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犯了哪些错误，导致皖南事变中几乎全军覆没？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项英、叶挺的电报，措辞之严厉，在当时的党内文电中极为罕见。电报里还有一句话，事后读来更像一句谶语：“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九天之后，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又过了两天，他们在茂林山区被国民党军8万余人合围。血战八昼夜，最终突围者说法不一，有说2000余人，也有说仅1000余人。

新四军战士在进行训练

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伤重自尽。

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围攻是外因。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近乎覆灭，自身在战略判断和战术指挥上的一连串失误，是那条因果链上无法跳过的一环。

第一环，是战略上长达一年多的拖延。

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早在1940年初就已经明确。1940年4月，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为宜”。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央从10月起多次电令项英、叶挺，要求军部及皖南部队必须在12月以前北移完毕。

但项英对“向北发展”始终存有异议，长期强调皖南的“特殊性”，对北移指示借故拖延。到12月25日，他还在向中央“请示方针”。中央的催促电报一封接一封，语气从说服逐渐变为批评，但部队直到1941年1月4日才真正动身。

项英

这一个多月的拖延，给了第三战区从容调集8万余人完成合围部署的时间。

第二环，是仓促选定的南向路线，把部队送进了口袋。

12月28日，项英才召开军分会，决定“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之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这条路线向南绕行，直接进入了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皖南山区。事变幸存者黄源后来回忆得很直白：“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更致命的是，部队出发后因连日大雨、浮桥折断，被迫在茂林停留了两个白天休整，恰好给了国民党军收紧包围圈的时间。

一支近万人的部队，在敌情如此严峻的时刻，却在包围圈内停下来休整，这是战术判断上的严重失误。

第三环，也是最致命的一环，是突围关头的七小时犹豫。

战斗打响后，叶挺主张集中力量攻打星潭，付出代价打开通路。这个判断是清醒的：在合围尚未完全闭合时，集中兵力从一个方向坚决打出去，是唯一的生路。但项英在打不打星潭的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军部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整整七个小时，得不出结论。

叶挺在会上忍无可忍：“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

叶挺

最终，项英否决了攻打星潭的方案，命令部队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把已经取得的一线转机彻底葬送。随后，项英等人又在关键时刻不告离开部队，指挥体系一度瓦解。

中央不得不紧急电令“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但最佳的突围时机已经过去了。

战略上的拖延、路线上的误判、突围关头的犹豫，这三环扣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挣脱的因果链。

毛主席在事后总结时，把“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和“指挥上的错误”列为内部原因的首要两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皖南的鲜血证明了一件事：在敌强我弱、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犹豫本身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皖南的鲜血没有白流。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1月25日，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又1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

陈毅

重建后的新四军，面貌为之一变。它不再是一支孤悬于皖南、在“向北”还是“向南”之间反复摇摆的部队。

陈毅把重心放在了“向敌后发展”上，在华中平原和水网地带扎下根来。到抗战结束时，新四军已经从皖南事变后的9万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共计近31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从1937年成立时的1万余人，到1947年番号取消时的31万多人，这支部队在皖南的废墟上重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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