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伟大转折在贵州

“走过贵州，才知道红军长征为什么在这里迎来伟大转折。”今年年初，中国驻美大使馆原参赞张和强用时100多天，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徒步，贵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贵州活动4个多月，占长征时间三分之一；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活动近3个月。红军足迹遍及全省9市（州）、60多个县（市、区），贵州成为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红军在贵州创下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特别是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回望90余年风雨历程，人们不禁要问：伟大转折，为什么发生在贵州？

遵义会议会址。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湘江血战后，部队锐减至3万余人，国民党又在红军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合围的“口袋”，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提出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向川黔边地区发展、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在长征路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见问题的急迫与棘手。”为何选在黎平？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看来，彼时的黎平城墙高筑、经济富庶，红军压力相对较小，此前红七军、红六军团先后进入黎平，严明军纪留下良好印象，奠定了群众基础。

游客在黔东南州黎平县的黎平会议纪念馆参观，了解黎平会议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只锈迹斑斑的鼎罐引人驻足。1934年9月，黎平高屯的杨昌华受谣言蒙蔽，为躲避红军慌忙离家，天黑回家揭开锅盖，不见稀饭，却见20个铜板和一张纸条：“你们不在家，锅里稀饭我吃啦！开你铜钱二百文，放在铁锅内，到屋请收下。”这让杨昌华深受震撼。正是这样秋毫无犯的纪律、军民同心的底气，让红军在黎平顺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占领乌江南岸猴场。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1934年12月31日，猴场会议召开至翌日凌晨，否定错误路线、重申黎平会议决议。

在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朱仁印看来，“这个决定实际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会后，中革军委下令进抵黔北、夺取遵义。1月3日拂晓，强渡乌江战斗打响，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较大胜利。

群众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陈列馆参观（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陶亮 摄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四渡赤水与南渡乌江，是跳出合围的决胜之举。敌军重兵西移后，毛泽东抓住战机，3月下旬率部秘密东渡赤水，再入黔北。随后，以红九军团大张旗鼓北上佯动，伪装主力北上入川，吸引敌军主力跟进。主力则突然南下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彻底打乱蒋介石部署，为西入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中央红军为什么转战贵州，并密集发生这么多大事？朱仁印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形势所迫，湘江战役后，国民党情报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既定路线并张网以待，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无望；二是避免与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决战，贵州军阀实力孱弱，武器装备差，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进军贵州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三是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在自身处于非常危险境地时依然心里想着人民群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办事，助人民群众翻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得人心，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敲锣打鼓迎红军”“红军走后盼红军”，把红军当成自己的队伍，认可、帮助、加入红军。红军在贵州得以摆脱之前被动行军的状态，得到休整和积蓄力量，可以从容研判形势、校正战略、调整军事指挥，实现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

游客带孩子到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杨青 摄（影像贵州）

四渡赤水出奇制胜

10月的黔北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赤水河两岸十分热闹。但在1935年，这条赤红色的河水却是湍急凶险，成为横亘在红军长征路上的一道天险。

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准备由遵义地区北上渡过长江。蒋介石看出红军意图，部署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

面对局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介绍，中央红军向赤水、土城方向推进，意图打通北上长江的通道。

1月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但因情报严重失误，伏击战变成遭遇战、拉锯战。为摆脱被动，中央红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以运动战跳出敌人重兵合围。29日凌晨，中央红军分多路横渡赤水河，向着川南叙永方向挺进。待国民党追兵赶到渡口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

2月上旬，红军在扎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的全新作战方向。

此时，国民党各路军队将注意力集中于扎西一带。利用敌军判断失误的漏洞，中央红军突然直奔赤水河，完成二渡赤水。

为扩大战果、夺取遵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定下作战部署：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阻击川军，集中主力强攻娄山关。

2月25日，红军与黔军激战娄山关。4天时间，红军在遵义战役共歼灭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8个团，俘虏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红星》报刊文：“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中空前的大胜利。”

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墓碑。

3月10日至12日，红军进驻苟坝村，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全军作战。

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将士奋勇冲锋，夺取多处前沿阵地，还巧用衣物迷惑敌军飞机，化解空中威胁。声势浩大的进攻，让蒋介石误判红军真实意图。

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上午，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并刻意营造出主力大举北上、准备强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假象。

红军进入川南古蔺一带后，主力部队隐蔽深山密林休整，同时展开全方位佯动。红一军团一部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县城进军；电台分队持续发送虚假情报，用无线电信号迷惑敌军侦测。多重伪装环环相扣，彻底扰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三渡赤水后，各路“追剿”敌军向川南古蔺地区集结，红军见调动敌人西渡赤水的战略目标已然实现，随即折返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渡乌江，兵临贵阳，继而强渡北盘江，顺利渡过金沙江。

四渡赤水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供图

覃爱华表示，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由此从被动防御变为战场主动，被毛泽东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

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从湖南通道往西，便是贵州黎平。

金秋10月，黎平翘街上的青石板光亮整洁，游人如织。自明清以来，这条形似“扁担”的街道上便商贾云集，贸易繁盛。

黎平会议会址就坐落于此，会址临街窗框与墙上“京果杂货”“绸段布疋”等字样至今犹存。

红军进入黎平城。 黎平会议纪念馆供图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兵分左、右两路，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贵州锦屏县平茶等地进入黎平县境。12月15日上午，左路纵队主力和中央纵队分别经洪州、中潮、铺团一带陆续进入黎平县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等参加，会议围绕战略行动方针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向贵州北部进军，“左”倾领导人仍坚持去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黎平会议会址曾是胡姓商人宅院，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仿赣派建筑，二进五间、前铺后居。门楣上，清代知府书写的门头“种德收福”四字犹存，左次间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当年会议选址于此，一是安全，百米内外分布着博古住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毛泽东住址等；二是就近方便；三是高墙围合、安全舒适。

黎平会议纪念馆。

黔东留不住，湘西不能上，广西下不了，江西回不去，危难如影随形。

最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去湘西北的计划，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贵州北部进军，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这是长征中的第一个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首次独立自主地决定走自己的长征路。当晚，李德仍主张硬打硬拼，一向温和的周恩来怒拍桌子。周恩来后来在延安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签发《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调整战略部署；21日，李富春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加强政治建军。

在黎平近10天，马家巷14号是毛泽东的住址。患疟疾的毛泽东坐担架行军，与张闻天、王稼祥同住于此，一边休整，一边谋划红军的下一步行动。

在黎平县城荷花塘畔的红军广场上，红军总政治部召开群众大会，据《红星》报载，到会群众达三四百人。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县委宣传部供图

“正是因为这次会议，黎平被称为‘曙光之城’。”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介绍，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得以确认；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整编和休整。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连克数县，离开黔东南，开始向黔北进军。

猴场会议，于激流险滩找准前进方向

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瓮安县猴场举行。

这场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遵照黎平会议决定，挥师黔北。行至黄平旧州东门外一片橘林时，担架上的张闻天与王稼祥头靠头地交谈。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当晚，这番话传至彭德怀，又在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高级将领中传开。这段“橘林谈话”，由耿飚1990年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首次披露，《人民日报》1994年刊文记录。

1934年12月28日，中央红军从黄平旧州出发，兵分两路直指乌江南岸。29日，红三军团第10团攻占瓮安县城。31日，毛泽东等随右路纵队进驻猴场。

猴场会议纪念馆雕塑。

猴场会议会址是俗称“一颗印”的方形四合院，青砖高墙始建于1912年，原为宋氏私宅，如今堂屋内桌、椅、马灯等实物陈列如初。

彼时，即便兵临乌江，博古、李德仍无视敌情变化，主张不过乌江、留在南岸打游击，待机东进湘西。周恩来后来回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

从12月31日下午开始，这场“到底该去向何方”的会议召开至翌日凌晨，成为党史上一次“跨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及王稼祥、刘少奇、邓发等参加，李德列席。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再次否定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重申黎平会议决议，肯定毛泽东同志主张，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同时明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会议室。 猴场会议纪念馆供图

1935年1月1日，右路纵队抵达乌江南岸老街、犹家坝一带，准备渡江。据毛泽东长征时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就传来了好消息：先头部队已到达乌江。”此时，乌江防线由黔军侯之担部8个团把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

1月2日，强渡乌江战斗打响，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相继占领遵义。强渡乌江是红军长征以来由军委集体领导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聚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为遵义会议召开做了铺垫。

这场“跨年”召开的会议，让红军在激流险滩之间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

1935年1月初，刚过完元旦，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黔北重镇遵义近在眼前。

强渡乌江后，红军仍分三路推进，为攻占遵义扫清障碍。1月5日，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将溃退的黔军追至遵义南郊深溪水镇。大雨中，红军深夜突袭，不到一小时拿下深溪镇，俘虏提供了“遵义城防空虚”的消息，愿意带路帮助红军打开城门。红军先头部队换上黔军军装，由俘虏引路来到城下，喊话骗过守军，顺利打开城门，大部队紧随其后。

遵义城区旧貌。（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1月7日凌晨，红六团完全控制遵义老城，红二师主力随即进驻。从突破乌江到智取遵义后，红军攻占娄山关稳固北线，刀靶水阻击战化解南线危机，为会议召开筑起安全屏障。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认为，这场会议，正面回答了长征路上的3个核心问题。

去哪里打仗？会议首先审查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决议先后两次“点名”遵义：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原本要把遵义作为“红都”来建设，视为中央苏区的第二个“瑞金”。

谁来指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并诚恳自我批评，张闻天作“反报告”直奔主题：“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随后作长篇发言，把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建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朱德批评李德“不下去调查，靠看地图、电报指挥前方战斗”。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走什么路线？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通过决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由此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

余庆县“突破乌江”纪念园。 余庆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前，红军的突围被张闻天在“反报告”中直指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从“被动逃跑”转向“主动战略机动”——强渡乌江是长征以来由军委集体领导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红军在贵州的山川间重新掌握战争主动权。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城，获得长征以来罕见的休整期。”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王姣姣介绍，红军在遵义期间，先后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6个县级苏维埃临时政权，领导建立了40多个区、乡级临时革命政权性质的组织，在黔北苏区扩红约5400人。

正如陈云所言，遵义会议为尚未明确前进方向的红军拨开了迷雾。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经过12天的休整，红军在湖南的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

从被动挨打到战略主动，贵州，正是这场生死转折的分界点。

苟坝会议，实事求是寻真理

“长征中实事求是的故事非常激励人。”国庆节期间，苟坝会议会址游人如织，重庆观众孙海参观后感慨，苟坝会议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关键会议。

苟坝会议会址。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和完善，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巩固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2月28日，红军二渡赤水发动的遵义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于3月2日飞抵重庆坐镇指挥，确定“堡垒推进、重点进攻、南北夹击”方针，企图将红军合围于遵义、鸭溪的狭小地域。红军针锋相对，集结主力于鸭溪、枫香一带。

3月4日，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军事指挥权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动和调整，也是1932年宁都会议后对毛泽东军事领导职务的第一次明确。

战场瞬息万变。蒋介石3日发出的电令被军委二局截获破译，红军按计划设伏，蒋介石却突然改令各部“暂取攻势防御”，周浑元筑垒不进，诱敌未成。至3月上旬，川军占桐梓、滇军抵大定、黔军守打鼓新场，四面合围之势已成，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了。

3月10日中午，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三重堰，消灭黔军。当天下午，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包括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与会者大多认为机会难得、有必胜把握，主张打这一仗；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打鼓新场有黔军重兵把守，红军奔袭百余里已失时机，滇军孙渡部近在咫尺。

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前往周恩来住处，请他暂缓下发作战命令。

此后，军委二局送来刚破译的敌军密电：蒋介石已注意到打鼓新场，正命黔军增兵、滇军靠近、中央军和川军随时增援，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周恩来当即取消进攻命令。11日清晨会议继续进行，侦察员情报再次印证，打鼓新场黔军有3个团，正在城外挖掘野战工事。众人终于被说服。

经历这场争论，张闻天深感集体讨论军事指挥的局限。11日下午，他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不同意，提议成立精干的三人军事指挥机构。12日上午，张闻天第三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军事决策由一人变为三人“下最后决心”。

苟坝会议会址。 苟坝会议陈列馆供图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与深化落实，树立了“服从组织+坚持真理”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光辉典范，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实事求是寻真理。苟坝的这场会议，让红军再次校准了前进方向。

大规模休整，为红军长征积蓄力量

国庆假期，遵义会议会址前游人如织。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这座见证伟大转折的小楼。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北渡乌江进入遵义地域，直至3月底南渡乌江转战他乡，足迹遍布遵义10余县市区。其中，自1月7日进驻遵义城的近两周时间，是中央红军自长征出发后，为数不多、相对完整的休整窗口期，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期间召开。

1935年的遵义城。 遵义会议纪念馆供图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表示，在遵义的宝贵休整，让党中央得以摆脱连续行军作战的疲惫困扰，召开遵义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意义深远重大。

休整同时也为红军积蓄了战斗力。此前，红军日夜行军、连续作战，伤病缠身、物资短缺成为常态。进驻遵义后，部队终于停下脚步，全力救治伤病官兵。药品匮乏，红军一面采购、征用城区药房药品，一面就地采集本地中草药。全程严守纪律，征用物资一律付费留条，绝不损害群众利益。

红军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作风，深深打动了黔北百姓。群众踊跃为红军赶制衣服鞋袜，印制布告文件，带路、抬担架。仅桐梓一地，就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缝制军衣3000余套。遵义“贫民医院”救治500多名红军伤病员，百姓自发收殓、守护红军遗体。黔北大地还掀起参加红军热潮，据1935年4月《红星》报刊载，红军在黔北苏区扩红超5400人。“休整有效恢复了部队体力和战力，为后续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覃爱华说。

休整也成为发动群众、传播革命思想的契机。1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军委相继发布通令和指令，明确入城纪律与工作部署。9日起，总政部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深入街巷张贴标语、绘制漫画。毛泽东、朱德等登台向百姓宣讲革命主张，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与此同时，红军扎实推进革命根据地建设。遵义休整期间，在遵义老城协台坝三中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这是红军在长征中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起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还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设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自此黔中大地革命活动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事实上，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曾多次进行休整补充。1934年12月，红军攻占黎平后休整超过一周，完成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休整和改编。黎平会议也在此期间召开，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这是红军离开苏区以来第一次得到较为充足的粮食补给，部队打开仓库分粮，因缺乏石臼，周恩来号召指战员用瓦片、石片搓谷脱米，全军动手加工粮食。1934年底至193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决定争取时间让部队得到短期休息、整顿和补充。遵义会议后，红军于1月下旬进驻习水土城，红军开仓分盐、分粮给穷苦百姓。

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黄若佩

编辑 王小婷

二审 杨韬

三审 田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