极大，其经济深度嵌入全球化的链条之中。脱钩断链将造成生产体系大面积停摆和倒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技术停滞，总之是伤筋动骨一键抬进经济ICU。当然，这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共产主义政党的夺权行动会被某些力量冠以“恐怖主义”进行制裁。

因此，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教条是难以执行的。因为只要有相当的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向经济，国际因素就是物资平衡表不能解决的盲目性很大的因素，国际价格和需求会影响到经济计划，最后估计也就还是捏着鼻子变成某种混合经济，或者直接就是越南和东大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南方国家们却没有东大在1978年的工业和人才基础，没有这么庞大的腹地可以周旋转圜，没有天文级别的市场来获得国际上的议价权）。

而拒绝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则，或者被制裁，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才和技术基础薄弱的南方国家来说，初始的资本（为了方便，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常见用法）和技术从哪里来呢？这些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倍加的劳动来代替的。在冷战时期，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可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选择，如今已世殊事异。而要获得IMF的援助则要符合他们的私有化亲资改革的要求，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则要有能够吸引资本的好处。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尼泊尔毛派获得武装胜利后却在多个问题上偏离了马列路线，与现实妥协的某些可能起作用的深层次现实因素。

朝鲜之所以能在国际体系中躲在老木屋里做一个营养不良又全身腱子肉的老宅男，不全是因为主体思想加持，那还因为人家练过内功——在冷战结束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化物质基础，身边还有两个基于地缘利益不可能坐视唇亡齿寒的巨型邻居，大部分南方国家根本没有这种条件。

饶是如此，（被迫和苏东）脱钩断链的过程中也要付出苦难行军的巨大代价。而且把老木屋里的一堆物资不拿来造家具、种菜喂猪，硬是手搓成了数量庞大的趁手的家伙，摆哥斯拉——军费占比极高。这才终于能不出门去扬基佬欺行霸市的市场上买东西和无效社交，安心在家里务农做木工，打电脑游戏拼高达模型（保住了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权）。而古巴没有这样的工业基础和地缘条件，目前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朝鲜的民生项目，平安南道平城烤肉专门店，9月8日竣工。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朝鲜和古巴这种国家不是多数（假设的）南方社会主义政权的榜样，为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绩效合法性数字游戏，以及经济增长率迷信是值得批判和怀疑的。19世纪的西斯蒙第就吐槽李嘉图等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生产，为生产而生产，不懂得生产是享受的手段；马恩早年也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见物不见人”的抽象进行了人本主义批判；李民骐等人的研究认为，受地球自然条件的限制，增长将面临极限，虽也是一家之言；也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出所谓的“0经济增长”。这些批判和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片面抽象发展的今天，显得极为深刻。

但这些批判更像是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富贵病，不是大多数南方国家目前能考虑的。要让这些国家深受剥削的劳动者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的极限摧残中尽快解救出来，提供必要的工业品，建设足够的、通水电网的安全清洁的住宅，还有可及的医疗、教育等，这在经济数据上几乎必然体现为中高速增长，比今天的朝鲜要高许多的增长率，才能消灭许多南方国家贫困和落后的境地。

在当今地球上的许多角落，能惠及民众的发展是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通过强大的组织力，理想主义献身精神的动员，再分配措施，往往能起到显著的经济社会效果，这在历史上一再被证实；但面对许多南方国家起点极低的情况，低增长的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巨量的增量。

也就是说，大部分南方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获得政权后，不只是需要维持经济运作，还需要获得中速以上的增长，才足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持续地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几乎在初始积累阶段都需要经历高积累、低福利，社会不平等程度拉大的情况（使用计划经济体制高积累低消费，但是较为平等地承担这些后果的不在此列，前文已经分析过今天大部分南方国家已不大可能复刻这种模式。这些国家最终也很遗憾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没有实现持续的高增长）。

同时还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外向经济。外向经济对于经济平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这对于马列政党的平等主义、劳工保护的承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米哈尔·卡莱茨基（1899-1970），波兰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先驱。在卡莱茨基的增长模型中，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工资增长和工资份额的提高能通过提高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是为“工资拉动型”增长。但如果引入国际贸易，则“利润拉动”的因素会显著增加，外向程度越高通过提高工资份额来拉动增长的空间越小，增加了不平等的可能性和压力

如果这个政党是能够对全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有强大组织力的执政党，那么或许有机会进行长期规划，带领社会忍受这么一段时期，甚至在此期间能让全社会尽量公平地承担发展成本，能不变色、不忘初心，然后逐渐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障，有力地再分配，那么是能够实现赶超，完成历史使命的。如果不是革命党，而是被票选政治的潮汐推上台的，则还要难许多，需要花很多心思获得适合票选政治的更短视的绩效合法性来获得选票。

那么，作为一个康米政党，该如何和庸俗的、精英化的资产阶级发展主义政党画出界线？或许从群众路线、草根组成、更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部分着手是可以的。但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该党变得更加精英化、马列主义政党的辨识度的降低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期间或将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在脱钩断链和全面拥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总还有一个狭长的空间，许多南方国家在这个空间中摸索着前行。历史和现实是高度复杂的，往往不会有这么鲜明的非此即彼。在南方国家残酷的物质约束和严峻困境之下，左翼政党在理论情况下或许仍有机会找到资本主义的断裂，但现实中的结果往往是残酷的。

南方国家间的合作趋势的发展或许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当然，目前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能达到替代的要求。此外历史上我们还能看到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未能带来持续地发展，古巴未能凭此摆脱困境，委内瑞拉自身也没有在生产力和国家能力上取得突破，在今年年初被扬基佬斩首。

我们也幻想一下这种合作的一个概率较小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的版本，那就是大洲级别的革命浪潮。历史告诉我们，票选政治潮汐带来的“粉红浪潮”似乎不够靠谱，得是真正的革命的红色浪潮，才有这种可能同时满足发展要求和传统马列要求的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协作水平。当然，这是不是“佐佐的幻想”我也不知道，这不就得靠巴西同志们努力实践才清楚了吗？

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爆发革命也是一种可能。马恩生前多次表示，俄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有西欧革命的支持和援助。连同上段末提到的内容，这也是“佐佐”老生常谈的“世界革命”了。我们文中大部分内容总是在就单个国家面对世界体系的情况而论，但如果是世界革命，情况就要不同许多了。只不过，就目前来看，确实还挺难，核心国家的票选潮汐目前在极右翼这里，虽然巴黎的国际歌声令人鼓舞，但西欧国家从上到下实际上真的没多少真左翼。

然后是东大带来的新的因素。在东大五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对世界体系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有控制地融入。“以中国为方法”对于许多南方国家来说错不了，但也正如前文提到的种种，不一定所有的南方国家都有中国这样的条件，能像中国一样应对在此期间遇到的挑战。

中国也成为重要的替代融资来源，中国的援助和亚投行等机构的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多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卢荻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投资相比于金融投机资本，保留了较强的生产性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南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坚持激进的平等主义的同时有限开放，仍可以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纲领。对于一些有一定基础和体量的南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体系的替代选择尚未完全形成的时候，也有能力坚持这种路线。但如果真正地践行，增长和竞争力必然面临一定的压力。如果坚持西式的政治体制，选票的持续维持、形成切实的国家能力以保卫成果将是巨大的挑战。

其实中国网友对巴西左翼的“恨铁不成钢”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巴西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南方国家，它是一个地区的主要大国，虽然没有东大这样规模巨大，但两亿人口一声吼，扬基也要抖三抖。巴西是当之无愧的南方国家的优等生。将军要是有这样的条件，早就建立朝日主体联邦，背手凝视着太平洋的汹涌波涛，踌躇满志，得日望美了（笑）。

巴西在上世纪曾经有不俗的经济表现，本世纪卢拉的执政也在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进步，但仍未能实现赶超、重振生产力和提高国家能力，在治安等诸多问题上也处理得不好。卢拉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但英雄人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巴西人民不能期待总是天降伟人呀，英雄群体就是在斗争的人民中逐渐磨砺出来的。

进一步地说，许多东大网友觉得巴西左翼“白左”味儿十足，这不光是西马、法兰克福学派的锅。“苏东波”以后，除了成为一个“左翼大帐篷”，又能如何在西方主流政治中标示自己的位置，发挥影响力呢；在经济方面，除了凯恩斯主义左翼的政策，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了。这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普遍困境。只不过，因为巴西是大国，巴西劳工党是大党，所以理应有更高的标准。

限于篇幅和笔者学识有限，以上所有内容仅是粗略讨论，远不够历史和具体。欢迎读者指出本文在行文推导中的过分绝对和明显错误的环节，也欢迎对此问题有深刻思考和研究的朋友继续补充和指正。

往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