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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专攻行政诉讼和刑事案件。
上一篇我们提到，黄某祥卖假蜂蜜的行为恰好是以假充真的典型：产品本身不是它所宣称的东西，销售规模又刚过最高档的门槛。
但典型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类似案件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以下几个方向，是这类案件中值得逐一切入审查的地方。
第一，定性上，“以假充真”是不是被准确认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四种行为方式各有其边界，以假充真的核心是“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如果涉案产品本身具备所宣称的基本性能，只是等级、纯度、产地标注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或者属于“以次充好”而非“以假充真”，定性就可能发生变化。
在这一环节，鉴定意见是核心：鉴定机构有没有资质、检材提取和送检程序是否规范、鉴定标准是否对应刑法上的具体情形，都是可以审查的环节。一份只写“不合格”却说不清属于哪一种伪劣的鉴定结论，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第二，金额上，206万这个数字能不能被拆开。这类案件的指控金额通常直接取自平台流水或账户记录，但流水不等于刑法上的销售金额。刷单、预订单、退回的货物、重复记账、运费和包装费、赠品对应部分，可以主张从销售金额中剔除；只有资金流水而没有对应产品交付记录的部分，也不能当然地全部计入。
如果合法产品与涉案产品混同经营，更需要逐笔区分，不能一锅端地推定全部计入。金额是量刑的基数，基数变了，档位就可能变，十五年起步和七年以上之间的差距，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第三，主观明知上，是不是被流水直接推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伪劣产品而生产或销售。如果当事人只是受雇从事打包、发货、客服等辅助性工作，对产品的真实成分和虚假宣传并不知情，或者其参与程度不足以形成明知的判断，则因缺乏主观故意，不应认定构成该罪。即使明知，也需要进一步区分其在共同行为中的角色和实际作用，判断是否属于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人员。
第四，程序性情节有没有被充分利用。这类案件往往涉及电商平台数据、鉴定意见和行政调查材料。电子数据的提取是否规范、鉴定意见是否经过有效质证、行政查处阶段形成的材料能否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都是程序辩护可以审查的空间。
如果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主动下架、召回、退赔，或者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这些在量刑上分量很重，任何从宽情节的认定，都可能实质影响最终刑期。
我是李肖峰律师，主攻方向行政诉讼与刑事案件，欢迎关注账号，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向我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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