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许多高龄老人 千万资产转国外子女，却要求社区照顾他们！

我在朝阳区一个老小区当社区养老驿站的站长，叫周敏，今年三十五。我们这院儿是部委老家属院，六栋板楼，住的多是退休老干部、老教授、老工程师，平均年龄七十八。院里石榴树比我岁数都大，树底下天天坐着一排晒太阳的老人，谁家保姆换了、谁家儿子从国外回来了、谁家又买了什么保健品，全在那一排马扎上过一遍。

干我们这行，最怕两种老人。一种是真没钱的，生了病不敢去医院，我们得帮着跑低保、跑救助。另一种，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这种。他们不穷，有的家里光房子就值千把万，退休金一个月一两万，可身边没人。子女全在国外，房子、存款早早转了出去，自己守着个空壳子，有点事就打电话找社区。找得理直气壮，好像我们是他花钱雇的。

陈老爷子是我们院里的“名人”。七十八，退休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脑子清楚得很，算了一辈子图纸，一分一厘都不糊涂。老伴前年走了，一儿一女都在美国，儿子在硅谷，女儿在西雅图，都是体面人。陈老爷子把名下两套房子卖了，一套在二环里，一套在五环外，加起来一千多万，钱分两笔转给了儿女，自己留了现在住的这套两居室，还有每月一万出头的退休金。这事全院都知道，因为他自己逢人就说，说儿女不容易，在美国买房子贷款压力大，当爹的能帮一把是一把。说这话的时候他挺着腰板，脸上有光。

可他转头就来找我们。头一回是家里灯泡坏了，打电话到驿站，说小周啊，我够不着，你来帮我换换。我去了，换完灯泡他给我倒了杯茶，坐着聊了半小时，从设计院当年怎么援建非洲说到他儿子小时候怎么淘气。我听着，茶喝完就走。第二回是马桶堵了，又打电话。我拿着搋子去的，通完马桶他留我吃饭，我说不了，驿站还有事。第三回是陪他去医院拿药，第四回是帮他交水电费，第五回是他说家里好像进人了，让我去看看。我去了，转了一圈，窗户关得好好的，门锁也没撬，就是他自己出门忘带钥匙，从邻居家阳台翻回来的。

我不是不愿意帮。我们驿站一共四个人，管着全院六百多号老人，其中八十岁以上的就有九十多个。谁家什么情况，我们心里都有本账。陈老爷子这种情况，按规定不属于重点关照对象，他身体尚可，有退休金，有房子，子女虽然在国外但也不是不管。可他找得勤，而且越找越顺手，后来发展到早上买菜让我捎，晚上睡不着给我发微信，有时候半夜十一点还打电话，说电视调不出台了。我老公为这事跟我吵过，说你这哪是社区工作，你这是给人当闺女去了。我说人家儿女不在身边，咱们能帮就帮一把。他说帮一把行，帮成习惯了，他拿你当免费保姆使。

真正让我绷不住的是去年冬天那件事。那天夜里两点多，我手机响了，是陈老爷子装的紧急呼叫器，直接连到驿站值班手机。我接起来，他声音发颤，说胸口疼，喘不上气。我披上衣服就往他家跑，路上打了120。到他家的时候他靠着床头坐着，脸白得跟纸似的，嘴唇发紫，床头柜上摆着速效救心丸的空瓶子。我给他含了药，等救护车来了跟着去了医院，急诊、挂号、交费、推着他做检查，折腾到天亮。医生说是心绞痛，幸亏送得及时。

我在医院守了一夜，给他儿子打电话。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那头是半夜，他儿子迷迷糊糊的，听完情况说，周姐，麻烦你了，我这边实在回不去，项目正到关键时候，你先帮着照看一下，费用我出。我说费用的事回头再说，你爸这情况你得知道，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他说行行行，你看着办，我明天给你转钱。挂了电话，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心想我这是图什么。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回家补觉，下午又去驿站上班。陈老爷子住了五天院，我跑了四趟，办出院手续、拿药、送他回家。他儿子倒是说话算话，转了两万块钱过来，说多退少补。可人从头到尾没露面，连个视频都没打。陈老爷子出院那天，我扶他上楼，他坐在沙发上喘了半天，忽然说了一句，小周，你说我这一千多万转出去，转得对不对。

我没接话。这话没法接。

院里像陈老爷子这样的不止一个。三号楼的刘阿姨，七十四，退休教师，女儿在加拿大，她把存款全给了女儿买房，自己靠退休金过日子。去年秋天在楼下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做手术要家属签字，女儿回不来，电话里说让社区帮忙签。我们哪有那个权限，最后是联系了她妹妹从天津赶过来签的字。住院那半个月，刘阿姨天天给我发微信，说护工饭做得硬，说隔壁床打呼噜，说想回家。我去看了她两回，一回带了一罐她爱吃的酱豆腐，一回帮她跟护工公司协调换人。她女儿在视频里哭着说谢谢，说等开春一定回来。开春了也没回来，说是孩子上学走不开。

还有五号楼的赵大爷，八十二，儿子在澳大利亚，他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自己住着，儿子把房子抵押了在那边做生意。赵大爷每月退休金八千多，够花，可心里不踏实，老觉得房子不是自己的了，三天两头问我，小周，你说我儿子要是把房子卖了，我住哪儿。我说不能，房子过户了也有居住权，你儿子卖不了。他听不进去，过两天又问一遍。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钱和房子早早给了儿女，心里图的是个“我给过你们了”的踏实，可现实是儿女远在天边，真正有事的时候，能搭把手的还是社区。他们找我们的时候，从来不觉得是在麻烦人，反而觉得理所应当——我交了物业费，我在这院里住了一辈子，你们社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这话不能说全错，可我们真的干不过来。驿站四个人，管六百多个老人，光是每天上门看望独居、高龄、失能的就排得满满当当，哪还有精力天天给人换灯泡通马桶。

去年年底，院里搞了一次养老需求摸底，我挨家挨户跑了一遍。陈老爷子那栋楼我最后去的，敲开门，他正一个人吃午饭，一碗米饭，一盘炒白菜，一碟咸菜。我说你就吃这个？他说一个人懒得做，对付一口得了。我坐下来跟他聊了半个钟头，把摸底表填了，走的时候他说，小周，你等等。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说里头是两千块钱，你拿着，这一年没少麻烦你。我说这钱我不能要，我们有规定。他硬塞，说这是我的心意，你不收我心里过不去。我说那这样，钱你收着，我帮你联系个居家养老的服务，每周有人上门给你做饭、打扫卫生，费用从你退休金里出，比你给我钱合适。他愣了一下，说还有这服务？我说有啊，你这种情况正合适。

后来我帮他签了家庭医生，每个月上门量血压、测血糖；又联系了街道的养老服务商，一周三次上门做饭，一次两小时，连打扫带洗衣服。钱是他自己出的，一个月不到两千块，他退休金完全负担得起。他儿子知道以后，主动说这钱他出，每月按时打过来。陈老爷子嘴上说不用不用，脸上却松快了不少。

今年开春，院里搞了个“老邻居互助社”，把身体好的低龄老人组织起来，跟高龄老人结对子，今天你帮我看个门，明天我帮你买个菜。陈老爷子报了名，跟对门李叔搭了对子。李叔比他小五岁，老伴也走了，两个人每天一起下楼遛弯、下棋、去驿站量血压。有一回我碰见他俩在石榴树底下坐着，陈老爷子正跟李叔说他儿子小时候的事，李叔听得直乐。我走过去打招呼，陈老爷子冲我摆摆手，说小周你忙你的，我这儿有人陪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们一会儿，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一千多万转出去了，换回来一个对门的老头陪着下棋。值不值，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事不能怪儿女不孝，也不能怪老人糊涂。他们那一代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东西全想给儿女，觉得这就是爱。儿女在国外扎根了，回不来，他们也不愿意拖累，能自己扛就自己扛，扛不住了才找社区。我们社区能做的，就是别让他们扛不住的时候没人应声。至于那根最后的底线——半夜胸疼有人接电话、摔了跤有人送医院——靠儿女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靠我们四个人也兜不全，得靠制度、靠服务、靠院里这些老邻居互相搭把手。

上个月陈老爷子儿子回来了一趟，待了十天。走之前专门来驿站找我，说了半天感谢的话，又说想把他爸接去美国住一阵。我说你问问你爸愿不愿意。他问了他爸，陈老爷子摇头，说不去，语言不通，连个下棋的人都找不着，我在这儿挺好，有事找小周。他儿子看着我，苦笑了一下。我也笑了笑，没说话。

那棵石榴树今年又开花了，红艳艳的，落了一地。陈老爷子每天下午坐在树底下，旁边搁着个保温杯，手里攥着个收音机，听着京剧，时不时跟路过的老邻居搭两句话。他那个紧急呼叫器还挂在脖子上，我手机里也还存着他的号，随时能打通。日子就这么过着，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人老了，图的不就是个有人应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