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个个是好汉”

【人物小传】

邓志云，出生于四川。1935年，12岁的邓志云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在红军总部二局当通信员。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处，纵横着约1.5万平方公里的绿原。这里是许多红军战士们不愿再提起的“松潘草地”。

16次重走长征路，我对这片草地不陌生。一天四季，外人觉得稀奇，放在这片草地却能理解。清晨阳光普照，中午砸下冰雹，不时狂风大作、风雨交加。

最艰难的一回，海拔高达3500米以上的绿原，空气稀薄。我整个人提不上一点力气，吸着氧气瓶，整个人还是晕晕乎乎。

邓玉平十六次重走长征路，行程逾十万公里，拜访三百多位老红军，也在途中留下了富有珍贵意义的印记。/文汇报记者袁婧摄

一不留神，我的脚下踩到泥潭，泥浆很快没过小腿，我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好在身旁的队友眼疾手快，迅速把我拽了出来。

“战友”二字，弥足珍贵。这片草地上，也有我父亲久久不能忘怀的那一幕幕。

夜幕降临，温度骤降。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只能背靠背取暖。隔天早上，集合号吹响，父亲迅速站了起来。他推了推身后的战士，对方毫无反应。此时父亲才发现，因为寒冻失温，战友已永远留在了那片草地上。

还有一回，父亲正牵着马，马身上驮着电台。许是因为分量重，突然间，马连带着父亲一起深陷泥潭。一位姓秦的班长见状急忙把背包垫在身下，借助枪托，在战友们帮助下把父亲拉起，可秦班长却渐渐陷了下去……

父亲很少再提过草地的事。直至一年夏天，晚上热得难耐。我们全家把竹凉床搬到室外乘风凉。躺在竹凉床上，父亲指着远处的星辰说，“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就像我长征路上的战友，我很想他们，有机会要去看看他们……”

父亲离世后，他的心愿，便成了我脚下的路。

参军次日上战场

1935年清明，四川省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那一年，父亲12岁。

在山坡上放牛的父亲，遇见了几位红军。一位红军说：“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穷人才有出路，将来全中国解放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父亲被这些朴素的话语打动了。隔天，父亲便跟着祖父找到红军参军报名处。

父子俩本想一同参军。“你们一老一小，年龄不合格，回去吧。”祖父年龄大被婉拒。父亲一下子急了，不想被拒绝，赶紧把在山坡上与那位红军的对话芝麻倒豆子般地说了出来。

图为年轻时的邓志云。/采访对象供图

眼见父亲年纪虽小，头脑却灵活。对面的红军战士拍板，让父亲留下。

年长的红军战士们心疼父亲年纪小。晚上不到8点，战士们把父亲按倒，让他抓紧睡觉养身体。没想到，当晚，睡眼惺忪的父亲又被推醒了。敌军突然反扑，父亲所在的部队临时集结隐蔽，诱敌深入。

两方人马碰头时，公路上、河沿岸、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战场上硝烟滚滚，火光闪闪。

这是父亲第一次身临战场，感受战斗的残酷。战友们给父亲派的任务很简单——送水。

枪炮无眼，头一回上战场的父亲连阵地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凭着日常干农活的经验，他利索地生火、烧开水，一口气灌满了好几个水壶，身上挂得沉甸甸。

个子小、目标小，年龄小反而成了父亲的优势。火光忽闪间，他尽量压低身姿，学着红军战士们的匍匐状态，一点点摸上阵地。趁着枪声稀疏时，他又立刻小跑开。如此往复，机灵的父亲愣是确保水壶里的水不洒。历经酣战的红军战士们，喝上了父亲送上的温开水，保存了体力。

次日一早，祖父知晓红军部队获胜的消息，赶来看望父亲。此时的父亲，戴着八角帽、扎着绑腿，身上的军服虽不大合身，却也显精神。祖父欣慰地看着一夜长大的儿子。

没想到，那一次，竟是父子二人的诀别。解放后，父亲才知晓家人逝世的消息。他呜咽地说，“我没家了，部队就是我的家”。

给红军送过信、送过粮食或安置过伤员，千万个普通的家庭，也是长征路上的功臣，很多连名字都没留下。

替父还恩

从父亲战友口中，我知道了他在队伍中的绰号——小胖子。

我一直不理解，父亲不胖，为何有一个与外貌全然不符的绰号。父亲在世时，我曾多次询问，可他避口不谈。夜深人静时，他会提笔写字。“太想念牺牲的战友了，睡不着觉”。

多年后，我才从另一位老战士的口中了解“小胖子”这一绰号的由来。原来，当年红军过草地，许多战士因草地里的瘴气、饥饿，或食用了有毒的野菜，患上浮肿病，一下子都变胖了。个子高的被称为“大胖子”，个子小的被称为“小胖子”。一旦患上浮肿病，很容易牺牲。父亲年龄小挺了过来，也是幸运。

邓玉平将红军长征资料整理成文字和图片，希望把寻访红军的经历和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文汇报记者袁婧摄

父亲在世时，反复念叨着两个名字。一位是秦班长，另一位就是蔡局长。但我始终不知道蔡局长的名字。

幸运的是，2004年，我第一次背起黑色双肩包，踏上长征路，便获得蔡局长的线索。

当年作为红四方面军第二电台台长，蔡威是无线电领域的专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称，后任红军总部二局局长。他就是那位在山坡上动员父亲参军的红军，后来他把父亲调到电台当通信员。红军战士过草地，食难、行难，宿也难。只要蔡局长有一碗吃的，他总会扒拉一些到我父亲的碗里。

第一次走长征路，途经甘肃省岷县，我从当地一本党史资料汇编中找到蔡威的名字。循着这条线索，我辗转在蔡威烈士的家乡福建省宁德市找到了他的孙子。

我把父亲念念不忘的那一幕转述给蔡家后人。长征期间，部队白天行军，晚上歇息。可要守护电台的蔡局长，即便犯困，也强打着精神，用冷水浇头，确保不遗漏重要电报信息。当部队第三次走出草地，到达岷县卓坪村时，他因积劳成疾逝世，年仅29岁。

邓玉平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盖满了各地的印章。/文汇报记者袁婧摄

在宁德蔡威事迹展陈馆的铜像前，我郑重敬礼，替父亲完成心愿。今年8月下旬，第16次重走长征路时，我来到当年蔡威烈士的安葬地，掬一把黄土、献一捧鲜花。就在那时，天空中一群鸟儿飞过。

寻访中，我还遇到过曾目睹红军跳崖壮举的蔡应举老人。当时，红六军团向贵州省石阡方向急行，没想到遇上敌军。对方抓着百姓当人质，红军战士被逼退至悬崖边。抱定宁死不做俘虏、不误伤百姓的决心，战士们摔断枪支，跃下数十米高的悬崖。

父亲曾说，“红军战士个个是好汉”。走过那么多的路、听过那么多的故事，我想说，红军战士个个是英雄。

口述：邓玉平（邓志云之女）

整理：王嘉旖（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