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春，山东台儿庄古城外，导演杨光远带着摄制组搭起残墙、浮桥和街巷。群众演员换上灰色军装后，刚才还在说笑的人，很快安静下来。镜头里的硝烟，指向的却是48年前那场改变抗战舆论的大战。
1938年3月至4月，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边地区抵抗日军。中国守军依托城镇展开巷战，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捷。对当时全国军民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局部胜利，更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
难的是，如何把这段历史拍得既有战场气势，又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化。新中国成立后，银幕上的国民党军形象往往集中于内战叙事，正面表现其抗日作战，曾经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题目。
这部电影的缘起，和一本回忆录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田军利读到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被台儿庄战役中的守城细节触动。他与费林军商量后，决定把这段往事写成剧本，让更多人知道正面战场上的抵抗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
早期剧本曾把张自忠作为主要人物。张自忠没有参加国共内战，且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人物经历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不过，随着资料不断补充，创作者意识到，若拍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能只是背景中的名字。
1985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决定推动拍摄。陈敦德从北京购得剧本版权，又邀请杨光远参与创作。剧本经过多次修改，叙事重心转向李宗仁，同时保留王铭章、孙连仲、池峰城、张自忠等人物，使影片不再只是某一个人的传奇，而是一次战区级别的抗战图景。
杨光远为此走访多位原国民党军将领。郑洞国起初不愿接受采访，担心影片仍会把国民党军拍成脸谱化的反面角色。杨光远向他保证：“这次拍摄，是按史实来做。”这句话听来朴素，却正是影片能否成立的关键。
1985年11月1日，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剧本座谈会，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军将领，以及李宗仁旧属程思远出席。程思远认为，影片既要呈现国民党官兵抗日的一面，也能体现创作者面对历史时的开阔胸襟。这种态度，为影片后来通过审查提供了重要基础。
拍摄最费心的，是让战争留下真实重量。台儿庄当地群众参加演出，爆破浮桥时曾出现意外，部分群众演员落水并被木屑擦伤。重新布置后，拍摄仍继续进行。银幕上的几秒钟，往往凝结着现场人员反复冒险和等待。
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也经历了反复摸索。化妆师起初参考李宗仁晚年的形象，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改用台儿庄战役时期的照片，平头、军装和神态终于贴近原型。导演还让剧组人员称他为“李长官”，帮助他进入战区司令长官的状态。
程思远看到邵宏来的表演后，曾感叹：“德公还魂了。”这并非单靠外貌相似，更因为演员抓住了李宗仁在军令、判断和压力之间的分寸。影片中的李宗仁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像，而是处在战局、军政关系与国家危亡之间的指挥者。
影片完成后，李宗仁之子李幼龄从美国赶回观看样片。那时音乐尚未合成，他仍坚持先看内容。看到邵宏来出场后，他称演员“太像父亲了”。这份来自亲属的评价，让剧组此前围绕人物造型和表演所做的努力有了直接回应。
电影在处理蒋介石、王铭章等人物时，也没有刻意回避争议。王铭章守滕县、蒋介石主持追悼会等场景，均建立在史料和回忆基础上。尤其追悼会遭日机袭扰的一幕，曾有人建议删去，但创作人员最终保留，因为战时环境本就不可能按照后人的整齐想象展开。
1988年6月11日，影片在香港上映。台湾方面获悉影片正面表现国民党军抗战，也注意到蒋介石在片中的形象。蒋经国要求尽快看到拷贝，相关方面向中央请示后，中央同意提供。这一决定的分量，不只在于一部电影的传播，更在于如何面对共同抗战记忆。
影片传到台北后，蒋经国、宋美龄及国民党中常委观看了影片。蒋经国认为，影片承认国民党军的抗战贡献，也没有丑化蒋介石。此后，台湾方面逐步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影片所呈现的历史态度，也成为当时两岸关系出现变化的背景之一。
片尾没有安排锣鼓喧天的胜利场面。残墙、浓烟、尸体和一面破损的旗帜留在画面中，胜利因此显得沉重而具体。台儿庄没有被拍成一场轻松的传奇，而是被还原成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以血肉守住城池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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