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体制内干部子女，考不上编制被安排进体制内当合同工

我是在去年秋天正式去那个大院报到的。

我爸在那里面待了三十多年，从一个普通办事员一步步熬到中层，头发熬白了大半，总算给家里挣下一点说出去不算丢人的名声。他没本事把我弄成正式编，但托了几层关系，让我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了下属的一个服务中心做窗口。说白了就是合同工，签第三方，工资到手三千出头，缴完社保所剩无几。

但我妈很满意。

她说，能进这个门就是福气，外面多少年轻人挤破头都进不来。她给我买了两身看起来挺板正的衣服，颜色都偏深，说进去之后穿得规矩点，别让人挑理。我爸没多说啥，只在我头天去上班前递给我一张公交卡，里面充了五百块钱，淡淡说了句，别迟到。

我就这么去了。

服务中心在大院靠东边的配楼，一楼大厅摆了六七个窗口，我被分配在靠角落的那个，负责一些材料接收和初步审核。活儿不重，但琐碎，来办事的人形形色色，有拎着布袋子的老大爷，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也有穿着西装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我每天坐在一扇玻璃后面，接过一摞摞纸张，翻看、核对、录入系统，再递回去或者转给后台。

坐我旁边窗口的是个姑娘，比我早来半年，大家都叫她小杨。她也不是正式编，听说是某位领导的侄女，但人挺和气，不拿架子。头几天她手把手教我系统怎么操作，哪些材料容易缺，哪些环节容易卡。我学得慢，她也不烦，就一遍遍说，末了还补一句，没事，谁刚来都这样。

我渐渐熟悉了节奏。

每天八点半准时开门，中午有一个小时休息，食堂在一楼最里头，饭菜一般但便宜。我一般就吃个素菜加米饭，偶尔加个鸡蛋。同批进去的几个合同工，有像我这样家里托关系的，也有自己考进来没考上编被调剂到这儿的，大家处境差不多，聚在一起说话也没什么隔阂。

但我心里清楚，我们和那些正式职工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工位，有独立办公室，有年终奖，有晋升通道。我们只有窗口，有轮班表，有节假日的加班补贴——那点补贴还不够吃顿像样的饭。更明显的是称呼，他们叫"老师"，我们叫"小同志"或者干脆连名带姓喊一声。偶尔有来办事的人搞不清，对着我们喊"领导"，旁边的正式职工脸上会闪过一丝微妙的神情，说不上来是尴尬还是别的什么。

我爸在单位里级别不算低，但也没高到能替我撑起一片天的程度。他在大院另一栋楼办公，我们平时碰面就点头打个招呼，从不在单位里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我在走廊里远远看见他跟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那男人瞥了我一眼，我爸摇了摇头，像在说什么不相关的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处里的处长，据说对"关系户"向来不怎么待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妈开始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她说单位里年轻人多，让我留意留意。我说人家正式编的看不上我这种合同工，她瞪我一眼，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妄自菲薄。我没再接话，心里却明镜似的。大院里那些正式女青年，家里多半也有背景，她们要找的是门当户对、有编制有前途的，不是我这种靠着爹的面子混口饭吃的临时工。

小杨倒是有个朋友，也在里面做合同工，比我们大两岁，姓刘，大家叫她刘姐。刘姐性格爽利，说话直来直去，有一回午休时她跟我们坐在花坛边上啃包子，忽然说，你们知道吗，咱们这拨人，干得再好也就是个"临时"的命。我和小杨都没接话。她自己笑了笑，说，不过临时也有临时的好处，不用背那么多责任，出了岔子有人兜底。说完拍拍手上的渣子，起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她说得也不全对。

临时工也有临时工的压力。比如窗口不能离人，比如系统出故障你得自己想办法安抚排队的人，比如有些材料明明不符合规定但你不敢直接拒收——万一对方认识某个领导呢。这些事正式职工也做，但他们做完可以往上推，我们做完只能自己扛。

有回一个大爷来办业务，材料少了一样，我按规矩告诉他得补齐再来。他急了，拍着玻璃窗冲我嚷嚷，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解释了好几遍，他不听，最后小杨悄悄从旁边递过来一张便签，上面写了个电话号码，说你让他打这个，是后台负责补录的。我照做了，事情才算了结。后来才知道，那电话是她一个正式职工的熟人。

类似的事不少。

我慢慢学会了在规矩和人情之间找缝隙。哪些能通融，哪些绝对不能碰，哪些需要请示，哪些可以自己拿主意。这些不是谁教我的，是自己坐久了，看多了，一点点摸出来的。

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大院里的银杏叶子落了一地，保洁阿姨扫不过来，就堆在花坛边上。我每天早上从公交站走过来，鞋底踩在薄雪上吱嘎响，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过客，每天来这个地方坐上八个小时，然后离开，日复一日，却始终不属于这里。

我爸倒是越来越忙。他那个部门年底考核多，经常加班，回家时我已经睡了，早上我走的时候他还没起。我妈说他在单位里还行，但再往上走基本没戏了，年龄卡着，资历也到顶了。我听着，没说什么。他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而我的路，似乎比他更窄。

有天晚上我翻手机，看到高中同学群里有人晒出差照片，在南方某个城市，海边，阳光很好。那同学当年成绩一般，没考上大学，直接去深圳打工了，现在做电商，朋友圈里全是发货、选品、谈合作的内容。底下有人评论说羡慕，他回了一句：别羡慕，天天熬夜到两点，掉头发比赚钱快。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自己该羡慕谁。他在外面闯，辛苦是真辛苦，但好歹是自己说了算。我在这里待着，安稳是真安稳，可这安稳像是一层薄冰，底下什么都没有。

我妈有时候会问我工作顺不顺利，我说还行。她又说，你王姨家的儿子也是合同工进去的，干了三年转了劳务派遣的班长，工资涨了八百。我听着，心里没什么波澜。八百块钱，够干嘛呢。

小杨有天午休时忽然问我，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她说，我也是。

我们俩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谁也没再说话。

年关将近，单位里开始忙各种总结和报表。正式职工要写述职，我们合同工要填考勤和绩效自评。绩效分ABCD四档，据说A档能多拿几百块年终。我认真填了，写了很多"认真学习""积极协助"之类的套话。交上去之后，带我们的那个科长看了一眼，说，行，放这儿吧。

后来发下来，我拿了B。

小杨拿了B，刘姐拿了A。我没什么感觉，B就B吧，反正这点钱也改变不了什么。

除夕那天，大院里冷冷清清，只有值班室亮着灯。我爸去单位值班，我在家陪我妈包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声音开得很大，我妈一边捏褶子一边念叨，说今年得给你相看相看，不能总这么耗着。我嗯了一声，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过完年我就二十六了，合同一年一签，明年还不知道续不续。

饺子下锅的时候，我爸回来了，脸冻得通红，进门就搓手。我妈给他盛了一碗，他吃着吃着忽然说，今年单位要缩编，劳务派遣的可能要裁一批。我妈筷子一顿，问，裁谁？我爸看了我一眼，说，还没定，先别慌。

那顿饺子我吃得很慢。

年后回去上班，气氛确实不太一样。走廊里碰见的人说话都压低了声音，偶尔能听见"精简""优化"之类的词。科长把我们几个合同工叫到小会议室，说今年上面有要求，要控制用工成本，具体怎么调还没下文，让大家安心工作。

安心。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一个字都不信。

刘姐最先动了心思。她说她表哥在市里开了个会计事务所，让她过去帮忙，虽然工资差不多但好歹是正式员工。她走的那天，我们几个在花坛边上站了一会儿，她说，别太死心眼，这地方不是咱们的。我点点头，说保重。她骑着电动车走了，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平安符，一晃一晃的。

小杨也开始投简历了。她跟我说，有个私立学校在招行政，待遇差不多但至少稳定。我问她投了没，她说投了，还没回音。

我呢，我没投简历。

不是不想走，是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我学的专业冷门，工作经验只有这一年多的窗口服务，除了接材料、录系统，我还会什么？出去找工作，大概率也是类似的岗位，工资未必比这儿高，还丢了这份"体面"。我妈说的对，能进这个门就是福气。可这福气像是一件不合身的衣服，穿着别扭，脱了又冷。

三月的时候，风还带着凉意，但树芽已经冒出来了。

有天早上我刚到窗口，就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大厅里，东张西望的。她走到我窗口前，把一摞材料递进来，说要办业务。我接过来看了看，缺了两样东西，就跟她说需要补齐。她没急，反而笑了笑，说小伙子，你贵姓？我说我姓陈。她点点头，说，我认识你爸，老陈嘛，以前在一个部门待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没再多说，收起材料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大院里另一个部门的副主任，姓周，据说手里有点权力，最近正好管着我们这摊劳务用工的事。

从那以后，我每次在大院里碰见她，都会下意识地避开。不是怕什么，是说不上来的不自在。好像自己是个被看穿了的透明人，别人一眼就能看透你站在这里的根基是什么。

我爸那边倒是一如既往。他还是早出晚归，偶尔带点单位发的米油回来。有天晚饭后他忽然跟我说，别听外面那些风言风语，好好干你的。我说嗯。他顿了顿，又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家里不缺你那口饭。

我看着他花白的鬓角，忽然鼻子有点酸。

但我没回去。

不是因为骨气，是因为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能干什么。在家待着，我妈会更焦虑，我爸会更沉默，而我会在日复一日的闲散里把自己磨成一个废人。至少在这里，我还有个地方每天去，还有人跟我说两句话，还有事情做。

四月，小杨拿到了那个私立学校的offer，工资三千五，比这里多五百，但管吃住。她走的那天请我们吃了顿饭，就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点了三个菜，有荤有素。她说，以后有机会再聚。我们碰了杯，杯子里是茶水。

我送她到公交站，她上了车，摇下车窗跟我说，陈哥，你也早点想清楚。

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尾灯消失在拐角。

五月初，正式的通知下来了。劳务派遣的裁掉三分之一，留下的重新签合同，工资不变，但加了一条：连续两年绩效B以下的不续签。我看了那张通知，上面的字一个个都很清楚，像盖在纸上的印章，冷冰冰的。

我去年是B。

如果今年还是B，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得走人。

我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天中午我没去食堂，一个人走到大院后面的小花园里坐着。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些烫了，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的粉的，一丛一丛。我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刘姐说过的话——这地方不是咱们的。

也许她说得对。

但我还是每天去上班，每天坐在那个窗口后面，接过材料，核对，录入，递回去。偶尔有人冲我发火，偶尔有人跟我说谢谢。日子像流水一样过，不快不慢，不咸不淡。

我爸最近看起来累了一些，眼袋明显了，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他那个级别，上面压着人，下面顶着人，中间还卡着各种考核和检查。我有时候想，他当年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站在某个路口，不知道往哪走，然后一脚踏进去，就走了三十年。

六月的某天下午，周副主任又来了。这次她没办业务，就站在大厅里，跟科长说了几句话，然后目光扫过我的窗口。我低着头，假装整理材料。她走后，科长过来跟我说，小陈啊，周主任说你工作态度不错。

我不知道这话是夸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但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合同工的身份像一层薄薄的纸，所有人都知道你在那儿，但没人真的把你当回事。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是"关系户不行"。我见过一个比我还早上半年的合同工，因为一次录入错误被通报，没过两个月就自己走了。没人挽留，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我开始认真琢磨自己的路。

晚上回家，我翻出手机里那些招聘软件，一个一个看过去。行政、客服、文员、销售……大部分要求有经验，有学历，有资源。我一样一样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一年多的窗口经验，但那能值几个钱呢。

我妈看我拿着手机翻来翻去，问我在干嘛。我说看看招聘。她愣了一下，然后说，别瞎想，好好干，你爸说了，再熬熬，说不定有转机。

转机。

这两个字从我妈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一片叶子。可我知道，叶子落下来是需要风的，而我没有风。

七月的天热得让人发闷。大院里的空调老旧，制冷效果一般，窗口这边更是靠着大玻璃，下午的太阳直晒进来，后背总是黏糊糊的。来办事的人也烦躁，排队排久了就有人抱怨，抱怨完冲我们撒气。我学会了不接话，不解释，就那么听着，等对方说完了再继续办。

有天一个年轻女人来办业务，材料齐全，我很快就办完了。她接过回执单，忽然说，你态度真好。我愣了一下，说应该的。她笑了笑，走了。

那是我很久以来听到的第一句不带情绪的话。

八月，我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就是开始利用午休时间学点东西。我在手机上下了个办公软件的教程，从最基础的表格函数开始看。窗口工作里偶尔要用到，但都是最浅的，我想多学一点，万一以后用得上。小杨走之前跟我说过，那个学校行政岗也用办公软件，她就是因为熟练才被录的。

我每天中午看二十分钟，晚上回家再练一会儿。我妈问我学这个干嘛，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她没再追问。

九月，合同续签的通知贴在了公告栏上。我挤过去看了，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又续了一年。我松了口气，但那口气松得并不彻底。因为通知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续签人员须参加年度业务考核，考核不合格者，随时终止合同。

随时。

这两个字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深，但一直在。

我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天的工作。材料审核更仔细了，录入速度也提上去了，偶尔有来办事的人问一些不在我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我也会尽量帮忙查一查、问一问。科长有天跟我说，小陈最近状态不错。我说谢谢科长，应该的。

十月，大院里组织了一次业务培训，正式职工和合同工一起参加。培训内容枯燥，但讲师是个年轻人，说话有意思，时不时插两句段子，底下的人都笑了。我坐在最后一排，记了笔记，不是因为多认真，是因为不知道干嘛。

培训结束前，讲师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是单位的门面。老百姓不管你是正式还是临时，他们只看你这个人。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笔记，上面写着"门面"两个字，笔迹有点潦草。

十一月，天又冷了。我穿上我妈给我买的那件深色的厚外套，每天还是坐公交去大院。窗口的玻璃擦得干净，外面的银杏又黄了，风一吹就落一地。我坐在里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又快得真慢。

快的是日子，一天接一天，像翻书页。慢的是变化，我好像还是那个我，坐在那个位置，做着那些事，拿着那些钱，过着那种不上不下的生活。

我爸的头发又白了一些。有天晚上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忽然说，今年单位有个内部招考，针对劳务派遣人员的，不过名额很少，就两个。我妈在厨房里听见了，探出头来说，那你帮孩子问问。我爸没说话，把报纸翻了一页。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内部招考，说白了还是要看关系、看资历、看表现。我资历浅，表现平平，关系就那么一层。两个名额，多少人盯着呢。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动了一下。像冬天里的一点火苗，明明知道风一吹就灭，还是忍不住想伸手靠近。

十二月，招考的通知还没下来。

我照常上班，照常学我的表格函数，照常每天坐公交来回。日子还是那样，没有什么波澜。偶尔会想起小杨和刘姐，不知道她们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朋友圈里刘姐发过一次事务所的年终聚餐，照片里她笑得挺开心。小杨没再发过动态。

我妈还是会在饭桌上念叨，说隔壁单元的老李家闺女也是合同工进去的，后来嫁了个正式编的，现在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听着，筷子没停。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了，像背景音一样，进不了心里。

但我知道她着急。

她着急的不是我嫁不嫁人，是我这辈子到底能不能有个着落。合同工不是个着落，她心里清楚，我也清楚。可清楚归清楚，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高中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个红包，我顺手点了，抢了两块三。群里还在聊着天，有人说今年挣了二十万，有人说换了新车，有人说准备买房了。我看着那些消息，没说话，把手机扣在枕头边。

窗外的风刮得挺大，呼呼的，像在吹一个空瓶子。

我想起年初的时候，我爸说大院要裁人，我妈筷子一顿的样子。一整年过去了，裁是裁了，我也还在。但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没变，反而更重了。因为我知道，明年、后年、大后年，只要我还是这个身份，这根线就一直悬着，随时可能断。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

我忽然想，也许我该认真准备那个内部招考。不是因为有多大把握，是因为除了这个，我暂时想不到别的路。学办公软件是路，考个证是路，甚至攒钱以后做点小生意也是路。但眼下，最近的那条路，就是这个。

我闭上眼，告诉自己明天开始，把那些业务手册再翻一遍。

风还在吹，吹得窗框轻轻响。

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明年这个时候，我可能还坐在这个窗口后面，也可能已经不在了。如果还在，那说明我续上了，如果不在了，那我就得去面对外面那个更大的、我还没准备好的世界。

两种可能，哪一种都让我心里发紧。

但我知道，日子不会等我准备好才往前走。它会一直走，带着我，或者不带着我。

这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再晚一点，去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走，去决定这身不合体的衣服，到底是继续穿着，还是该脱下来，换一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