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看长征·上海因缘｜石仲泉：红军长征最早的原生态历史文本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向国内外宣传红军铁流奔驰半个中国的长征奇迹，毛泽东等向参加长征的全体同志发出号召，征集长征回忆录。红军将士，包括中央领导、军委领导积极响应，纷纷撰写，在两个月时间内就征集到200多份稿件，达50多万字。经过编选统稿，至1937年2月选定了这部包括109篇文章、10首长征歌曲，以及英雄榜、长征里程表在内的《二万五千里》书稿。随后，又组织誊清复写、修改润饰，装订成若干本。其中一部转至上海准备出版。后因全面抗战爆发等关系，未能面世。新中国成立后，受托保管这部手抄本的谢澹如先生去世，其家属在1962年将该稿本转交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本书便是根据鲁迅纪念馆保存的稿本首次印行的。

近80年故去，我很有幸拜读到这部长征回忆录手抄稿本。不读不知道，一读极为兴奋、极感震撼、极觉珍贵。因为我在2003年至2005年间，大体走完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也在10年前出版了《长征行》，对这部手抄稿本记述长征走过的路线、经历的战斗、发生的事情、涉及的人物等，都比较熟悉。这次看手抄稿本，有如重走长征路，又将我带回到十多年前“长征行”的那些日子，既深感真切，又倍觉亲切。不仅温故，更有知新，不少事是过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与闻的，还使我对有些问题得到释疑解惑。应当说，在践行长征、研究长征的那些日子里，我还是看了不少长征资料的，但读了这部手抄稿本，感到这是所有长征书籍中极其珍贵的“善本”。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样

原始原创

几十年来，已出版的长征书籍包括画册、影集在内达数百、乃至上千种之多。但这部《二万五千里》，既是最早的长征回忆录，也是编辑好的第一本长征书。该书最后有篇关于这部手抄稿本成书和流传的几点说明，认为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在我看来，不算溢美之词。这三个“最”完全符合实际。“最早”不必说了，其他任何关于集体回忆长征的书都在它之后。“最直接”，因为40多位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讲的是自己所行、所见、所闻、所言之事，难道还有比此更直接的吗？当然不可能。“最真实”，除了编辑的文字润饰外，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完全是原汁原味、原始原创。当然，既然是原始的，也会有某种难以避免的粗糙性、不完全性等疵瑕，但它具有的鲜活性、质朴性、天然性，却是其他长征读物没有的。犹如未经雕琢的天然璞玉，这种原始美在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时下，会令人爱不释手。尽管有的篇章，过去正式出版、发表过，但以手抄稿本的原始性展现在面前，仍然有新鲜感。这就是原生态历史文本的魅力。

稀缺稀见

1937年2月编选的《二万五千里》，除送出一部到上海准备出版外，在延安保存的本子于1942年11月改名《红军长征记》曾少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在1955年作了若干修改，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首次面世。后来流传较广的一些长征回忆录和各种长征书籍，都是以这个本子为基础而编辑出版的。因此，原始的、未经修改的《二万五千里》中的许多文章和未被收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就成为稀缺稀见之文了。像董必武的《从毛儿盖到班佑》、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谭政的《突围的第一仗》、熊伯涛的《茅台酒》、徐特立的《医院生活》、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莫休的《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等，我在看到这个手抄稿本前未曾读到过。这里，另举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之。

一篇为张爱萍的文章。张爱萍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在这部手抄稿本中收入了他的10篇文章，是该书最多的作者之一。他写的《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讲的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事。从汝城至宜章这段路我作过考察，但没有听说彭老总亲自指挥架炮攻打敌人的事。张文写道：为了攻下大来圩敌军堡垒，我们团的炮架远了，连发几炮都没有打中。彭军团长来到前线，“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下，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彭军团长急促地走到炮兵的阵地，瞄准一看，‘真是不中用！偏差这样大，还打的中吗？’‘要他们准备好’，彭军团长一面弄着炮，一面命令十一团首长‘一打中就冲！’”“轰！”正中在敌堡的角下。“轰！轰！轰！”炮声连发起来了。“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快破了的红军帽子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大喊起来了。‘前进！都前进！消灭它干净！’”这样地具体描写彭老总亲临前线架炮、指挥打炮的史实，在回忆录中还不多见。对我来说，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篇。像这样具有唯一性的稀缺稀见品，在本书中还相当不少。

另一篇是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冯文彬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随先头部队打前站。经过彝族区，他是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义结金兰之交的红军方面第一见证人；到大渡河边安顺场又见证了朱总司令善于做群众工作，亲自炒猪肚子的情景。冯文彬写道：一船一船地在渡着，朱总司令来了。和蔼可爱的我们的领袖——朱总司令，见了我们与战士，总是笑眯眯地谈问着：抢渡的经过与现在渡河的情形，每次渡河的时间与快慢……他看见船夫坐在休息，也坐下去同船夫交谈。他很通俗地用着四川话询问当地的情况。他对这些船夫说：刘文辉的刘家军是保护大地主、土豪劣绅的。他们是要剥削压迫我们穷人的。我们穷人很多，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是穷人，只有个把是有钱的人。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是能够有力量把他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打倒的。他句句说的船夫点头称是，更加愤恨刘家军阀。谈了之后，我们一同到房子里坐着。总司令又说：这些水手很好，大家努力宣传，动员几个当红军放在工兵连，将来在四川活动会有用处的。时间已到中午，特务员进来说：今天政治部打土豪，杀了几头猪分给了群众，给我们送来一个猪肚猪肝。怎样弄中饭吃？总司令马上回答：你把猪肚切好，我来炒。不到一刻钟，总司令把猪肚炒好了。大家一面吃着总司令炒的猪肚子，一面在谈笑着猪肚子炒得好。总司令说：我很会炒猪肚子的，以后你们有猪肚子，准备点辣椒，我再来帮你们炒吧！讲述朱总司令走长征的文章，我见到的不多。这样生动鲜活的一篇，绝对是稀缺稀见之文。

还有篇李治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也属于稀见之文。作者是干部休养连的医生。他在该文中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初步总结，讲的不少情况过去不甚了解。比如，长征中的女干部，过去一些文章说的比较笼统，《女英雄》一文介绍得比较具体。该文写道：在中央苏区出发时，原调有30多个女干部，最大一部分是送在总卫生部。几个有病的养病，4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养。做工作的约20人。经过体格检查，有的被留下了，真正随军出发的不到30个女子。病的很厉害的女同志在长征中锻炼了一下，反而健康起来了。4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途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军，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特别是一个女同志在藏区下打鼓村生小孩，那时连青稞麦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将息了几天，经过草地，她也平安地到达了班佑。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就去做群众工作，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连一下子马也没有骑过。还有一个女同志，有马也骑的很少，扛担架，扶病人，在紧急时把病人背上山去，她都出过异常的力！这些情况，对我来说，过去未听说过，看了该文才知道。

情节细节

手抄稿本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许多回忆文章有生动的情节和具体的细节。上述张文也算情节生动的，这里再举两例。

——比如，红军穿的草鞋，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湖北农村完全用稻草搓的细绳打成像凉鞋样式的鞋子。看过董老写的《出发前》后才知道我理解的不对。董老也是湖北佬，担心误解，专门作了个注，写道：“中央苏区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纳得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如果不是董老这样专门作注，像我这样望文生义者可能不少。

——再如，李富春对夜行军的介绍。他写道：“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孔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成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到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部队已鱼贯地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观日，也无此奇迹！”回忆长征的许多文章都讲过夜行军，但像李文这样将火把怎样做，对火把做一番比较，以及在哪些省点火把夜行军和在不同的地形行军对火把印象的深刻描述，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看到这样细致的情节，就像读篇散文，兴致盎然。此篇完全可以上中小学的语文课本，是革命历史教育的好教材。

——还有莫休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莫休为红一军团干部，这是其1935年5月5日到5月30日的一束日记。他记录了这20多天所经历的长征之事。据了解，在长征中写日记的有不少人，但较多同志写得比较简略。莫休的这一束日记有不少具体细节。他记载了红一军团在元谋过金沙江不成，改去皎平渡的经过。5月6日，他写道：从元谋县以来，居民多种甘蔗，用土法榨汁熬糖，糖不作散粒，均装以瓦缸，成小馒头形，间或成拳大瓜果状。因提取不精，溶水后满浮杂草及沙泥、渣滓沉淀物，味亦不甚甘，但在炎暑中行军，取此糖溶江水饮之，亦凉爽宜人，故大家都携带甚多。2003年4月，我个人在金沙江考察红军渡江的情况时没听说过这一细节。莫休在5月21日还记载了过彝族区时了解到的黑彝和白彝（当时称为“黑夷”和“白夷”）的区别。他写道：黑夷属土民，体壮性悍，不事生产，喜抢杀。白夷为汉夷混血种，是黑夷之奴隶（称娃子）。黑夷俘得汉人之未杀者，即留作奴隶，初恐他们逃脱，常扎以绳索，使之劳作。因山深无路，奴隶逃跑捉到后更酷刑制死，故被俘者多惧怕而不敢逃。这些汉人被俘虏久之驯服后，黑夷或妻以夷女，以后生子生孙，均为此主人后代之奴隶，此白夷之由来。凡一切耕种、架屋、饮爨、牧羊等等贱役，均由娃子任之。每家黑夷都统治有若干白夷娃子。我到过彝族地区，在西昌考察时，向彝族领导干部询问过黑彝和白彝的由来和区别问题，但像莫休日记所载却是第一次听说。当然，是否真如此，还有待进一步向民族专业学者求证，但这至少是一说。还有5月25日记载到大渡河边安顺场的情况。日记写道：至安顺场街头，见箱、笼、桌、椅什物，倾斜零乱地堆满各水田中。感到奇怪而问居民，“盖敌已料我由这一带过河，故下令沿河百余里各渡口均须将房屋焚去，以困住阻我。此街已举火待燃，故居民将一部家具搬出，免全部化为灰烬。不料昨晚红军突然趋至，一营白军不及纵火即遁去，全街得幸免”。我到安顺场考察，也没听说这一情况。像这样的情节和细节，对研究长征史的学者而言，无疑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生活生趣

过去看到的长征回忆资料，以写打仗的和中央高层领导活动的较多，反映行军打仗以外的红军指战员生活的材料较少。这部手抄稿本，却有这方面的不少描述。

——比如，上面讲的李富春回忆文章，对夜行军的乐观主义也有生动描写：“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抽纸烟，不准谈话！然而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激云宵。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我过去见过有的文章讲到行军“吹牛皮”之事，但毫无这样生动的情趣。

——再如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了10天，我们知道比较多的主要是遵义会议，其他情况就不甚了了。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弥补了这一缺陷。它详细记载了中央红军在遵义10日的情况。他写了第二天进城上馆子的情形。他们一行四人买了日用品后，不约而同地要找东西吃，到了规模最大的川黔饭店，点了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掌柜的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会，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快满出来，味道确实不坏。大家都很满意”。第六天，他写了群众大会和篮球比赛。群众大会是庆祝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午后都去参加了。“大会是在中学的一个足球场举行，委员会产生后，朱毛发表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那么今天也许是个小小失望”。大会结束后是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作者写道：“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了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连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声，双方即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球也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回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两场终结是12与30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这篇日记还有第八天记的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日记写道：5点钟晚会开始。在魔术、双簧过去以后，就是红军之友社的女学生跳舞。听说两位跳舞者是遵义有名的舞星，但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姐妹来差得太远了。最后萧队长露了一手。他平时不会外露的，今天似乎要让女学生开开眼界。虽然个子大些，但跳的高加索舞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舞蹈艺术。这几则日记有助于读者从另一侧面了解红军。红军长征除了异常艰苦的行军打仗外，在有时间休整时也有丰富的文体生活，充满快乐情趣。

——又如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讲述军委干部团过打鼓雪山的故事。当时是7月上旬。周文写道：距离山顶还有二十里的地方，就看见前面的人群走的比蚂蚁还缓慢，像一条长蛇弯弯曲曲而上。我们的呼吸短促起来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慢地一踱一踱。我们踱上山顶，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好多同志，已坐在那里谈天，我们也靠近坐下。我们周围的雪洁白得十分可爱，令人回忆到“踏雪寻梅”的古典而兴叹——白雪真可爱，梅花何处寻？！同时又加添了人类“盛夏赏雪”的乐趣。萧劲光同志提议吃冰琪淋，全都赞成。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和我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盂争向雪堆下层挖。“谁有糖精，拿出公开！”李一氓同志说。毕士梯同志的胃病药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萧劲光同志的小纸包，都一齐出现了。大家都赞美今天的冰琪淋。“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好！”我说。“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陈赓同志说。“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愿做评判员。现在结论不好做，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毕士梯同志结束了雪山吃冰琪淋的“争论”。打鼓雪山，我走雪山草地时走过，但已见不到当年的大雪了，更没有吃冰淇淋的体验。这篇短文也反映了当年红军过雪山的另一面。红军过雪山异常艰险，但也能在艰险中寻找快乐。这就是红军生活的多维性、丰富性、生动性。

信仰信念

当年中央号召写长征回忆录，只要求讲亲身经历，并未要求作理论分析，讲长征精神之类。但是，不少回忆文章蕴含了后来概括长征精神的丰富资料。我们现在讲的长征精神诸多要素，在该手抄稿本中皆有体现。比如，作为长征精神根本要义的“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在不少回忆录中处处闪耀着。

——陆定一的《珍重》，记述的是告别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情景。他写道：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仑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也许比较近的地方，也许很远，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我们必将胜利，必将靠岸，如哥仑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别了，梅坑！“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珍重》充满了离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梅坑的思念之情，其坚定的信仰信念跃然纸上，是篇少有的抒情短文。

——张际春的《铁屁股》，记述红五军团的长征路。作者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该文写道：红军的长征开始了。红五军团是最后从西线下来的，军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殿后，担任打击一切尾追的敌人。他们领受这一任务后，既不轻视，也不畏惧，而引以为光荣和自豪。“坚决前进，反攻敌人，把苏维埃红旗插遍中国全境”的歌声，在部队中不断沸腾。在前进中，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比任何一支部队都要恶劣，如像他们过越城岭时10余天不可能进入宿营地休息睡眠；虽然他们连绵不断地与尾随的敌人周旋着，需要进行不断的战斗，经常在关岭上风餐露宿，但他们有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念。这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民的保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相信中国千百万同胞的拥护与爱戴，相信他们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委的指挥天才，相信他们的血肉弟兄一、三军团及其他能够在前头击破一切障碍、打开一条血路，因此，他们有着铁一般的决心，迎击尾追的一切敌人，不懈怠地完成他们的每一战斗任务，保障殿后的巩固与安全。只要我们打开长征的战史一看，就显然可以看到：百丈岭、骑田、道州城边的战斗说明着；湘江河畔、千家市、通道城边的战斗说明着；乌江北岸、娄山关、贵阳城边、金沙江南岸的战斗也说明着；荥经、灵官、宝兴等等的战斗也莫不说明着。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长征在黔川边作了初步的总结。党中央和军委给了他们光荣的赞扬。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他们军营中不绝于口的“铁屁股”。“铁屁股”，不仅是说明他们那种厚大而坚硬，能抵挡敌人的进攻；而且说明他们能粉碎一切尾追的敌人。“铁屁股”，是对红五军团这一支长征队伍光荣战绩的肯定，也是他们在长征中拿血肉换来的无上荣誉。这篇短文既是红五军团的颂歌，也是对所有红军长征部队无比坚定的信仰信念和钢铁一般的战斗能力的盛赞。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该文使用了“中国人民的保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的称呼。这种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对党定位为“中国人民的保姆”，既很新鲜，也有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中国人民的保姆”吗？！这是对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本意之称。

又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依托的情况，在《二万五千里》中也有丰富记载。这里也举两例。

一是彭加仑的《病员的话》。作者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干部。该文写道：在长征中，重的伤病员寄托在群众家里。在部队到达黔北时，沿途寄留了不少伤病员。一天，经过赤水元厚时，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红军！把你们这位哥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她跑回家领了一个青年来，笑眯眯地把青年交给我们，还很客气地说：红军！对不起这位哥子，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呵！她又跑到屋里拿了5个鸡蛋、10多个苞谷粑粑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她表示感谢，并送她几块钱。她坚决不收，很慷慨地说：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呵！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应做的事。假使是王家军，我们连屎也不给他们吃。王家烈整得我们好苦呵！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同她分别了。到达宿营地后，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回来了。我们问，你们在群众家里还好吗？一个伤员说：“群众好得很，我们的队伍过了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房子里，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人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苦流泪地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走了。此后，我也能公开地在他家住下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功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流了眼泪呢！”另外几个伤员也讲了群众如何保护他们的故事。最后，彭文写道：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断地加到我们的头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能战胜。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索解的吧！

二是贾拓夫的《瓦布梁子》，记述红军在川西藏区黑水卢花一带筹集粮食的情况。作者是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写道：我们在瓦布梁子筹集了不少粮食，办法是向藏民（当时称“番民”）的富豪之家借粮。这里有为藏民痛恨的恶霸。我们发动藏民去割他田里的麦子。割下来，藏民一半，红军一半。为了将这些麦子运出去，只靠我们部队是不够的。我们动员了6个乡的藏民组织运粮队，帮助红军把粮食运到卢花去。参加运粮的藏民有百余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共分两队，走两路运送。这些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粘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参加运送的，此种情景为沿途少见。该文还写道：当我们离开瓦布梁子时，许多藏民不愿意我们走，还有提着酒壶来送行的。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我们一一抚慰，将老街存放的几千斤粮食都分发给了藏民。他们有从一二十里路来背粮的，一家一份，十分高兴。我们虽然离开了瓦布梁子，但红军在这里藏民中留下的很深印象是不会磨灭的。十多年前，我在黑水卢花考察时，也了解到红军筹粮情况，但这样生动感人的军民鱼水情却没有收集到。这是一篇说明长征精神很好的历史资料。

我用了一个多星期读完这部30多万字的手抄稿本。尽管有的字迹很难辨认，但因为所述之事，大多是我考察过的地方发生的事，其整篇文章所讲之内容还是清楚的。读完这部难得的手抄稿本，思绪难平，感慨良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志约我为该书作序，这篇感言姑且为序吧。

补记：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将士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二万五千里》这部红军长征最早的原生态历史文本，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此时重温这部由亲历者写下的原始记录，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原生态的长征叙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九十年后再读这部手抄稿本，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文字依然滚烫。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当年红军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那种“风雨侵衣骨更硬”的顽强意志，那种“官兵一致同甘苦”的团结精神，那种“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立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二万五千里》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集体记忆，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细节，更在于它昭示我们：伟大的事业从来都是在接续奋斗中推进的。让我们带着这部原生态历史文本给予的精神滋养，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告慰历史、开创未来。

【本文为《二万五千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一书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