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超常规减员率之探，兼谈红军保存力量之道

面对超过90%、甚至95%以上的惊人减员损失率，红军采取了尽量保存营级以上干部的策略，营级以上干部在长征中的生存率显然明显高于普通战士和初级军官，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这些中高级干部的组织和动员力量，很快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红军减员率之探

红军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行军，貌似还没有历史学家可以找到难度可以超过它的。以红一方面军为例，共经过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5座雪山，在368天的路途上，经历了380余次战斗，其中大型战斗15次，战争、饥饿、疾病、恶劣的自然条件随时可以剥夺将士的生命。

因此，红军的减员率是奇高的，最严重的是在前面趟路的红一方面军。根据各种史料，一方面军出发时人数在8.68万左右，到达陕北吴起镇人数最多在7000人（各种史料人数说法不一，在5000-8000人之间，笔者认为6000-7000最可靠，取上限7000人），很多和学术研究成果都以此推算说长征将士幸存率是8%，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没有考虑到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路在扩红和人员补充，根据陈云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书记会议上做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刘慧娟等人的研究（刘慧娟《红军长征扩红人数考》，《苏区研究》2018年第2期）；毛文园：《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扩红及人数》，《文史春秋》2024年第9期），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共招募新战士约2.2万（包括感化改造的被俘西南地方军队的军人）。

另外，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双方部分人员进行了交换，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和红九兵团共约2900随四方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则拨给一方面军三个团约3700人，一方面军净得800人左右。

所以，总体算下来，大约有11.25万人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扣除划归四方面军人员，共减员10.2万人左右，远远超过了长征出发人数。如果再考虑到后期扩红和红四方面军补充人员生存率远高于苏区出发战士，我们可以推算红一方面军中，从江西、福建苏区出发的8.68万人中，幸存下来的顶多3000-4000人，幸存率不足5%，甚至更低。

这可以通过一些地方史料的记载加以验证：福建宁化籍长征将士6600余名，到达陕北时仅幸存58人；瑞金籍长征将士1.08万人，到达陕北者300余人；石城籍长征将士1.6万余人，到达陕北者73人；于都籍长征将士1.7万余人，建国时幸存277人……

当然这些统计很多是不精确的，比如现在如果把赣南苏区各县自称参加红军的人数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0万，因此瑞金、于都、石城地方志中参加长征人物被夸大了，打对折是比较靠谱的，即便这样的话，从中央苏区出发战士到达陕北的比例也不超过4%。

相较于红一方面军来说，红二方面军的幸存率就高很多，毛泽东曾经说：“你们（出发时）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这句话通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说明红二方面军在路上没有什么损失，其实后人的推导是错误的。

首先毛主席讲的“一万”是虚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出发时约1.7万人，达到陕甘宁边区时约1.15万人，如果考虑期间扩红1.6万人（根据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和刘慧娟的《红军扩红人数考》，甘孜会师前红二军团扩红9900余人，红六军团扩红4000余人，甘孜会师后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南扩红2000余人），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人数为3.3万人，能够达到目的地占比为35%。

如果继续考虑到不同阶段参与长征的战士幸存概率也有很大差异，从湘西出发的二六军团1.7万名老战士的幸存概率也依旧很低。援引二方面军老战士罗章将军之子罗海曦的研究结果，二六军团老战士建国时仅存1000余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仅为833人。以此推算，湘西出发的二六军团战士能够走完长征的约1500-2000人，生存概率在9%—12%左右，比如二六军团根据地湖北监利籍老红军活到建国后的仅有37人，湖南茶陵籍老红军活到建国后的有147人，并不比赣南苏区县多多少。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持续最长，从1935年3月开始到1936年10月结束，持续了19个月，比二方面军长征多了8个月。长征出发时，四方面军共有10万人，路程中扩红1.62万人，共11.62万人参加长征，会宁会师时剩4.27万人，幸存率为36%。

但是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马不停蹄进行西征，西征的四方面军主力第五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8红军改编时，四方面军仅剩下红四军、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一军1.19万人。如此计算的话，四方面军最终完成大行军、保存下来的战士占比仅为10.2%，与二方面军相当。

总之，长征是九死一生，甚至对红一方面军来讲，是百死一生的事情。正因此，长征成为中共早期干部中一个硬核资历，1937年参加革命的干部，虽然只比1934年长征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资历短了三年，但是地位往往有天壤之别，直至80年代末中国政坛和军队核心组成人员都以长征老战士为主。

长征的共同苦难经历也让早期革命者之间形成一种特殊情感联结。尤其是在党内发生政治分歧矛盾，甚至是斗争的时候，是否是长征战士，处境有很大大差别。比如，“文革”结束后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健在成员的处置中，因后者都是长征老战士，最终的处罚程度和出狱后生活待遇，都比“四人帮”好不少，其后代现在仍被各种红色联谊组织所接受。改革初期领导人胡与赵最终的政治地位差异，也跟是否是参加长征的“革命原始股”有关，胡耀邦作为1929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与革命元老一同经历了最艰难的暴风骤雨，他的政治地位也最终被承认。

（二）掉队、逃跑、疾病等非战斗减员，是红军人数损失的主要原因

最近关于长征的报道中，一些革命老区县都会骄傲地说：“平均每一公里长征路上，就有一名牺牲的XX籍红军战士”。另外，最近铺天盖地的关于湘江战役的宣传，往往都会说“湘江战役后，红军由8万减少到3万，5万人牺牲在湘江两岸”。这两句话其实是不对的，长征中的减员不意味着牺牲，更不意味着在战斗中牺牲。

八年抗战中，中共革命武装和党群工作干部总牺牲人数为16.06万人；作为国共总决战的淮海战役，双方集中140多万兵力，并且使用了大量重武器，共产党一方的牺牲不过28391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战死统计已经都很精确。湘江战役仅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战斗，不可能一次性牺牲5万人，而是在此前后红军的人员减少数量。湘江之战红军牺牲多少，由于在长征逃难中，自己一直缺乏统计，但国民党方面有多份战报总结，红军伤亡、被俘应该在8000-10000人左右。

综合来看，长征前半段，由于红军事先与粤系军阀、桂系军阀达成“互不侵犯”协议，除了湘江战役外，大的作战几乎没有，从长征出发到1935年12月的贵州黎平整编，红军减员近5.2万人，是为长征中减员最严重的阶段，其中作战伤亡仅在1-1.5万人，其余减员则都是逃跑、故意掉队、伤病掉队造成的，属于非战斗减员。

这些在大量长征当事人回忆中可以看到，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 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

担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裴周玉后来回忆说：“出发一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多。”（裴周玉: 《踏上艰难的征途》，《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册，第122页）。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回忆，在湘江战役前，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全师已由赣南出发时的 4000多人减至千把人。（黄火青: 《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 84 页）

至于逃跑脱队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区狭小，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军事动员已经超越社会极限（如毛泽东1933年才溪调查显示70%以上壮年男子都已经参军），征兵很多带有强迫性质，故而素质差、革命斗志不坚强。其实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就产生了大量新战士逃跑现象，如潘汉年在《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中写道：“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转引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长征开始后生存环境的恶化，更加剧了新战士的逃跑和溃散。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时任红八军团宣部部长的莫文骅的描绘更直接：“这支没有经过战火锻炼和严格训练的队伍，不仅战斗力较差，行军也缺乏经验。”（《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战士乡土观念严重，害怕远离家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何长工后来回忆说：“许多战士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虽经党组织教育，家乡观念还是很重，曾有’树梢兵’之称，就是说看着家乡的树梢当兵，如果看不到了，就不干了。”（《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版，第191页）刘英回忆道：“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从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半段的经历来看，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后，从此避免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冲突了，除了土城战役、娄山关及第二次遵义战役（这是同一场战役）、腊子口战役产生了1500-3000人左右的伤亡外，其他都是小规模遭遇战，战争产生的伤亡并不多，接下来红军仍产生了5万人左右的累计减员，同样仍旧是主要是非战斗因素造成的。

这期间翻越雪山、草地等高强度行军导致大量失散和死亡外，同时，脱队现象仍然严重。如红军总政治部于6月13日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中说：“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并有时发生三五成群故意隐藏居民家中”，为此，总政治部指示：“要立即在部队中抓住故意掉队的标准的分子，广泛地进行残酷的斗争，要使反对故意掉队落伍的可耻现象成为群众运动，造成反故意掉队落伍的舆论，在必要时甚至进行公审，枪毙领导掉队及掉队专家的坏分子。”

从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出，部分战士革命意志不坚定问题不仅存在于苏区出发的江西、福建籍的战士，也广泛存在于后来参加红军的战士。比如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两次至少扩红8000多人，以此推算，当时贵州籍红军战士应该仅次于湘赣闽籍，但是建国授衔时贵州籍将军仅2人，远远少于湘赣闽籍，可见贵州战士走到陕北的很少，最多不过数百人。红一方面军在滇北、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亦扩红近万人，甚至组建了很多“彝族团”、“藏民独立师”之类的新编制，但是走到陕北的凉山彝族和藏族战士并不多，充其量百十人，这些参军者也往往是跟随红军离开家乡后不久，就返回了。

上面说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红二方面军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因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比红一方面军远顺畅，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大小战斗380多次，红二方面军则只有110多次，并且从未经历湘江战役、土城战役这种损耗比较大的战斗。所以，它的减员仍旧是以脱队、掉队、伤病等非战斗因素为主要原因。

红四方面军的减员与红一、红二有较大差别，由于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程重要在川西藏区，当地人烟稀少、又语言不通，战士故意脱队很难生存下去，其减员以战斗和伤病为主，估计三过草地就带来15000人左右的减员。红四方面军的西征军的减员，也以战斗性减员为主，战士多数被彪悍的马家军所打死或俘虏虐待，所以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中经历最惨烈、牺牲最大的一支。

因此，长征也是一场大浪淘沙，对革命队伍的一次筛选，留下来的是少数革命意志强，战斗素质高的人员，而信念淡漠、军事素养差的人员被淘汰。从建国初到八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官方对红军长征掉队战士的革命履历或党籍都是持不承认态度（比如在川西掉队的二师四团团长卢子美到了1983年才在直属老上司肖华的证明下，被组织部门恢复了党籍），这固然有“左”的因素在里面，恐怕跟当时高层领导深知掉队人员相当大部分是意志不坚定的逃脱者有关。

（三）尽量保存营级以上干部：红军的绝境求生策略

面对极其险恶的条件，红军采取了尽量保存干部的策略。从组织管理学上讲，具有管理和动员能力的骨干是最重要财富；从现实来讲，因为当时农村社会凋敝，赤贫百姓很多，相对于培养一个有经验的干部，征兵总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策略其实在长征出发前确定转移人员名单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战略转移初期就可以看出来。由中央军委干部组成的红星纵队，其他中央机关组成的红章纵队，加起来达14000多人，占到了长征出发人数的近六分之一。

根据刘英和赖大超的回忆，即便少共中央局此类非战斗单位，中央在确定突围名单时也是能走尽走，凯丰（何克全）、王盛荣、刘英、胡耀邦、赖大超、张爱萍等三十二名中央委员都在转移之列，只留下了已经调地方工作的陈丕显。黎平整编后，为了保存干部，又把他们分到军队师团建制中担任领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前，也接到中央命令，指示：“你们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最后苏区受到暂时的失败。为了保存干部和红军的力量，你们主力应向西转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显然保存干部列为战略目标第一位。

在长征出发前，彭德怀不惜舍弃大量辎重物资，但是对于干部却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保护，他下令所有生病、负伤的团以上干部，必须保障专门担架队、马匹等确保他们可以随军行动。王平上将也有回忆：“军团命令有伤病的团营以上干部都要跟着走，不能骑马的就用担架抬，营级干部可以抬一个月，团以上干部要抬到底”。（《王平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36页）

红军长征中，官兵伙食基本一致，干部不讲特权，但是对待病号和掉队人员收容，干部和一般士兵的待遇就拉开。在战争、恶劣天气、饥饿随时可以剥夺生命的情况下，团级及以上干部可以骑马，营级及以上干部可以享受担架，大大增加了干部负伤、生病后的生存率。

比如胡耀邦是一个瘦弱的红小鬼，长征一开始就有疟疾，在担架上躺了近一个月，到贵州境内才可以下来走路；娄关山战役中，胡耀邦又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在做了手术后，又在担架上躺了20多天。如果他只是普通战士，恐怕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这道关就过不了，更不可能走完长征了。

即便是病的太重，不能随军走的团级以上干部，红军总政治部也有安置规定是:“团以上伤病员实在无力随部队进退的，留300块大洋、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就地找群众掩护护。”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同样在娄山关战役中负伤，虽然他不是团级干部，但是因为做过彭德怀的传令排长，也按照团级待遇给他做安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版，第183页）而在当时，普通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至15块银元，300块银元不仅可以维持一段生计，还可以在国民党搜查时打通关节，以免被带走，这些也都显然是为了增加干部存活下来的概率。

这种保护使得红军营级以上干部虽然经历了恶劣条件，但是多数都幸存下来。根据中央部门编辑的史料，长征中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422名，其中包括师级以上70名、军级8名，由此推算营级应该在200名左右，团级在140名左右（另外根据已有牺牲名单，所谓牺牲的“师级以上70名”应该包括南方留守部队和西路军，真正牺牲于长征路途中的约27位）。

那么红军出发时营级干部和团级干部应该有多少呢？红一方面军约36个团、红二方面军约16个团、红四方面军约45个团，以每个团有12名营级干部计算（3名营长、3名营政委，以及政治、供给、卫生、参谋部门负责人，党总支书记等），光战斗部队就有月1100名营级干部，另外师以上机关、中央各党政机关也有大量营级干部，这些也应该在1000左右，所以累计加起来营级以上干部应该不少于2000人。以此推算团级干部应该不少于500人，师级干部不少于200人，红军营级以上干部总数应该在3000名左右，大致与红军出发前20余万的规模相匹配。

这样算来红军营级以上干部幸存率在86%左右，笔者记得以前看过一份已经忘记具体名字的官方资料，称营级以上干部幸存率约87%。这两个数字非常吻合，远远高于前面所讲的只有5-10%的普通战士走完长征路比例。

这个策略让红军的精华骨干在长征中基本保存下来。比如徐向前在《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中说：“我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干部较多、兵员较少”反映了”保存干部“策略实行后，经历了艰苦行军形成的特殊结构。

因此，虽然这时候红军减员严重，但是革命领袖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在懋功会师后的蜜月期中，朱德与张国焘有过彻夜长谈，朱德说，虽然红军人员损失很大，但是我们的干部保存下来了，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第二章 初会两河口）周恩来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毛泽东在陕北也反复指出：“（我们红军）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这都是作为革命领导人深知，具有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干部才是最重要财富，只要干部不丢，革命就随时可以动员起来的道理。

（四）红军幸存骨干的军事和组织能量在抗战中的爆发

毛朱周的判断很快在抗战中得到了验证，以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改编组成的一一五师为例。1937年底聂荣臻率其中一部约3000人开创晋察冀根据地，一一五师主要由经过千锤百炼的红一方面军和二十五军长征幸存者组成，具有极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军事素养，1939年初就将根据地扩大为72个县，面积10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约1200余万人，主力部队近10万人。

1939年，罗荣桓等率一一五师另一部约7000多人挺进山东，1940年底根据地人口就达到1200万人，正规军7万多人。挺进鲁中南的一一五师师部直属的3000余人，仅用一年时间就控制了40余个县，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县的抗日政权，控制和训练地方抗日武装，使之转化为听从八路军号令的正规军。因此，在一一五师直属部队大发展同时，还将5.4万山东地方部队整编进入一一五师指挥序列，全部战斗人员达到12.4万人，可见其效率之高、组织动员能力之强。

到抗战结束，抗战初进入晋察冀鲁四省的一一五师1.3万余人，一共繁衍出50万以上的正规军及100万以上民兵组织。接着罗荣桓又复刻山东根据地模式，1945年10月只带干部渡海去抢占东北，至于兵员可以本地动员招募。山东东渡干部约6万人，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即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数量就超过100万。

如果加上此时的华北野战军约40万，华东野战军原山东军区部队约40万，仅用了9年时间，一一五师就发展到180万人，膨胀率超过100倍。

这种发展模式犹如一个好企业只要在创业初期形成精干的团队，很容易在一定阶段迅速扩展规模，发展成为全球跨国企业。

所以，保存了革命火种的中共，尽管在长征中遭遇了低潮，但是只要给予一定时间，很容易恢复元气。加上它具有意识形态动员优势，无论是国民党和日本侵华军，终究都不是它的对手，到抗战末期，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清醒派，还是中间势力，还是美国知华派，已经清楚意识到共产党将赢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