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当过富豪小三，吐露心声：被包养不被当人看待

我有个闺蜜当过富豪小三，私下跟我吐露心声，被有钱人包养根本没有旁人想的风光，完全不被当人看待，听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陶敏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商场负一层的牛肉面馆，人不多，服务员靠墙叠外卖盒，塑料盖子磕着桌面，一下一下。

她把包往椅背上一挂，坐下来就说了句：“我搬出来了。”

我正低头看菜单，抬头看她。她脸上没什么表情，跟说“我今天吃了碗面”一样。

“搬哪儿去了？”我把菜单合上。

“城西，租的。一室一厅，一个月两千四。”

“你跟老陈吵架了？”

她笑了一下。那笑法我说不上来，不是高兴，也不像难过，嘴角动了一下就没了：“没吵。我提的。”

我没接上话。

去年她生日，请我吃日料，两个人吃了八百多，她刷卡，眼睛都没眨。每年给我儿子压岁钱，一千，红包上还画个笑脸。她妈住院，她一次掏了三万，谁都没告诉。我们这一圈人，都觉得她过得好。

我当初真这么想。这话我认。

她跟老陈六年。老陈做建材的，五十六七，头发染得乌黑，肚子大，说话急，见谁都先笑。他给我们桌上敬过一回酒，端杯子那姿势像端着个公章。陶敏那时候二十八，在建材城卖瓷砖，一个月三千多，老陈来买过两回东西，第三回就要她电话。

这些是后来她跟我说的。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跟我说这个？”我问。

她伸手把桌角的保温杯拧开。粉色的，磕掉了几块漆，杯底还粘着一块旧胶布。那杯子我认识，大学时候我们在学校超市买的，一个粉一个蓝，十六块八一个。我的早扔了。

“你先听我说完，”她说，“你别打断我，你一打断我就说不下去了。”

“行。”

“那房子，一百四十平，城东那个翡翠湾。我住了六年，你们只去过一回。”

“你生日那次。”

“对。电梯直接入户，我那层两户，对面那户一直没人住。物业登记业主姓名是陈国强，我在那张表上连个‘备注’都没有。”

她拿勺子在汤里搅了一下，没喝。

“快递寄到门卫，要写‘陈先生转陶小姐’。有一回那个快递员写快了，写成‘陈太太’，门卫打电话上来问：陈太太，你这有个件。我说你打错了。他说没错啊，门上写着呢。我下去拿，那个保安看我的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没说话，就那么看了我一眼，把件递过来。”

“我在那个小区住了六年，保安不认识我，认识他司机。”

面端上来了，热气往上冲。她把筷子拆开，掰齐了，还是没动。

“他每个月十五号给我转钱，一万五。我记着。”

“一万五？”我算了一下，“一年快二十万。”

“嗯。”

“那你怎么……”

“我记账。”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黑色硬壳的，边角磨白了，“这是第三本。”

她翻开，字写得小，一行一行的，日期、金额、事由。“2017年3月15日，生活费，15000。4月15日，生活费，15000。6月2日，我妈住院，30000。7月15日，生活费，15000。”

“他另外给我一张卡，日常开销走那张。那张是副卡，主卡在他那儿，他手机上能看到每一笔。”

她顿了一下。

“我买卫生巾都记在那张卡上。”

“有一年入冬我买了件大衣，三千二。他第二天问我，这衣服多少钱。我说三千二。他说哦。过了两秒又说，你把小票留着。”

“留着干嘛？”

“不干嘛。他不报销，也不要那张小票。他就是让我记住，这钱是怎么来的。”

我把水杯端起来，又放下了。

“穷的时候，人最会看脸色。”她说，“我以前觉得这话说得难听。后来我发现，不穷的时候，更得看。”

她刚说完，桌上的手机震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接。过了两分钟，又震。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扣在桌上，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谁？”

“他。”

“你不接？”

“他还会打。”

果然又震了。第三回她接了，声音不高，语气平得我一个激灵。

“嗯。出来了。跟朋友吃个面。没有，没什么事。就是这两天有点累。好。好，我知道了。嗯，你忙你的。”

挂了，把手机扣回去。

“他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怎么了？”

“我这两天没在微信上给他发表情。以前每天早上发一个，晚上发一个‘晚安’。他习惯了，我两天没发，他觉得不对劲。”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面已经坨了。她终于低头吃了一口，嚼了两下，又放下筷子。

“前年冬天，我急性阑尾炎。夜里两点疼醒的，自己打车去的医院，市二院。到了急诊，护士说家属呢，要签字。我说没有家属。她说那你自己签。我说我自己签行吗。她说行。”

“你没给他打电话？”

“打了。三个，没人接。第四个接了，那会儿他已经关机睡了又被我吵醒，声音是哑的。他说他在外地，让我先找个护工。”

“后来呢？”

“后来他司机来的，签的字，签的是‘朋友’。”

她笑了一下。

“我躺在急诊推床上等手术，隔壁床一个老太太，她闺女在给她揉腿，一边揉一边骂：让你白天不穿秋裤。我躺在那儿听，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疼我都没哭。”

“我出院以后，他来看过我一次，在我那儿坐了二十分钟，说了句你以后要注意身体。走之前把冰箱里的酸奶拿出来了，看了看保质期，说过期了。他就那么拿走了，扔楼道垃圾桶里。我站在门口看着，也没说话。”

“那酸奶是我自己买的。”

我把筷子放下，没胃口了。

“这六年，过年都是我一个人过。”她手指在杯沿上蹭了一圈，“年三十他回家，他家有老婆孩子。晚上十一点多给我打个电话，说新年好。背景里电视开着，有小孩在笑。他说你早点睡。我说好。挂了以后我躺沙发上看春晚，看一会儿，看一会儿，看到十二点。”

“烟花响起来那会儿，我站起来关窗户。窗户上贴着我白天自己贴的窗花，贴歪了。”

她把自己的汤碗往旁边推了推。

“去年夏天，我在家拍了一张窗外的照片，发朋友圈。就一张，窗外是那个小区的花园。发出去不到半小时，他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什么？”

“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我说是啊。他说，你把那张照片删了。”

“为什么？”

“他说，那窗户外面能看出是哪栋楼。”

我愣了一下：“看出是哪栋楼怎么了？”

“他没说。我也没问。”

她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一下，像在数什么。

“还有一回，我把一双旧鞋脱在门口，就那种一脚蹬的，穿得都开胶了。第二天回来，鞋在鞋柜里，摆得整整齐齐，鞋头朝里。”

“谁动的？”

“我问他。他说，我让阿姨来打扫过一次。”

“然后呢？”

“然后我什么都没说。但是过了几天我留了个心眼。我走之前在抽屉把手上夹了一根头发，回来头发没了。抽屉里的东西是摆回原来的位置的，摆得比我自己摆得都齐。”

“我在那儿住了六年，从来没有一把完整的钥匙。”

“你自己没有钥匙？”

“我有一把。他有一把。阿姨有一把。我要是换了锁，第二天他就知道。换个锁两百多块钱，我不是换不起。”

她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杯盖拧得很慢，一圈一圈地转。

“我收拾东西那天，就收拾了两个箱子。一箱子衣服，一箱子零碎。那房子里大部分东西都不是我买的。就那个烧水壶是我自己买的，还有那个塑料沥水架。我拎着箱子下楼，保安还是没认出我，问我找谁。”

“你说什么？”

“我说我搬走了。他说哦。”

她抬眼看我：“我搬走第三天，他司机到我楼下，给我送了个信封。我以为是钱。”

“是钱吗？”

“不是。”

她从包里掏出一叠A4纸，对折的，边缘已经起毛了。她把纸摊在桌上，推过来。

是我刚才看见她翻的那三个记账本，被复印了，一页不少。连我写错划掉的那一行都在。

“这上面，”她的手指点在最后一页上，“记着我借给我弟的两万块钱。这件事，我谁都没说过。我妈都不知道。”

“他怎么……”

“我也想知道。”

她把纸收回包里，拉上拉链，拉了两遍才拉上。

“我今天出来，是背着他出来的。他跟我要定位我没给。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她没再说话。我坐在那儿看着那碗已经凉透的面，想起三年前，另一个朋友老李跟我提过一句，说陶敏那个日子你看着光鲜，其实不好过。我当时还笑他，说你懂什么。

现在我想给老李打个电话。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又放下了。

她搬出来的第五天，我去她租的房子看了一眼。

一室一厅，朝北，没阳光。她倒不嫌弃，还笑：“比那大房子亮堂。”我没接话——那房子我见过，落地窗，下午太阳进来能照一地板。

她说老陈这五天打了二十几个电话，她接了三个。

“都说什么？”

“就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他说你别闹了，回来吧。我说我没闹。他说那你想怎么样。我说我不想怎么样。他就没话了，过一会儿又说，你总得给我个交代。”

“他要什么交代？”

“他要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搬。”

她捏着一个玻璃杯，杯壁上有一道划痕，是超市买一赠一那种。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说了。我说我在你那儿住了六年，连个名分都没有。他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这情况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所以我不要求名分。他说那你到底要什么？我说我要一个我自己的地方。他就说，你这就是作。”

她笑了一下：“他用的就是这个词，作。”

刚说完，门外有人敲门。三下，停一下，再两下。

她脸色变了。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深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纸袋。是老陈的司机，姓孙。他脸上挂着笑，那种跑多了场合才有的笑法，不热络，也不冷。

“陶姐，”他说，“陈总让我送点东西过来。”

陶敏靠在门框上，没让他进：“什么东西？”

“就些吃的，还有两盒阿胶。陈总说您最近气色不好，让您补补。”

“拿回去。”

老孙没动，脸上的笑收了收，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陈总说，请您给回个信儿。他把想说的话写纸上了。”

陶敏接了纸条，没看，捏在手心里。老孙站了三四秒，点了个头，下楼了。我听见他脚步声下到二楼，手机响了，他压着声音说了句“送到了”，后面就听不清了。

关上门，她把手心里的纸条展开看了一眼，递给我。

纸条上就一行字：你弟那两万块，我给他转回去了。

她站在那儿，手指捏着纸条的一角，来回来去折。折了一下，又折回来。过了半天她说：“他连我弟家孩子上几年级都知道。”

第二天下午，她妈打来了电话。

我们在楼下小饭馆吃饭，她开着免提，手机搁在桌上。她妈声音不小，邻桌都听得见。

“敏敏啊，你陈哥今天上午来家里了。”

陶敏放下筷子：“他来家里干什么？”

“拿了两盒阿胶，还有一箱奶。坐了一个多钟头。他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搬出去住了，让我劝劝你。他还说家里有什么困难跟他说。你弟那两万块他也不要了，说是亲戚之间不用算这个。”

“妈，你别听他胡说，那两万块跟我——”

“你先别急。我跟你说，人家多有诚意。你陈哥说了，要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你说你这孩子，人家对你不错，你跑什么呀？你今年多大了？三十六了。你还能找什么样的？”

陶敏把免提关了，把手机贴到耳朵上，站起来走到饭馆门口。我隔着玻璃看她，她背对着我，右手叉着腰，左手举着手机。说了四五分钟，中间有两回她低下头，像在听，又像在忍。

她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冷不热。坐下，把手机往桌上一放：“我妈哭了。”

“说什么了？”

“我妈说，你不能这么不懂事。人家陈哥都找到家里来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说他没离婚。我妈说，我不管人家离不离婚，人家对你妈客气，对你弟也客气。我说妈，那不叫客气，那叫收买。我妈就哭，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她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杯子放下来，底儿在桌上磕了一下。

“我妈不知道。”她说，“这六年，我妈住院，他掏了三万。我妈就记着这三万块钱。她不知道我在医院里等到半夜没有家属签字。她不知道我每年三十晚上一个人过。她不知道我连钥匙都不全。”

“你要不跟你妈说清楚？”

“说什么？”她看着我，“她七十了，血压高。我跟她说你闺女给人当了六年小三，人家连个门都不让我出？我妈听了得气成什么样？”

她拿起手机翻了翻，翻到她妈那条微信，递给我看。

“敏敏，人家陈哥说了，你不回去他也能理解。但是他说有件事得提醒你，你说你搬出去，以后遇到什么难处，可别再找他。这话不好听，但是人家说的也是实话。你别怪妈多嘴。”

我看着那条微信，半天没说话。

“你妈最后那句‘别再找他’，”我说，“是他让你妈这么说的吧。”

“她一个老太太，原话记不全。但他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她把手机收回去，“他不打我不骂我，他就让我妈来压我。他知道我妈最怕什么——怕我一个人过不好。”

当天晚上，她弟来了个电话。

她开的免提。那头声音大，听着是在外面，有车喇叭声。

“姐，那个陈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

“他说你最近脾气不大好，让我别惹你。还说那两万块钱我不用还了，就当我姐给的。姐，他说我姐给的，那钱在你这儿算怎么回事？”

“你别管算怎么回事。钱你花了没有？”

“花了，孩子补习班交了一万多，剩下的我媳妇拿去进货了。”

“花了就花了。那两万块我回头转给你，你给他转回去，一分不少。”

那边顿了一下：“姐，两万块我拿不出来啊。”

“你拿不出来我拿。你告诉他，这钱是我给的，跟他没关系。然后你把他电话删了。”

“姐，你跟他闹别扭归闹别扭，人家对咱们……”

“他对咱们怎么了？”

那头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弟才说：“姐，你别生气啊。我就是觉得人家也没说什么难听的。”

“他说了。他说的那些话不好听。”她把手机换了个耳朵，“你现在记住，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钱已经还了，别的一句不用多说。你要是再跟他有来往，你的事我以后不管了。”

挂了电话，她坐着没动。半分钟的样子，手一直搁在桌上，手掌摊着。

“两万块，”她说，“他拿两万块买我弟。我弟还真觉得他是个好人。”

“他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她抬眼看我：“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以前没这样的吧？”

她摇了一下头，又像点了一下头，自己也没理清。过了一会儿才说：“前年我弟买房凑首付，差三万。我跟他提了一嘴。他说你别管，我来想办法。后来那三万是他给的，也是这个说法，亲戚之间不用算。我当时还挺感激他。现在我才琢磨过来，他给我弟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钱，人情是他的。我弟记住的是陈哥，不是姐。”

她手撑在桌上，手指头慢慢收拢，攥成个拳头，又松开。

“六年。”她说，“我以为我在这件事里。其实我根本不在。”

隔了两天，我陪她回建材城一趟，去拿她落在原来店里的一箱私人物品。建材城在城南，铁皮顶棚，一进去就是一股瓷砖胶和锯末混着的味儿。

原来那个摊位已经换了人，是个小姑娘，说不知道陶姐的东西在哪。正说着，隔壁摊位探出来一个脑袋，四十出头，短头发，蓝围裙，手里还攥着个卷尺。

“陶敏？”

陶敏回头：“小全。”

小全把卷尺往兜里一塞，走过来，先看了我一眼，又看陶敏：“你瘦了。”

“来拿点东西。”

“你那箱东西在我那儿搁着呢，给你收起来了。我去拿。”

她转身钻进自己摊位，抱出来一个纸箱，搁在两人之间的瓷砖样板上。陶敏翻了翻，里面是几件工装、一个笔筒、一本旧台账。

小全没走。她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忽然低声说：“你那个事，我早就想跟你说。”

陶敏停下手：“哪个事？”

“陈国强。”小全往两边看了看，“他以前那个，你知道不？”

“哪个？”

“就你之前的那个。我记着是姓孙，孙什么芹，在那边卖水暖件的。”

陶敏直起身来：“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小全把声音压得更低，“我在这儿干十几年了，他那点事我看得明明白白。孙什么芹那会儿跟你一个样，住着他给的房子，也是天天车接车送。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来这儿拿东西，跟谁也没多说。就有一回她跟我说了一句，说你要记住，这个人给你的东西都记着账，早晚要收回去的。”

“她后来呢？”

“听说去外地了。她当时也是听人家介绍的，住房子，给生活费，有卡有车。住进去才知道，那房里装的全是他的东西。她连换块窗帘都得说一声。她走的时候，连个行李箱都不许带走，是她自己拿塑料袋装的。”

陶敏把箱子盖又打开，低头看了看里面的台账，没说话。

小全又凑近一步：“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这儿的营业执照，当年不是挂你名下吗？”

“哪个执照？”

“就那个，陈国强让你签的那个。他说给你开个店，让你做瓷砖零售，让你当法人。你不记得了？”

陶敏的手停在箱沿上：“我记得。他说就挂个名，走个方便。执照办下来我见都没见过。”

“那执照没注销。”小全说，“前年我查东西的时候顺带看了一眼，那公司名下有一笔账，不多，八万多，一直挂着。那笔账要是出了事，找的是法人。法人是你。”

陶敏站在那儿，头顶的日光灯管闪了两下，有一根“嘶”了一声。

“他让我签的是空白的。”她说，“他就把表格往我面前一放，说这里签个名，我签了。我根本没看内容。”

小全两手一摊：“我知道我不该掺和。我本来也不想说。我前几天听人说你搬出来了，我就琢磨，这事儿得让你知道。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是女的，我看着你跟他这几年，我心里不落忍。孙姐那时候走，我没吭声。这回我吭一声。”

回去的车上，陶敏一直没说话。

到小区门口，她从包里把那个粉色保温杯拿出来，拧开喝了一口水，就在路边长椅上坐下了。

“你记不记得，”她说，“前年我跟你说过，他对我挺好的。”

“记得。你说他心细。”

“他是真细。我随口说一句想吃老字号的酱鸭，他第二天就让人送来。我车胎扎了一次，他第二天就给我换了四条新的。我那时候觉得这是对我上心。”

她把杯子在手里转了一圈，杯底上那块胶布翘起来一点。

“后来我过生日，他给我买包。买了两个，让我挑一个。我挑了个红的。剩下那个灰的包，他拿走了。我当时觉得奇怪，但是没多想。现在我想起来了，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在他车后座看见过那个灰包，吊牌还在，就是挪到别的袋子里了。”

她停了一下，把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

“他是从别人那儿知道我的数的。我腰围多少，鞋码多少，爱吃什么，忌口什么，他全都清楚。我有一回在他手机上瞄到过一个表格。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他一下子就把屏幕按黑了，说别看，乱。我当时没多想。”

“什么表格？”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记东西。他给所有人的东西都记账。”她把杯子拿起来，往腿上磕了一下，杯底磕在膝盖骨上，闷闷地响。“小全说得对，他给的每样东西都记着。早晚要收回去的。”

她又翻手机相册，翻了一会儿，递给我看。

照片是三年前拍的，在那套房子客厅，窗台上摆了一排多肉。她蹲在旁边笑着，一只手扶着花盆。

“这多肉是我买的。”她把照片放大，“这盆，市里花市买的。这盆，超市门口十块钱三盆。还有这盆，我从建材城带过来的，从原来那个出租屋搬过来的时候就在了。这盆是唯一一盆我自己的。”

“后来呢？”

“后来就没了。有一回我出门回来，窗台空了。他说搬去阳台了。阳台我去看了，没有。他也没再提。我现在就记住这一盆。七块五，我在建材城门口买的。”

她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拍拍裤子。

“我在这件事里，连盆花都留不住。我这六年，跟那盆花差不多——他把我摆那儿了，觉得碍事了，就端走了。”

那天晚上她给我发微信：“明天你有空吗，陪我去趟律师事务所。”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一家不大的律所，在写字楼十二层。接待的是个女律师，姓周，四十来岁，说话不快，问事情的时候会先重复一遍你的回答，再问下一句。

陶敏把事情讲了。那套房子，记账本，营业执照，那两万块和那张复印件。

周律师记了四页纸。末了把笔放下：“先说最要紧的。那个公司，法人是你，这个得处理。办法有两个：一是你去注销，注销要走清算，需要材料，可能要他的手章或者签字。二是你走工商变更，把法人换掉。两条路都得先调档案。你知不知道公司全称？”

“知道。”陶敏翻手机，“我把名字发你，你能帮我查吗？”

“你把名字发我，我查一下。这个不用惊动他，你自己拿着身份证就能调档。”

“能调？”

“你是法人，你有权调。你就去工商局说，我是法人，我要查自己公司的档案。带上身份证，查完复印一份，拿回来。”

陶敏坐在那儿，腰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书包带上，书包带被她攥得发白。

“第二件事，”周律师说，“那个记账本复印件，说明他有渠道拿到你私人信息。如果他在你搬家后还有跟踪行为，比如去你母亲家、去你弟弟那儿说那些话，这已经超出正常范畴。你要不要我出一封律师函？”

陶敏没马上答。她看我一眼，我说：“你定。”

她想了有一分钟，说：“律师函先不急。我先把他给我弟那两万的事处理干净。这个我自己来。”

“行。”周律师说，“那你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所有他给你打的钱、你给他打的钱，每一笔都要有记录。微信、银行、转账凭证，全部导出来。微信能导出账单，一个月一个月导。”

“六年。”

“六年。你导。导出多少算多少。”

出了律所，陶敏站在电梯口，电梯来了她没上，站了好几秒。门关上又开，她才进去。

电梯往下走，她忽然说：“你知道我最怕什么？”

“什么？”

“我最怕他把我妈说服了。我弟已经不扛事了，他打两个电话，我弟就觉得陈哥是个好人。我妈也是。我再不弄，我家里人就全站他那边去了。”

“所以你打那两万块，是打给你弟看的，不是给老陈看的。”

“对。”她点头，“我就是要让我弟知道，这钱不是陈哥给的，是我给的。我弟要是再站错边，我就真不管他了。我不是气话，我做了算。”

回到小区门口，她站住了，从包里把那个粉色保温杯掏出来，拧开盖子，仰头喝了最后一口。杯子见了底，她看了一眼杯底那块胶布，用手按了按，按紧了。

“这个杯子，”她说，“大学买的。”

“我知道。”

“我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买过好几个杯子，什么牌子我记不住。我都没用。我就用这个。”

她把杯盖拧上，放进包里。然后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按了一下，没打出去，看了一会儿，收起来了。

“等我把那些账导完了我再给他打电话。我要把我记的和他记的对一遍。我要知道我到底欠他什么，他到底没给我什么。”

“你要是对出来，其实你没欠他呢？”

“那我就知道了。”

她往巷子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跟你说这个事吗？”

“不知道。”

“那天在你面前，我把话说出来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好像能行了。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件事里是个糊涂人。你听我说完，我讲清楚了。一个人讲清楚了，就不糊涂了。”

她挥手走了。我站在巷子口，看她拐进去，楼道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付费卡点

陶敏去工商局那天是星期二，头天晚上给我发了条微信：“明天上午我去调档，你陪不陪？”我说陪。她说你不用进去，你就在门口坐着，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你在外面我心里踏实。

工商局在城东，一栋老楼，电梯里一股旧地毯味。她进去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叠复印件，站在门口翻，翻了两页就蹲下了。我过去看，她把复印件摊在膝盖上，指给我看：“你看这个，注册资本五十万。实缴，零。”

“零？”

“一分钱没往里打。”她站起来，把纸抖了抖，“我当法人，我连公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笔八万多的账也在。查出来了，是二〇一九年一单货，货款没结，对方公司早就注销了，成了笔死账。周律师帮她出了个说明，加上情况说明，交到窗口。窗口说要罚款，年报没报，经营异常名录挂着，先移出，再注销。

罚了五百。她自己掏的。

注销那天她签了一份承诺书，说以后有债务纠纷她承担。签之前她顿了顿，回头看我一眼。周律师在旁边说，对方公司都注销了，大概率没人追了。她听完才签，签完把笔帽按上，按了两回才按严实。

出了门她跟我说：“五百块钱我认。这公司要是再挂两年，出事的不止五百。”

过了三天，老陈的电话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她出租屋，她正蹲在地上导微信账单，手机插着充电线，一笔一笔往本子上抄。电话响的时候她看了一眼屏幕，接了，开免提，手机搁在地上。

“你去工商了？”老陈声音不高，不像发火，像在谈事。

“去了。”

“那公司你注销了？”

“注销了。”

那头停了几秒。我听见打火机响了一下，又一下，没打着。

“你跟我说一声怎么了？”他这回声音沉了点，“那公司当年是我给你办的，法人是你，注销得两个人签字。”

“不用两个人。法人自己去就行，工商局说的。”

“那你总得跟我商量。”

“我跟你商量什么？”她手里的笔没停，“这公司我当法人当了五年，你连问都没问过我。现在我注销了，你要商量了？”

那头沉默了一阵，后来问：“罚了多少？”

“五百。”

“我给你转。”

“不用。”她把笔搁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掏。”

老陈在那头笑了一声，那种从鼻子里出来的笑：“你自己的事？你哪件事不是我的事？”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挂了以后她把手机扔到床上，坐回小马扎上继续抄账单。抄了半页，忽然说：“他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打火机打了三下没打着。”

“你怎么知道？”

“我听出来的。”她没抬头，“他心一乱就打不着火。”

她弟那边，两万块还回来了。是她先转给她弟的，她弟收了，隔了两天给老陈转过去。转完给她打电话，语气别扭。

“姐，钱转了。陈哥说不用，让我留着花。我硬转的。”

“行。”

“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咋了。”

“说不清。”

她弟在那头叹了口气：“那我不问了。不过姐，那天他说话挺客气的，还说让我有难处找他。我没接这话。”

“你做得对。”

“我媳妇骂我傻。她说人家给钱你不要，你姐都不要了你还往回塞。”

“你媳妇说得对，你确实傻。”陶敏把手机换了个耳朵，“但傻这一回，往后不傻了。”

她妈那边是隔了一个礼拜才去的。陶敏提了一兜水果回去，她妈正在厨房择韭菜。她就站在厨房门口说了，说那房子不是她的，那钱不是白给的，人家家里有老婆孩子。

她妈手里的韭菜没停，择了一根，又择了一根，半天才说：“我早猜着了。”

陶敏愣了一下：“你猜着了？”

“你妈又不傻。”她妈把韭菜往盆里一搁，“你那年住院，他给三万。谁家朋友给三万？我没问，是怕问了你不高兴。”

“那你还劝我回去？”

“我劝你回去，是怕你一个人过不好。”她妈拧开水龙头，哗哗地冲韭菜，“你要是两个人过得好，我管他离不离婚。可你过得好吗？你瘦得跟什么似的。你上回回来，我炒了四个菜，你吃了半碗饭就说饱了。你以前在家一顿能吃两碗。”

陶敏站在厨房门口没动。她妈关了水，拿抹布擦手，擦了两下又回头看她：“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我老了，我管不了你。我就一条，你别一个人扛。扛不住了回来说一声，家里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

那天她回去的路上给我打电话，说：“我妈说她早猜着了。”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但没哭。

老孙辞职的事是小全告诉她的。小全说老孙跟了老陈八年，有一回拉老陈去郊区看工地，回来老陈说油钱不对，当着一桌人的面问了句“你绕路了吧”。老孙脸白了，说没绕，老陈说那你把过路费票给我看看。老孙拿不出来，那天过路费是现金交的，没票。

“过了半个月老孙就不干了。”小全在摊位上一边卷壁纸一边说，“他跟我们家那口子喝酒，说给陈国强开车，开了八年，拉了八年货，到头来不如一张过路费票。”

陶敏听完没说什么，低头看壁纸样品。过了一会儿才说：“他对谁都这样。他不是针对老孙。他是觉得所有人都在占他便宜。”

她自己的摊子是一个月后开的。建材城最里头，紧挨着小全那间，一个月一千八，壁纸和辅料，地方不大，转个身就能碰到货架子。开业那天没放鞭炮，就贴了张红纸，拿毛笔写的“开业”，字是小全对象写的。

头一个礼拜没开张。第二个礼拜来了个老客户，是她以前卖瓷砖时候认识的，姓王，做装修的。王师傅一进门就乐了：“陶敏？你在这儿呢。我说怎么老陈那儿的人说你走了。”

“走了。”

“我那边有几个活儿，要壁纸，你帮我配配。”他把一张单子往柜台上一搁，“老陈那边报价太黑，我早想换地方了。”

第三个月她给我发了个微信，拍了一张照片：摊子前面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正低头看样品册。配文：“今天进账两千三。”后面跟了一个表情，那个咧嘴笑的，我们这岁数的人用着有点土，但我看了半天，觉得挺好。

老陈约她见面，是入秋以后。

他先发的微信，说想见一面，把话说清楚，就一回，不纠缠。陶敏给我看了那条微信，问我：“你说我去不去？”

“你想去就去。”

“我想去。”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我有些话也得跟他说清楚。不清不楚地走了，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地点是老陈定的，建材城后街一家小馆子，卖炒菜和面的那种，塑料桌布，筷子在桌上一个铁桶里插着。老陈先到的，坐在靠里的位置，面前摆了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瓶啤酒。他瘦了，下巴那块肉垂下来，头发根上白了一截，没染匀。

陶敏坐下，把包放在旁边椅子上。

“你吃了吗？”他问。

“吃了。”

“再吃点。”他把菜单推过来，“这家的溜肝尖不错。”

“不用。你说事吧。”

他捏了一粒花生米，没往嘴里送，在手指头里搓：“我这两个月，家里那边闹得厉害。”

“嗯。”

“她知道了。知道我外面有人。”他抬眼看她，“她翻我手机翻出来的。我跟她这些年，她从来不管我这些事。这回不知道怎么了，跟我算账，要分家产。”

陶敏没接话。

他等了一会儿，又说：“生意也不如从前。建材城那边压款压得厉害，我今年有三笔没收回来。老孙走了，换了个新司机，毛手毛脚的，上礼拜把我车刮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他把花生米搁下，两只手撑着桌沿，忽然放低了声音：“陶敏，你回来吧。我这边再想办法。我跟她那边，能拖就拖，实在不行……我也不能净身出户，我这岁数了，总得留点东西。”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来。我这边再怎么着，你那房子我还给你留着。你搬回去，就当这几个月没发生过。”

陶敏看着他。他没抬眼，盯着桌上那瓶啤酒，拿指甲在瓶盖上一下一下地抠。

“老陈，”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你刚才说，你让我回去，那你老婆那边呢？”

“我不是说了吗，我这边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拖着？拖到哪天？”

“你以前不问这些的。”他抬起头来，脸上有点不耐烦，“你以前挺明白事的。”

“我以前是明白事。我明白了六年。”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坐正了，“我现在不想明白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这六年，你拿我当什么？”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你不用说好听的。”她手指点在桌面上，一下一下，“你拿我当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你那些账，你那些安排，你比我清楚。你去我妈那儿，你找我弟，你让他们来压我。你连我弟孩子上几年级你都知道。你知道我腰围多少，你知道我爱吃什么，你知道我晾衣服晚了十分钟你也要问一句。你什么都知道。”

她停了一下。

“你就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老陈把那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了两下，嚼得挺慢。嚼完了说：“陶敏，我那个家，不是说散就能散的。我跟她过了二十几年，孩子都那么大了，生意上的账也都缠在一块儿。我不是不想给你名分，我是给不了。”

“我知道你给不了。”

“那你还要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要了。”她把包拿起来搁在腿上，“我就要我自己。我搬出来那天就跟你说了，我不是闹。我今天来，是把这话再说一遍，说清楚，咱俩就到此为止。”

老陈的脸一点点沉下来。他端起啤酒喝了一大口，杯子放回来的时候磕得挺重。

“你是不是有人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

“我不想了。”她站起来，“我在这件事里头，过了六年不是我自己的日子。我现在过回我自己的日子，挺好的。”

老陈坐在那儿没动。过了几秒，他说：“陶敏，你别后悔。”

“我不后悔。”她拎起包，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这桌你结了吧。今天是你约的我。”

我是在门外头等她。后街风挺大，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推着车从面前过，铁锅哗啦哗啦响。她出来的时候先站了站，从包里掏出那个粉色保温杯，拧开盖，喝了一口。

“走。”她说。

“说完了？”

“说完了。”

路上她没怎么说话。走到小区门口，她忽然站住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了？他说他家里那口子跟他分家产。他说他不能净身出户。”她笑了一下，那种笑法我见过，就是嘴角动一动，“他这时候还觉得，他要是净身出户了，我还能图他什么呢。他到今天都觉得，我跟着他，是图他点什么。”

老陈后来的事，我是从小全那儿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他老婆那边到底没离，两个人把账理了理，房子归老婆，公司归他，司机换了俩都没长干。建材城的摊子缩了一半，原来三个门面，退了一个。有一回小全看见他在建材城门口抽烟，跟人打电话，嗓门挺大，说“这年头谁还讲信誉”。小全说，他挂了电话，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才走。

这些事一股脑儿说给陶敏听的时候，她正在摊子上给客户裁壁纸，拿尺子比着，一刀下去，直溜溜的。她听完“嗯”了一声，没多说。

“你不解气？”小全问。

“解什么气。”她把裁好的壁纸卷起来，“他日子不好过，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各过各的。”

她搬出来半年多的时候，我去她那儿吃饭。

还是那一室一厅，朝北，没阳光。但窗台上多了几盆多肉，三盆，塑料盆子，一盆七块五那种。一盆绿的，一盆带点粉边，还有一盆小的，叶子尖上发红。她把窗台擦得挺干净，垫了一层硬纸板。

“又买多肉了？”

“嗯。这回这窗台归我。”她拿抹布把窗台边角又擦了一遍，“我想摆几盆摆几盆。”

饭是两菜一汤，西红柿炒鸡蛋，蚝油生菜，紫菜汤。菜盛在盘子里端上来，盘子有个豁口，是超市打折买的。

“你将就着吃。”

“你以前不做饭。”

“以前不用我做。”她坐下，把筷子递给我，“以前有阿姨。阿姨做了我也不爱吃。我那时候连厨房都不怎么进。”

吃完了饭，她洗碗，我在旁边站着。洗到一半，她把水龙头关了，转过身来，从窗台上把那个粉色保温杯拿下来。

杯底的胶布掉了快一半，剩下一小块还粘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卷透明胶带，剪了一小条，比了比，缠在杯底上，缠了两圈，用手按了按。

“我说你这杯子该换了。”我说。

“能用。”

“都掉漆了。”

“掉漆不耽误喝水。”她把杯子放回窗台上，倒了半杯水进去，水汽从杯口往上冒。

“你说，”她手扶着杯壁，没看我，“我要是早点想明白，是不是能少耗几年？”

“你想这个干什么。”

“就是有时候躺床上，睡不着，会想一想。”她把杯里的水晃了晃，“想完了又觉得没意思。算了。这杯子我用了十几年，摔过好几回，一直没坏。我以前觉得它也跟我一样，搁哪儿都行。现在我知道不是。它搁哪儿，得看我自己想搁哪儿。”

窗外的天阴着，楼下有人在收被子，拍得“嘭嘭”响。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把杯盖拧上，拧了三圈，按了按，拧严实了。

“这水凉了。”她说，“我去烧。”

她转身去厨房，我听见她打开灶台的火，火苗“噗”地一声着了，跟着是水壶搁上去的响动。窗台上那三盆多肉，叶子胖乎乎的，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