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作家孙犁的阜平山地记忆

文|张金刚

著名作家孙犁，曾于1939年春至1944年春，在太行山深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府河北阜平，战斗、生活、工作过五年时间，与山地阜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社、边区文协、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高中班工作的孙犁，经常“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腰上挂着“武器”——笔和两枚手榴弹，还有一瓶蓝墨水，用他细腻温情、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字，记录了当地的山水草木、人情物事。

枣林风光

烽火岁月，太行山深处的阜平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丁玲、孙犁、梁斌、杨沫等作家都曾在阜平生活、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荷花淀》《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名作的完成都与阜平分不开。

阜平自古便是“大枣之乡”，相传有几千年栽植历史。枣树是阜平的县树，耐旱耐寒，不择地，不择年，且越是瘠薄之地，越是根深叶茂、虬枝铁干、红枣压枝。

1939年，孙犁奉上级指示到冀西，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边区文协、《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工作，投身于民族抗日，用笔做枪，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化战士。

一次反“扫荡”转移中，孙犁被敌机扫伤了左脚，女看护刘兰帮他包扎后，搀他挨上山顶，便看到“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渍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看护》)。这描述多么真切，好一派枣林风光，似有浓郁的红枣的香甜从当年飘到当下。

虽然他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唾沫走过去。”直至行到山西繁峙，他们才发现“有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孙犁竟“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伸过手去捋下一把，送给孙犁，她也接连吞下几把，“吞吃了酸枣，有了精神和力量”。

另据《芸斋梦余·关于果》记述，孙犁在一次行军时，吃光仅有的半个冷窝窝头后，“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以至于“年老了，不再愿吃酸味的水果，但酸枣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枣。每逢见到了酸枣树，我总是向它表示敬意”。从小在山中摘酸枣勤工俭学的我，深知酸枣有多酸，果肉有多薄，读到这些，我泪目了……

行军时不能犯纪律，没吃老乡一颗枣，但热情的阜平老乡定常把大枣塞给孙犁。孙犁在鲜姜台，旧历腊八这一天，“村里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识字班》)。这顿甜美的腊八粥，他定是终生难忘。孙犁曾帮妞儿的父亲“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卖，并买回一架织布机(《山地回忆》)。铁匠的女儿小梅曾跑到一个山沟的枣树丛里，这里“有许多枣树，枣叶还没落，却已经发黄，淡淡的，人工无论如何配不出那样的颜色”，如诗如画的秋季枣林间，热爱劳动的小梅“跳来跳去地捡拾地下的红枣……把这一片地里的捡完了，就又爬上一层山坡去，直到口袋满满的”(《老胡的事》)。孙犁借住在邢兰家里，邢兰说房间南墙边地下“藏着一缸枣子”(《邢兰》)；孙犁帮人翻沙时，把军装同皮带手枪挂在地边的一棵快要长叶儿的小枣树上(《山里的春天》)；就连孙犁他们离开阜平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时，也是“在枣树林里站队出发”的(《服装的故事》)……随处可见的阜平大枣，定是孙犁心中永不消散的那抹红、那道甜、那片美。

山地食记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身边的土地，多是像炕台或是锅台那样大。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山地回忆》)这是孙犁对阜平山地的形象描摹，且这一情状，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对于我这个70后，更是记忆深刻。

如此艰苦的战争岁月，对孙犁而言，枣的“甜”只是一瞬，饭的“苦”同样记忆深刻。

他在《吃饭的故事》中说：“到了阜平，就开始一天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吃不饱的时候就多了。吃不饱，就到野外去转悠，但转悠还是当不了饭吃。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又不断行军打仗，就是这样的饭食，也常常难以为继。”读罢，甚是心疼那个刚刚从冀中平原来到阜平参加革命的二十六岁的小伙子。

与妞儿在1941年的严冬初识时，孙犁正在村庄小河的上水流迎风破冰洗漱，妞儿正在下水流洗“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这不期而遇的遭逢，引发了一段堪称经典的“斗嘴”。自此，孙犁与泼辣、纯朴、热情、善良的妞儿及她的一家相识，结下延续近十年的情谊(《山地回忆》)。

水沤的杨树叶，我儿时是吃过的，和着大比例的玉米面一起搅成疙瘩，吃来还有苦味儿。当时的人们，怕是舍不得放太多面的，定会更苦。孙犁的文中，也多次提到这苦苦的树叶饭。

《在阜平》中，孙犁记到：“他每家院子里放着几只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我们家乡，荒年时只吃榆树、柳树的嫩叶，他们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大叶子，都拿回来泡在缸里。”《老胡的事》中，小梅在“秋风起来，树叶子要落了”时，除了捡枣，还要“每天到山沟里去，摘杏叶、槐叶、楸树叶，回来切碎了，渍在缸里做酸菜”。《战士》中，孙犁从草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淘的自然也是萝卜缨子之类。

在三将台，大年三十晚上，孙犁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他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让他“尝尝”。“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在阜平》)。邢兰有时“拿些黄菜、干粮”给孙犁；当孙犁让他吃些米饭时，他总是赶紧离开(《邢兰》)。反“扫荡”时，吴召儿当向导，领孙犁他们向神仙山转移，笑着说她姑住在山上，晚上到了，会熬又大又甜的倭瓜“款待”他们，仅此(《吴召儿》)。

鱼水情深

当然，自己找些吃食，苦中作乐；或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也是有的。

1942年冬季反“扫荡”，孙犁和诗人曼晴一起游击到一个高山坡上的小村庄，一夜没吃饭。第二天上午，敌机飞走，两个人“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战事，还没有收获”，孙犁和曼晴“用木棍掘取了几个胡萝卜，用手擦擦泥土，蹲在山坡上，大嚼起来”。40年后，当孙犁喝着胡萝卜棒子面粥时，回想此事，当年胡萝卜的“香美甜脆，还好像遗留在唇齿之间”(《吃粥有感》)。有时，“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战士))；孙犁和一位“嘴馋”的科长，也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第一次当记者》)，鲜美难得的小沙鱼汤，为孙犁他们带来了珍贵的营养和怀恋。霜降以后，孙犁“常到山沟里去，拣食残落的红枣、黑枣、梨子和核桃”(《芸斋梦余·关于果》)。

偶尔，孙犁还到镇上一家铺子里买猪肉吃。买一个腰花、一块猪肝；烫一壶酒，许是阜平枣农特酿的枣酒吧；边吃边与掌柜、伏在锅上给猪肉皮抹糖色的掌柜老婆攀谈。四次到铺子，孙犁除了吃到美味，还认识了两位勇上战场、配合子弟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的抗日勇士；认识了一位“有些泼、有些抱怨”，却将丈夫的伤视为“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帮他们好好做事的女人；且欣慰得知，他们搬到城南庄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战士》)。

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深情，于饱含温情的吃食上更见一斑。孙犁在鲜姜台时，一个机关住在村里，“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小孩子经常拿红薯给机关同志们吃，同志们再给他些干饭。我还从机关同志教给鲜姜台孩子的儿歌中，知道边区流行卖一种“有着神奇力量”、老少咸宜的“梨膏糖”(《识字班》)，估计孙犁和老乡们定是一起吃过的。小战士小金子受伤，善良的小胜儿说服了她娘将自己的陪嫁花丝葛袄卖了，买回来鸡蛋和挂面，让小金子饱餐一顿(《小胜儿》)。在妞儿打趣孙犁的话中，我们也得知，孙犁他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山地回忆》)；看似笑谈，却是现实，这是何等的艰难！

暮春，我将孙犁的散文《扁豆》，分享给了神仙山脚下上寺村的农家乐店主。店主读后，欣喜万分，告诉我想按先生的记述，打造一款“羊油红辣椒炒扁豆”，再配上玉米面饼子。一日店主和我联系，说下了一场及时雨，已将扁豆、玉米种下，邀我这个秋天再到上寺，一起观赏爬满篱笆、院墙的紫色扁豆花和“肥大出奇”的扁豆，一起品尝从文中走出来的炒扁豆和玉米面饼子，一起静听山间“呼啸的山风”。我欣然答应，并说：“大枣、酸枣、酸菜、豆腐、红薯、猪肉菜、梨膏糖、棒子面粥、鸡蛋煮挂面等也备上，我们再替孙犁先生尝尝。”

(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