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荣根院士：大学服务地方，也在成就自己

今年的秋季开学季，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校长蔡荣根在全网“出圈”了。开学典礼上突降暴雨，为了避免学生淋雨，他把讲话稿简化为三句话，相关短视频在网上走红，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其实跟人生一样，总会遇到风雨，坦然面对就好了。”谈到这件事时，蔡荣根笑着说。

就任宁波大学校长后，蔡荣根对这座厚植实业精神的城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对高校的社会责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工作中，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让大学教育更好地契合并推进区域产业发展。近年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一道普遍考题：一边是高校重论文、轻转化的长久惯性，一边是企业对科技人才的急切呼唤，两者间的“温差”困扰着产学研各方。

蔡荣根 图片来源：宁波大学

在宁波大学建校40周年前夕，蔡荣根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深度交流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01

企业走在了高校前面

《中国科学报》：1986年，宁波大学在宁波籍爱国企业家包玉刚的资助下创办，后续又得到了“宁波帮”众多企业家的集体资助。这样独特的立校背景给宁波大学注入了怎样的基因？

蔡荣根：在包玉刚先生捐助创办宁波大学时，学校就有了“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基因，这种感恩文化是宁波大学的精神底色。走在宁波大学校园里，你可以看到多座教学楼都以宁波籍著名企业家的名字命名。“宁波帮”大多以实业起家，他们希望培养更多人才，以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也表达了这种意思。宁波籍企业家爱国、爱乡又低调务实，这种精神既写在宁波的城市基因里，也融入这所大学的血脉中。

当然，宁波大学的基因里不只有实业。学校在创办之初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支持，国家教委指定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和原杭州大学对口援建，最初建立的8个系中，多个系的系主任都是这些学校派来的，而且要求必须带完一届学生。这奠定了宁波大学很高的办学起点。

《中国科学报》：置身于这样一座实业城市，你对大学的社会责任有哪些更直观的认识？

蔡荣根：我经常讲一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的话——在某些方面，企业走在高校的前面去了！以前我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不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事情吗？但在宁波，我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

宁波是一座制造业强市。截至2026年，拿到制造业“单项冠军”荣誉的宁波企业就有119个，稳居全国第一。我去企业看过以后感到很震撼，这些“单项冠军”企业在国际上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儿。比如，海天集团生产的注塑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达到1/3；永新光学生产的光学显微镜成为国产高端显微镜标杆；德鹰精密机械生产的缝纫机旋梭被全球超 90%的缝纫机整机厂选用……

反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在多数情况下，科研成果不能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基础研究固然是整个创新体系的源头，但如果没有人做成果转化，它真正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中国科学报》：如果企业已经走在高校的前面，高校服务企业发展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蔡荣根：企业的核心目标是盈利，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人才与科技创新成果做支撑。

此外，产业中的真实难题大多无法依靠单一学科破解。不少企业虽然有自建的研究院，但普遍科研规模有限、体系不完善，难以满足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这正是综合性大学的独特价值——完备的学科布局可以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更有利于开展交叉学科攻关。

值得注意的是，产学研并非高校与企业一较高下，而是多方协同融合，共同赋能产业发展。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好科技创新供给，扎根产业需求、服务产业发展。

02

让合作围绕问题展开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宁波大学有些老师“身份在学校，干事在企业”，这种模式如何运行？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学校、企业和个人成长的三赢？

蔡荣根：这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举例来说，华仪宁创是一家宁波大学发展出来的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质谱仪研发，是浙江省较早按新修订的成果转化法落地的校办孵化企业，相关成果曾获得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企业研制的相关质谱产品实现部分进口替代，应用于禁毒毛发筛查、食品安全、临床POCT检测等场景。

机制创新上，这家企业践行“高校—企业”双聘模式。创始人闻路红是宁波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除了办企业，他还在带研究生，学校也支持他申报项目。

学校通过事业编制引才，老师人事关系在学校，到企业一线开展工作。学校也在推动校企联合开展学生培养，毕业生可直接入职合作企业。归根结底，人才是核心要素，把人才工作做实做细，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创新才有坚实保障。

《中国科学报》：对于这类深入企业、长期做研发和转化的教师，学校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贡献？

蔡荣根：学校的人事政策是一个指挥棒。到企业的教师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不能将其纳入考核范围就很难持续，要给这类工作开辟合适的赛道。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教师的分类考核，包括教学型、教学科研型、服务产业型。对于服务产业的老师，考核不是看上了多少课、发了几篇论文，而是帮助企业解决了什么问题，以横向经费来衡量。毕竟，企业愿意拿真金白银支持你做某件事，说明你真的帮人家解决了问题。

我们还在推动学校职称评价体系的改革。老师的前沿研究就看论文成果、国家纵向项目；服务企业就看横向项目，看帮助企业解决了什么问题，有没有经济效益。

《中国科学报》：学校研究团队把青蟹养到了河南、新疆等地，这类工作帮助当地养殖户拓展了生产空间，但经济效益短时间并不能显现。此类工作的价值该如何评判？

蔡荣根：学校不能简单只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社会效益，要综合考察科研工作产生了什么作用、帮助谁解决了什么问题。

比如，学校的海洋学院做水产养殖，把螃蟹、虾养到内陆去，真正帮助养殖户解决了问题、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影响很好。这样的工作即使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也应该给予认可。

《中国科学报》：除了人员和评价机制，学校还为成果走向产业提供了怎样的支持？

蔡荣根：学校设立了一只成果转化基金——宁大创新港基金，由通商集团、宁波市江北区产业基金和宁波大学共同出资，首期1亿元。这是全国首只由高校出资并主导的科创基金，已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任务，其目标就是“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此外，我们还在建立一只两亿元的产教融合基金，鼓励更多优秀的老师将自己的科研任务和产业发展联系起来。

03

培养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未来人才

《中国科学报》：据媒体报道，宁波大学机械专业研究生林志翔“住企”近两年，最终完成工艺优化和硕士学位论文。这类“企业出题、学生答题”的实践，对大学人才培养意味着什么？

蔡荣根：对企业来说，毕业生的专业是进入企业的“敲门砖”，但能否进一步发展，靠的是综合素质和能力。

我们特别强调学生的实践环节。学生在学校学了很多知识，但如果不知道用在哪里、不知道应用场景，就不容易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自己要思考、要努力的方向。目前本科生的总学分通常超过160个学分，我觉得有些高，应降到120个学分。否则，学生仅上课就忙得不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参加实践。我们正在考虑把其中一部分学分换为实践类的课程。

因此，要把科技创新场景转化为育人场景，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真正面临的技术难题以及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可以转化为毕业设计、课程项目和科研训练的内容，让学生在解决真问题的过程中学习。

《中国科学报》：学校组建了6个新工科学院。这类调整怎样与地方产业需要、学生培养结合起来？

蔡荣根：学校开设什么专业、开什么课，要以问题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也要考虑人才供给、引领社会发展。

宁波大学以“十五五”规划开局为契机，组建了6个新工科学院，包括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机械工程与智能制造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土木工程与未来城市学院、地理科学与遥感技术学院。这些学院的成立以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深化产教融合为核心使命，旨在对接浙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宁波市“361”产业集群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支撑。我们通过专业设置调整、课程体系重塑、人才培养模式重建等多种举措，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

《中国科学报》：人工智能（AI）正在改变知识获取方式，也在改变产业对人才的要求。学校怎样应对这种变化？

蔡荣根：最近几年，国家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我认为AI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

AI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已有的理解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帮助他们学习和实践。这意味着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肯定要改变。在课堂上，老师不能再对着课件念了，而应更重视互动，以此激发学生兴趣。同样地，课后训练也不能只布置几道题，让学生答题然后交上来。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AI用于教学、科研、学校管理，尤其强调老师要学习并使用好AI。否则，他们可能连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是否为AI生成的都不知道，大学老师本就应该是最善于学习的那群人。

不可否认，多年来，国内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评价体系导致很多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不高。我们在制度上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如在“包玉刚学者”系列中设置教育教学岗，对于热心教学、成效好的老师给予待遇支持，每年的补助与科研做得好的老师相当。

04

“马上能想到宁波大学”

《中国科学报》：地方高校还承担教育、科研、文化及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等责任。学校怎样理解这些公共服务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又采取了哪些举措？

蔡荣根：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大学则能够集聚人才，支持城市发展。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概括：理科写论文，探索学科前沿；文科出思想，帮助社会治理和发展；工科会创造，支撑行业发展。

理科是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头，学校不发展理科，就没有办法产出新知识，也不能很好地支撑工科的发展。

文科负责回答时代之问、地方之问。比如，AI时代人才怎样培养这一命题，教师教育相关学科就应该研究；宁波不少企业家很有思想、重视企业文化，商学院、人文学院的老师就应考虑怎样把这些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是宁波的年度重点活动，相关学科就应针对性开展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中国科学报》：学校服务地方的同时，宁波又为大学和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哪些条件？

蔡荣根：首先是文化环境，宁波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当地的百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要。其次是宁波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企业有需求，也愿意支持学校，学生有实践和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浙江省和宁波市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大力支持本地高校发展。

我来宁波3年多了，工作很愉快，这段阅历丰富了我的人生，也提升了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我相信学生到宁波读书、生活一段时间后，也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毕业后，他们带走的除了专业知识，也有地方的文化涵养和学校的精神气质。

《中国科学报》：面向下一个10年，学校怎样把地方给予的这些条件转化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蔡荣根：最重要的是明确自身定位，知道自己在坐标系里处在什么位置、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目前的一个阶段性定位是，浙江省、宁波市有具体需求时马上能想到宁波大学。

过去40年，宁波大学培养了近30万学生，47%的毕业生留在宁波，73%留在浙江，学生创新创业的氛围比较浓厚。但在科技创新方面，我认为目前学校的整体水平还需持续加强。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让服务地方与建设学科相互促进、围绕宁波当地具体问题开展研究。我们希望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需要，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高水平建成国内一流的地方综合性大学。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需要理工科提供技术支撑，也需要人文社科发挥好智库的作用。

经过下一个10年的努力，希望宁波大学与宁波这座城市能够更好地相互支撑。说起宁波，人们想到这里有一所办得不错的宁波大学；说起宁波大学，也能了解它对这座城市发展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26-10-20 第4版 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