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菊如的金融想象力：一张纸，五个人，柒角五分……

文│刘磊

今年，是曹菊如同志诞辰12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奠基人之一，曹菊如同志是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自1954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历时十年之久，主持过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的具体发行工作，为稳定国家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1

一张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1959年秋，位于北京西城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室里，行长曹菊如听取了印制管理局技术研究所负责同志的汇报后，接过对方递过来的一张纸，放在手中反复摩挲。“行长，您看看这个”，技术研究所的同志将另一张纸举起来，对着阳光，曹菊如扶了一下眼镜，只见挺括的纸张上清晰地出现了先秦布币和五角星的图案，既有中国传统货币文化的底蕴，也有红色政权革命精神的体现，他满意地点点头，思绪却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

1932年春，曹菊如由闽西工农银行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他还没来得及安顿后住处，就被行长毛泽民喊过来商量国家银行货币发行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有些可以想办法，例如在苏区内部挑选懂得纸币票面设计的同志；有些却无法内部消化，例如印钞票需要的纸。当时，欧美国家的专业印钞公司，已经使用以棉麻纤维为主的专用印钞纸进行钞票印制，而且在抄造过程中还加入了随机分布的彩色纤维或彩色圆片，增加了货币的防伪水平。但是，这种高端的印钞纸苏区很难搞到，毛泽民想尽办法，也只能通过秘密渠道获得当时印刷书籍使用的道林纸。道林纸是机制木浆纸，表面光洁，适合高速印刷，也被当时的一些小型金融机构作为印刷纸币的纸张。然而，苏区面临的外部环境非常残酷，敌人军事上疯狂进攻，经济上严格封锁，造成国家银行在那批道林纸用光后，只能另想办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毛泽民带领曹菊如等国家银行的同志们反复试验，最后采用苏区当地的竹纸作为替代，继续印刷国家银行纸币，这也造成了目前存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厚薄不一，手感不同。

后来，曹菊如先后在陕北和东北从事红色金融工作，他内心非常清楚，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坚持发行工作的红色金融机构来说，有时候能找到什么纸张就只能使用什么纸张，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其中的大面额纸币仍然由于没有国产水印印钞纸的缘故，必须委托他国代印。

曹菊如放下手中的纸，与在场的每位同志紧紧握手，仿佛在传递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在为自力更生的技术突破而自豪。

02

五个人

瑞金叶坪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1、2、3、4、5”，曹菊如在心里默默地输了两遍，确认他在江西瑞金的新单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5个人。

作为组织上从闽西工农银行调过来的业务干部，曹菊如在国家银行筹建、运营时期，辅助行长毛泽民，为红色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和货币发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其曾经担任的职务就能一窥究竟——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银行内部的核心业务部门几乎都曾留下他的身影。在其位，谋其政，曹菊如心里明白，在苏区的艰苦条件下，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仅仅要负责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要时时刻刻为其他岗位的工作多思多想。前线打了胜仗，红军战士把缴获的银元上缴国家银行，其他同志忙着把包装拆开，清点银元，曹菊如却盯着那张包装纸看了半天。

原来，包装纸是白区的税务四联单，即一式多联的财务票据，可以将同一笔借贷同时形成几份联单，分别由不同的关联方留存，例如财政部门、银行金库、收款方以及相关机构。曹菊如如获至宝，天天对着这张四联单抄抄写写，最终形成了苏区金库制度的草案，并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实施。

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这种职员人数和工作量严重不匹配的情况，几乎贯穿了曹菊如金融生涯的前半段。

03

3/4元

“我有个主意”，曹菊如说着，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大家看了之后，愣了一阵子，才兴高采烈地鼓起掌来。那个数字是“柒角伍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曹菊如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红色金融领导干部，其所在的单位名称也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他是首任行长。虽然名义上是银行，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陕甘宁边区在设立初期并不发行货币，边区政府管辖地区也以使用法币为主。

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这是曹菊如在革命斗争中摸索出的红色金融机构“必备技能”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要保持货币独立和金融自主，就需要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边区银行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同志的领导下，曹菊如带领边区银行职工创造性地以“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发行法币辅币，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

根据当时国共两党的有关协议，边区政府不能发行壹圆面额（含壹圆）以上的主币。因此，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均为以分、角为单位的辅币纸币。曹菊如充分发挥想象力，破天荒地推出了面额为柒角伍分的代价券，既没有违反两党之间的协议，又将货币面额提升到更加接近主币的数值上，为边区货币独立自主发行做好了准备，也为红色货币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4

两万五

长征出发前的红军队伍

（图源:《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1934年10月，曹菊如所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被编入军委直属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中，曹菊如负责国家银行的金库转移工作，他知道肩上挑的不仅仅是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也是革命政权的家底和希望。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吓倒他，长途跋涉的饥饿疲劳没有打倒他，身边的同志牺牲了，他只能擦拭掉泪水继续前行，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对红色金融的忠诚，曹菊如完成了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如果可以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回望曹菊如的一生，会发现他的“长征”远远不止二万五千里。1901年，曹菊如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县（今福建龙岩市）红坊乡南阳村，10岁考入龙岩县商业学校，五年后成为商铺学徒，成为他与钱打交道的起点。曹菊如23岁的时候，遵照福建当地的风俗，远渡重洋前往印度尼西亚谋生，称作“下南洋”。1930年，曹菊如回国后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入党，与邓子恢一起筹建闽西工农银行，开始了他的红色金融之路。

一路走来，曹菊如先后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等地从事红色金融工作，并于1954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历时十年，为建立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人已逝，丰碑永存。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长征。曹菊如同志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与他同时代的红色金融工作者也走完了各自的长征之路。从一个人的长征，汇集成一群人的长征，最终升华为一代人永放光芒的长征精神，引领后人，光照千秋。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