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顺治十五年，京师，清廷一次对汉臣的擢用，意外留下了一段罕见记录：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儿子王熙则获加尚书衔，父子二人同朝而居尚书之列。这样的安排，不只是家族荣耀，更折射出清初官制、用人和回避制度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份特殊恩荣，后来被清人笔记记录下来。顺治皇帝曾说，父子同官，古今少有。话说得不长，分量却很重。因为在清代官场，父子同朝并不罕见，但父子同时跻身六部尚书，几乎没有第二个例子。
王崇简的仕途，起点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他是顺天府宛平县人，崇祯十六年，也就是1643年考中进士。次年明军进入北京，明朝政局骤变，王崇简随家人南下金陵，后来隐居乡里，长期没有出仕。
这段沉寂持续了近十年。顺治亲政后，朝廷广求遗逸，王崇简因熟悉典章礼制，得到官员举荐，被授秘书院检讨。此后，他先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走的是清初汉臣常见的学官道路。
他并非以军功起家，也不是凭借权贵门第迅速升迁，而是靠文章、经学和制度知识立足。清初政权正在重建，朝廷既要沿用明代旧制，又要按照新王朝的需要重新调整，熟悉礼仪章程的汉臣便显得格外重要。
顺治十二年，王崇简升任弘文院侍讲学士，随后进入国史院，成为学士。那时的清廷尚未形成后来稳定的内阁格局，内三院分掌文书、国史和讲读事务，大学士与学士都承担着重要政务。
王熙的道路，与父亲颇为相似，却走得更快。他是顺治四年，也就是1647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翰林出身意味着进入了清廷文官的核心培养序列，但真正能迅速升达高位者，仍是少数。
王熙先任翰林检讨，后来历任侍读、侍讲以及相关学官。十一年间，他由七品官逐步升至国史院学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样的速度，既与个人才学有关，也与顺治朝急需汉臣处理文书和制度事务有关。
有意思的是，父子二人的升迁并非简单地互相提携。顺治十五年，京察举行，王熙考核列为一等，朝廷又特旨加尚书衔。按照通常的官制安排，父子若长期处于相近层级，往往会引起职掌重叠和权力集中的疑虑。
据记载，顺治帝曾对王熙说：“父子同官，古今所少。”王熙只能答道：“臣惟有恪尽职守。”这几句对话虽简短，却说明皇帝也清楚这种安排并不寻常，因此需要以特别恩典的方式加以确认。
为了避免父子同任一院、官阶相抵，王崇简被擢为礼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衔。王熙则继续在朝廷中任职，后来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父亲掌礼制，儿子入都察院，二人的职责由此分开，既显示恩宠，也保留了制度上的边界。
到了康熙初年，王氏父子仍在朝中。王崇简年事渐高，升迁渐缓；王熙却继续受到重用。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王熙以工部尚书晋升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康熙朝极具分量的汉臣。
王熙后来还承担过一项极其关键的文书工作。顺治帝病重时，曾召见他撰写遗诏。玄烨继承皇位后，王熙继续受到信任，这份经历也说明，他的地位并不只是依靠父亲获得。
王崇简于康熙十七年，也就是1678年病逝，获谥“文贞”。王熙则在康熙朝长期任重臣，死后获谥“文靖”。父子一人以礼部尚书终其仕途，一人以工部尚书并大学士显达，形成清代官场极少见的父子并列格局。
为何只有这一例？关键不只在年龄。清代高级官员通常需要经过翰林、侍读、侍讲、侍郎等多个阶段，升任尚书往往已在五十岁上下。父子相差二三十年，理论上确实可能一前一后做到高位，但要在同一时期同时任职，机会已经很小。
更重要的是回避制度。亲属官员不能在同一机构任职，也不能轻易在同一权力系统中形成紧密控制。吏部关系人事，户部掌财政，礼部主持典章，工部负责营造，若重要部门长期由近亲同时掌握，朝廷自然会有所顾虑。
王氏父子之所以被视为佳话，正是因为他们既获得了皇帝的特殊信任，又没有长期占据同一部门。一个以礼制与典章见长，一个兼具文名和政务能力，父子同朝而不相互掣肘，最终成为清代官制史上难以复制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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