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睡电梯间，卖房钱扯不清又攥退休金，牵出三姐妹赡养纠纷

上海长宁区新泾五村，二楼电梯间。

一张轮椅，一床薄被，一个90岁的老太太，从今年1月到现在，她吃喝拉撒睡，全在这个公共楼道里。

夜里疼了、冷了、糊涂了，她会喊叫，邻居说，楼道里全是尿味，一天扫两遍都没用。

她有家，家就在旁边那扇门后头。

大女儿史女士不让她进，史女士对着镜头只撂下一句话：母亲半夜总是叫唤，自己无法入眠。

就这一句，一个90岁的老人被挡在门外，在电梯间安顿了快一年。

老人想回家，却一次次被挡在门外，有邻居在民警允许下装了监控，拍下老人走到家门口、又被女儿拦下的一幕。

这事不是没人管，可管了一年，老人还是睡在楼道里，问题到底卡在哪，得一层一层往里剥。

史女士不是没话说，她有一肚子话。

她跟记者讲，母亲以前把奉贤的房子卖了，两个妹妹先把老太太骗到精神病院，然后交易房产，老三拿了钱，管都不管。

这几句话，信息量不小。

奉贤那套房，按她的说法，是被二女儿、三女儿卖掉的，她没有分到钱。

据属地工作人员介绍，她自己有一套启东的房子，贷款买的，还款出现困难，银行卡被冻结。

她眼下居住的这套新泾五村的房子，是前夫的，算是她在这座城市临时的落脚点。

她稳定的进账，就是母亲每个月4900多块的退休金。

这里必须把边界划清楚。

大姐这套"妹妹骗母卖房、老三拿钱"的说法，目前只是她单方面的陈述，没有法院判决、资金交割凭证等权威材料佐证，不能当成既定事实。

卖房钱款的去向，三个女儿说法完全对不上，至今没有明确结论。

二女儿和三女儿在电话那头给出的口径是，卖房经过母亲本人同意，不然房产交易根本办不下来。

居委会工作人员当面询问老人，老人表达模糊，没有给出正面答复。

有一件事，多方信息可以对应上。

老人本人被安置在门外的电梯间，但是老人每月的退休金，一直由大女儿这边保管。

人安置在楼道，退休金由大女儿经手。

一个表达能力受限的老人，一套已经完成交易的房产，三个各执一词的女儿，钱和人的这笔账，就这么死死搅在了一起。

钱的事扯不清，人的事就跟着卡住。

老人当年那套房卖了多少、钱落到谁手里，今天已经没人能给出一份说得清的单据，可这些争执的后果，全压在了门外的老人身上。

史女士守着这扇门，也拿母亲夜间吵闹作为自己的理由。

她背着启东的房贷，银行卡冻结，日常开销依靠母亲这笔退休金支撑，她一直把帮母亲讨房款这件事当成自己的立场。

可这个立场，掩盖不了眼前最现实的矛盾：负责保管老人退休金的她，同时决定着老人能不能进门居住。

二女儿和三女儿这边，对外表态愿意承担照护老人的责任，但紧跟着说明，不愿意到这个小区和大姐当面协商沟通。

愿意照护，不愿意当面接触。两句话放在一起，很多人心里都会生出疑问。

照护要落实，总得坐下来谈，谁也不肯坐到一张桌子前，这照护又从何谈起。

居委会前后组织了多次调解，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几番沟通下来，各方始终没法达成一致方案。

属地一边安排保洁定期清扫楼道，一边派安保人员每日巡查，保障老人基本安全，同时联合社区民警联系另外两个女儿，可协商始终推不动。

司法所给周边邻居提供了一个法律思路，可以相邻权起诉史女士，起诉她占用小区公共楼道。

邻居并不认可这个方案。邻居心里很清楚，就算起诉胜诉，楼道恢复整洁，老人后续的安置问题依旧没有着落。

事情推进不动，属地已经把情况上报给长宁区民政局。

法律界人士把这件事的法律边界掰扯得很明白。

史女士当下的行为，从现有条件来看，暂不构成遗弃罪，但明显存在照护失职争议。

老人已经90岁，表达能力弱，精神状态存疑。

当下最关键的一步，是为老人做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如果鉴定结论认定老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就要依法重新指定监护人。

能够启动这套法定程序的主体有多个，居委会可以，民政部门可以，检察机关也可以。

这里要区分两份鉴定的不同作用。

史女士手里有一份去年和老人发生冲突后出具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标注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患有未特定的精神障碍。

这份鉴定针对的是刑事层面的责任认定，不能用来判定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社区民警核实信息后介绍，史女士和老人都不在在册精神病患者名单当中，两个人真实的精神照护能力，都还没有权威结论。

法律界人士和评论进一步点出症结：老人一直没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所以没法依法指定监护人。

养老院要人签字，送医要人拍板，退休金得有人管，现在哪个部门伸手都缺依据，大女儿适不适合继续照管、两个妹妹能不能接下，也没有能落地的判断标准。

一个照护能力存疑的人，负责照料一位高龄、表达不清的老人。

保管老人退休金的人，掌握老人能不能进屋休息的决定权，这样的局面，风险显而易见。

有人算过一笔账，老太太每月4900多块的退休金，放在上海，单独依靠这笔钱，很难支撑一家正规养老院的费用。

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

如果三个女儿都依法承担赡养费，叠加老人自身退休金，老人就具备进入养老机构安置的制度路径。

最高检近些年明确，老年人追索赡养费属于民事支持起诉重点范围。

老人自身诉讼能力不足，没有办法独立打官司维权，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里写得很明白。

因年老、生活困难而追索赡养费的，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支持起诉。

这句话的含义很直白。

家里几个子女互相推诿、争执不下的时候，法律渠道可以托底。

老人说不清诉求，法律可以帮她主张；老人没有能力去法院起诉，检察院可以支持她提起诉讼。

老人没有合适监护人，民政、居委会、检察机关都可以依法启动特别程序。

家属推诿，居委会可以牵头；亲属不配合，民政部门可以介入；涉及房产纠纷，也不能成为搁置赡养的理由。

这就是社会兜底机制存在的意义，家里子女接不住养老这件事的时候，制度可以接得住。

写在最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那把轮椅。90岁的老人蜷在轮椅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家门就在几步之外。

门外是电梯间，充斥异味，不断引来邻居投诉，深夜还会传来老人的叫喊声。

那些拨打12345热线、找居委会协调、报警求助的邻居，慢慢也被这件事消耗得疲惫，但是他们没有视而不见。

房产交易有争议，钱款归属说不清，老人被几个女儿来回推，最后安置在了楼道的轮椅上。

这件事不该停留在楼道里。

符合条件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要依法推进，合适的监护人该指定就要指定，老人应得的赡养费，该追索就要追索。

眼下天气渐寒，属地也可以先把老人安置到临时过渡场所，后续再依法向家属追讨费用。

只要相关部门把法定程序落实下去，这位九旬老人，才有机会拥有体面安稳的晚年生活，这也是这件事最该走向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