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夜（上）：思想先于枪声

从霍布斯、洛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美国一路走来 · 020上

17—18世纪 · 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与分权

18世纪中叶，殖民地律师若要反对议会随意征税，手边已有许多现成说法。他会谈政府的起源，谈财产为什么不能任人夺走，也会问：人民交出的权力，还能不能在必要时收回。这些问题最早出现在英国内战的书页里，后来又随法国作家的文章传遍大西洋两岸。

一、内战把问题逼到桌面上

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内战让“谁有权统治”变成人人躲不开的问题。托马斯·霍布斯在1640年代流亡巴黎，亲历宗教分歧、议会冲突与战争造成的混乱。1651年，他出版《利维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人们害怕彼此伤害，于是订立契约，把公共权力交给主权者。权力来自人的授权，不再只是一项从天而降的资格。

霍布斯不愿继续走到限制君主。他更怕国家重陷混乱，宁愿让主权者握有强大权力。王冠还在，支撑王冠的理由已经不同。洛克接着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掌权者若侵害人民，人民还能做什么？

二、洛克把政府变成受托人

约翰·洛克经历过英国内战、共和国和复辟，也在1680年代因政治牵连流亡荷兰。《政府论两篇》1690年在伦敦出版时没有署他的姓名。书里说得很直接：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不是让统治者随意处置。

在洛克看来，政府像一位受托人。人民把权力托付出去，它就得按托付办事。掌权者若违背委托，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反抗不只是闹事，也可以被说成拿回被侵占的权利。这个说法比霍布斯走得更远，也更容易被殖民地人拿来为自己辩护。

洛克也主张宗教宽容。政府不该强迫每个人接受同一种敬拜，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但这种宽容有边界，当时的政治和宗教范围仍分得很清楚。洛克还把人身与劳动写进“财产”的范围。殖民地读者常借这组权利保护土地和生意，却很少追问，那些被迫劳动的人为什么不能同样拥有它们。

《政府论两篇》并没有立刻改变北美。它先在英国的反对派中流传，后来经过殖民地报刊、律师和小册子作者反复转述，到1760年代，引用洛克已经成了公共习惯。殖民地人用它把反抗说成恢复权利，而不是单纯违抗命令。

政府只是受托人。它若违背托付，人民就有权把权力收回。

▲ 约翰·洛克肖像，Godfrey Kneller绘，1697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公共领域。

▲ 《政府论两篇》1690年伦敦版扉页，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公共领域。

三、法国人争论自由怎样落地

巴黎接着把这场讨论推向新的方向。孟德斯鸠出身地方贵族，又受过法学训练，花了很多年研究古代共和国、英国政体和欧洲各国法律。1748年，他出版《论法的精神》。他关心的不只是谁坐在王位上，而是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彼此能不能相互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若集中到同一批人手中，自由就只剩一个好听的名字。

孟德斯鸠的结论来自历史，也来自他对英国制度的观察。北美殖民地幅员广阔，利益复杂，州与联邦之间又有不同层级。麦迪逊等制宪者读孟德斯鸠，也从英国反对派、殖民地议会经验和谈判现实里取材。美国制度是在多种经验和反复谈判中形成的，不能只归功于法国哲人。

伏尔泰关心的不是政府架构，而是法律、信仰和言论能不能少受权力干涉。他因讽刺贵族和宗教争端多次流亡，1726年至1729年旅居英国，后来写戏剧、历史、诗歌，也写下大量书信和评论。他持续批评天主教会的权力与宗教不宽容，主张改革法律，也为商业、科学和出版自由辩护。他不是无神论者，相信上帝，只是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主要让自然规律运行。后世常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并非他的原话，却准确概括了他的态度。

卢梭又往前走了一步。1712年，他出生在日内瓦，少年时离开家乡，做过学徒、秘书和抄谱员。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先后问世。前者追问人为什么应当服从公共权力，后者讨论怎样在不扼杀天性的前提下教育孩子。两本书谈的事情并不相同，背后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权力才值得服从。卢梭给出的答案是，合法权力必须得到人民共同认可。

卢梭说的“公意”，指向人民的共同利益，不是个人偏好的简单相加。他比洛克和孟德斯鸠更重视平等，也让“人民”不再只指有财产的精英。法国大革命中的不同派别都引用过他，但革命中的联盟、战争和派系争斗，不能只算在一本书头上。

孟德斯鸠担心权力失衡，伏尔泰看重法律与宽容，卢梭更在意人民是否掌权。三个人没有共同纲领。北美读者从他们那里各取所需，启蒙思想也因此始终伴随着争论。

▲ 孟德斯鸠肖像，Jacques-Antoine Dassier肖像章之后版本，18世纪，公共领域。

▲ 伏尔泰在书房中肖像，佚名画家绘，约1745至1755年，公共领域。

▲ 让-雅克·卢梭肖像，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绘，18世纪，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藏，公共领域。

四、富兰克林把书送进普通人的生活

本杰明·富兰克林让这些书离普通人更近。1727年，他在费城和一班青年工匠、商人组织“共读社”，定期讨论道德、科学和公共事务。1731年，他们又创办费城图书馆公司，共同购买书籍。原本只有富商和牧师买得起的书，开始进入店主、学徒和手艺人的手里。

后来，他出版《穷理查年鉴》，经营报纸，办学校，也参与建立消防队和医院。他很少写晦涩长文，更愿意把有用的想法变成简短格言，让读者第二天就能用在生活里。1743年，他又提议建立美洲哲学学会，让各地的观察和消息有机会互相交流。

富兰克林本人是自然神论者，却不急着替别人规定信仰。他与怀特菲尔德交往多年，承认对方的现场感染力，也为他印过日记和讲道材料。后来他在欧洲结识科学家、作家和政治人物，再把消息带回北美。约翰·亚当斯说，革命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它发生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中。

▲ 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Joseph-Siffred Duplessis绘，约1785年，公共领域。

五、革命先在争论方式里发生

十八世纪中叶，殖民地人已经熟悉契约、宪法、自由和权利这些词。它们让不同地方的人找到共同说法，也把分散的不满拉进同一场争论。但共同词汇不等于意见一致。保王派也说自己维护英国宪法，殖民地内部对议会权限、宗教自由和参政资格同样争论不休。

更麻烦的是，许多人一边谈自然权利，一边接受身边的排斥。女性很少进入正式政治生活，非洲人及其后代中的许多人被迫劳动，原住民族群的土地和自治不断受到挤压。启蒙思想给了他们质疑王权的工具，却没有替他们解决家里的不平等。

思想还不能单独造成革命，它先改变人们解释权力的方式。等伦敦重新安排税收和治理，殖民地人已经有现成的话可说。另一边，宗教复兴正从教堂和旷野进入他们的生活。

时间线

1651年：霍布斯出版《利维坦》，用人的授权解释国家权力。

1690年：洛克《政府论两篇》出版，主张政府以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为目的。

1731年：费城图书馆公司成立，书籍进入更多普通读者的生活。

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讨论权力分立与制衡。

1762年：卢梭出版《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把人民主权推得更远。

1776年：《独立宣言》使用不可剥夺的权利语言，洛克等人的影响进入革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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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讨论已经改变殖民地人的说法。接下来，一场宗教复兴又把分散的村镇连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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