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红日升陇原——回望长征路上的甘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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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一座永不磨灭的巍峨丰碑。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率先进入甘肃，红一、二、四方面军陆续抵达，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会师，最终落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

甘肃被称为长征的“加油站”，为途经的红军提供了重要补给。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回望90年前的长征路，革命印记仍然深深烙印在陇原大地，闪烁着耀眼的红色光芒。

“征师高歌进甘陕”

1935年9月，翻越陡峭、冰雪覆盖的岷山，穿过沼泽遍布、雾气浓重的松潘草地，中央红军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巴西乡出发抵达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境内一个叫作高吉村的藏族村寨，红军的通司（在民族地区担任红军翻译或向导的人）将“高吉”翻译为“俄界”。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路过甘肃的第一个落脚点。

高吉，意为“八个山头”，村庄西南方向有八座山峰耸立。这里群山环绕位置偏僻。红军选择在此短暂休整，并召开了改变红军命运的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北上，攻打腊子口。

“走过腊子口，渡过老虎口”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一句话。作为川甘咽喉，腊子口地势险要。战斗中，一座窄窄的木桥成为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木桥下是湍急的河水。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狭窄的山口上，两旁全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爬。

“战事胶着。一名自幼在家乡爬山采药的17岁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将手榴弹绑在自己腰间，从敌人的侧后方爬上悬崖，纵身跃进敌人火力最猛的碉堡。”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此次战役中第一座被炸毁的敌方碉堡。随后，红军向敌人发起总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成功占领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藏族土司杨积庆。

走出草地的红军缺衣少食，极度疲乏，进入迭部县后，当地藏族群众躲到山沟密林，暗中观察后发现，红军待人热心客气，为留在村里身患重病的藏族老大妈安排军医悉心医治、妥帖照护；吃了村民的牲畜，就把附着道歉纸条的银元留给主人；离开时，将借住的房屋打扫干净，屋内物品也都放归原处；在回族群众聚居地，中央军委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制定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

在极端情境下，红军仍保持严明的军纪和亲民的作风，不仅获得了藏族群众的信任，也让杨积庆十分感佩。他表面答应国民党堵截红军的要求，暗中令部下打开崔古仓，将20万斤粮食悄悄送给红军，解决了红军粮草不足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仓中领粮时，将领粮的部队番号和所拿粮食之数一一记录在粮仓门板上，并在仓内留下了部分粮款和借据。这些粮食成为腊子口战役的重要物资保障。

夺下腊子口后，红二师政委萧华欣然提笔写下：“绝壁巉岩挡不住，神兵飞下万重山。横扫白军葬深谷，征师高歌进甘陕。”

这次胜利意味着红军终于走出川西北苦寒之地，进入甘肃南部地区，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迎接中央红军的共同奔赴

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但这场转移究竟要在哪里落脚一直没有定论。直到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了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当地邮政所的一沓旧报纸给红军指出了答案。

哈达铺是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盛产中药，繁盛的贸易让这里物资丰盈、信息通畅。红军进入哈达铺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在镇上收集近期报纸。到达哈达铺后，侦察连长送来一沓从邮政所找到的报纸，主要是7月至8月的《大公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读到了更多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以及红军在陕甘地区保存、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这使得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初步定下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陕甘边人民，历经艰难曲折，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20世纪30年代，革命斗争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几年间就积累起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为了适应边区发展，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了包括土地、粮食、军事、文化教育等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法令化。

在土地政策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包括“分川地不分山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分地”“红军家属有分地的优先权”在内的八项规定；在社会政策方面，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在经济政策方面，创办合作社，发展合作经济，在荔园堡设立南梁集市，创办造币厂，发行苏币，并在集市设立苏币、银元兑换处。良好的政策和繁荣的市场吸引500余名白区商人来此行商，南梁一度成为陕甘边区的经济贸易中心。

经济发展为红军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陕甘边区全面铺开。当时，华池县几乎所有适龄青年都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等队伍。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根据地红军就从500人增加到5000人。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涉及陕甘两省30多个县域、人口近百万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

陕甘边区革命建设如火如荼。但仍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因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将继续北上，遂决定策应中央红军；8月1日，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可能前往甘青交界的洮州、岷县、西固一带，毅然撤离经营半年之久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向甘肃方向挺进，提出“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响亮口号，策应红军主力北上。红二十五军抵达甘肃后，迅速牵制住敌军，敌军防御部署被彻底打乱，川甘边界敌军布防混乱，为主力北上赢得了宝贵契机。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南梁一带，与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第一支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长征队伍。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欣欣向荣，红二十五军的敏锐决策，一切都为红军各部在陕甘地区的会师做好了准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

北上抗日救国，是红军长征始终坚守的战略目标。红军长征期间，日军在东北建立起殖民统治，觊觎华北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各路长征红军始终怀揣抗日救国之壮志，沿途通过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颁发布告，号召“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中央红军在抵达俄界后，宣传员在迭部县甘沟附近的岩石上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誓死北上的决心。1936年8月，红军在各地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开展捐款、捐物和“扩红”活动，数日之内，收到许多群众捐助的银元、布匹、衣物、粮食、鞋袜等，五六百名青壮年在活动中参加了红军。

长征途中，红军还帮助组建起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抗日力量迅速在陇原大地蓬勃兴起。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良好的群众基础，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曾说，“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

甘南藏区是红军主力部队抵达甘肃的第一站。据甘南州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宋俊艳介绍，作为红军长征的关键通道，甘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战略走廊，这一地区以藏族为主体，同时生活着汉族、回族、蒙古族等35个民族。

进入甘南，红军一方面宣传抗日思想，一方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针对甘南地区多民族的特性，专门制定民族纪律规范，提出“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骚扰”“绝对遵从其宗教风俗”“不得擅入清真寺”等详细规定。同时，将党的政策方针转化为民族语言，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被译为藏语的“不动寺院经幡”。

红军在民族地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使得原本因畏惧而离家躲避的群众及僧人纷纷归家返寺。在日常相处中，红军与当地群众的距离不断拉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在今天的甘南地区，当地推行的“双语司法”制度，正是红军对语言本土化做法的继承和延续。走进当地法院，法官仍在使用“与其积攒金子，不如守护誓言”等藏谚调解纠纷。在迭部县旺藏村，村民大会制定的环境保护公约里也能看到“神山圣湖保护”等体现少数民族信仰的条款。

甘肃省法学会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会会长康建胜说，长征在陇原大地留下的法治实践蕴含着深邃的法治智慧，为今天开展红色法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也为法治中国、法治甘肃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

以纪律规范为基石，以政策宣传为纽带，当年红军不仅在长征途中埋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也点燃了全民族抗日的燎原之火。

1936年，随着红一、二、四方面军陆续抵达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部队顺利会师，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圆满收官。

在选定会宁为会师地点时，毛泽东表示：“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会师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征程。‍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记者｜张若楠

责编｜薛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