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先野蛮生长后补课规范”发展范式

近期，工信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意见，紧盯汽车研发测试验证关键环节，直指“速成造车”潜藏的行业风险，释放出制度纠偏的明确信号。

回望我国多年来产业演进轨迹，电动自行车、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以及早期部分互联网金融业态，都不同程度走过“规模先行、秩序后置”的发展路径：产业风口到来，各类市场主体快速涌入，产业政策侧重于做大产业体量、培育完整产业链；待市场规模高速扩张之后，质量缺陷、安全隐患集中暴露，再通过专项整治、标准修订完成行业规范与市场洗牌。

客观来看，“先野蛮生长、后补课规范”的模式，在特定追赶发展阶段具备一定历史作用。依靠这一路径，能够快速集聚产业要素，允许多元市场主体开展技术试错，在较短时间搭建起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部分领域换道追赶和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充分的市场竞争加速技术普惠，不断丰富消费选择、拉低产品成本，让新技术、新产品更快走进千家万户。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历史性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评判标尺不再只看产业规模大小、技术迭代快慢，更要看安全底线守得牢不牢、市场秩序公不公正、民生权益保障到不到位。还要正视，这套发展范式的内生弊端日益凸显，已经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是成本外部化，造成权责关系失衡。企业获取市场经营收益，却将安全风险、维修损耗、消费者维权成本向外转嫁，由普通群众与全社会承担，违背市场经济权责对等、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准则。

二是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部分主体靠压缩必要投入抢占市场，坚守质量底线的合规企业反而陷入竞争劣势，挫伤实业深耕的积极性。

三是侵蚀本土产业整体信誉。个别产品安全事故容易形成负面外溢效应，拖累整个国产赛道的市场口碑，阻碍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四是抬升全社会综合治理成本。早期风险隐患得不到及时处置，等到问题集中爆发，就要付出大规模产品召回、多部门专项整治的高昂代价。事后整改所耗费的行政资源、企业经济成本，远远高于源头阶段做实验证防控的投入。

五是深层次制约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消费信心的重要基石，来源于安全可靠的产品供给，大宗耐用消费品更是高度依赖社会信任。质量失序与安全焦虑，既推高全社会交易成本，也直接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发展新质生产力，绝非单纯硬件技术升级，核心是供给能力的系统性提质。如果国产创新产品被贴上“早期版本风险偏高”的标签，本土产业就很难突破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壁垒。

“先野蛮生长、后补课规范”路径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逻辑、企业内部治理、资本逐利导向、制度迭代周期以及产业政策执行偏差多重条件耦合生成的结果。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这本质上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部分企业为抢抓市场窗口期，刻意压缩研发与试验验证环节投入，人身伤害、维修损失等安全成本没有在企业内部消化，转而外溢给消费者与整个社会。企业独享市场扩张红利，社会承担风险代价，成本收益结构严重失衡，助长“重扩张速度、轻安全验证”的短期逐利行为。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普遍面临技术治理上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新技术潜藏的长期风险，在发展初期往往难以被完整预判；规制介入过早过细，容易束缚技术探索空间；规制滞后缺位，又会造成风险不断累积。但两难困境，绝不等于放弃安全底线，更不能把普通消费者当作现实场景中的免费测试样本。

破解“先野蛮生长、后补课规范”的发展惯性，走出一条创新与规范并重、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中国式新兴产业发展道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立足企业、政府、社会多个维度，构建多方协同共治的现代产业治理体系。

01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牢产品安全第一道关口

第一，确立“稳即是快”的经营理念。企业应当深刻认识，真正可持续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根植于产品可靠性，片面追求上市速度，最终必将反噬自身。要把质量安全要求贯穿研发、测试、生产、交付全链条。

第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制衡机制。落实质量管控部门对产品上市的实质否决权，坚决杜绝市场进度凌驾安全管控之上。针对全新结构、创新零部件，全面开展各类失效场景的风险研判，补齐验证短板。

第三，健全主动风险处置机制。一旦识别产品系统性安全隐患，主动开展技术升级、召回处置，而非被动等待监管介入，真正把消费者权益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价值。

第四，引导资本市场重塑价值评价标尺。推动投资机构改变简单以新品迭代速度、市场扩张规模评判企业的惯性，将研发试验投入、质量安全历史记录纳入估值考量，引导资本成为高质量创新的助推器，而不是“速成式竞争”的催化剂。

02

优化产业政策导向，实现扶持激励与约束监管协同

第一，树立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推动创新、安全、质量协同共进，坚持营商环境与消费环境一体建设。把握好几组辩证关系：鼓励迭代创新，但创新不能逾越人身安全底线，脱离质量保障的发展速度不可持续；锚定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技术再先进，也不能以损害群众生命安全为代价，发展成果要惠及人民，发展代价绝不能转嫁给人民；区分产业初创追赶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逻辑差异，产业起步时期可以包容技术路线试错，产业发展壮大之后，必须把安全、质量、消费者权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第二，完善政策设计与地方考核评价体系，做到扶持不纵容、激励有底线。针对部分地方产业政策存在的重规模轻质量、重扶持轻约束、重引进轻监管等偏向，推动产业政策实现三个转型：由规模优先向质量效益优先转型，由单向扶持向激励约束并重转型，由事后集中整治向风险前置防控转型。

第三，强化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的统筹协同。打通跨部门工作衔接，实现产业培育和风险监管一体推进。建立多部门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在项目落地、产能扩张等产业培育环节，内嵌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破除“产业只管培育、监管只管事后处罚”的割裂格局，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干预。

03

创新监管方式，把握包容审慎监管的科学内涵

第一，准确理解包容审慎监管的要义。包容审慎，包容的是多元技术路线的探索试错，绝不容忍突破人身财产安全底线的粗放扩张；鼓励试错，试错应当限定在实验室、封闭测试场之内，不能把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当成试验场。对于直接关系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业领域，必须严守刚性底线。要纠正市场主体中“把包容当作免责、把试错当作借口”的错误认知，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二元治理循环。

第二，推动监管重心从事后处置向过程核查前移。监管关口前移，不等于政府代替企业开展试验，核心是核查企业完整的试验验证证据链条，压实企业产品安全的举证主体责任。

第三，构建敏捷高效的标准供给机制。加快制修订强制性底线标准，筑牢安全红线，同时为多元技术创新预留制度空间，充分释放团体标准、先进企业标准的引领补充作用。

第四，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强化信用监管效能。将重大质量安全失信记录和市场准入、资质管理挂钩，切实提高违法违规的制度成本。

04

完善法治保障，构建多元协同的社会共治格局

第一，充分释放现有法律制度的威慑效力。用好《产品质量法》以及惩罚性赔偿等法律工具，对主观删减验证流程造成系统性安全隐患的行为加大惩戒力度，形成“速成获利远不及违规代价”的制度震慑。进一步探索完善消费集体诉讼机制，破解消费者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的现实堵点。

第二，强化行业协会自律功能。行业协会不能只承担产业宣传推广职能，更要履行质量引导职责，出台行业自律规范，抵制内卷式的速成竞争，厚植质量优先的行业文化。

第三，拓宽多元社会监督渠道。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支持客观中立的第三方专业测评力量，发挥媒体的预警监督作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行业约束、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共治格局。

“先野蛮生长、后补课规范”只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发展路径，绝非产业演进的历史必然。它在过去追赶阶段助力我国产业快速崛起，但已经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民至上是贯穿经济社会全部工作的根本立场。产业发展既要追求规模、技术与效率，更要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条不可动摇的底线。

唯有持续优化产业政策导向，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监管关口前置，凝聚多元共治合力，把安全作为创新的底色，把质量作为市场竞争的标尺，才能跳出“出事才整改”的治理怪圈，锻造真正过硬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根基更稳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道路。

上海市消保委

上海市消保基金会

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