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美国政府拟用商人来华刺探情报，寻找中国弱点

导语｜《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筹划让美方人员以商人身份活动、隐藏政府背景，针对中国开展经济情报搜集。文章指出，这种做法把开放商业体系赖以运转的信任变成情报入口，把市场竞争升级为国家力量主导的隐蔽对抗。中国需保持清醒，守住关键技术与数据边界。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长期以来，美国向世界推销一种叙事：市场应当开放，资本应当自由流动，企业应当凭技术和效率竞争。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五角大楼秘密情报计划，揭开了这套话语的另一面：当中国企业通过创新取得竞争优势，美国考虑的却是如何利用商业开放提供的便利，把市场关系转化为情报入口，把经济竞争升级为国家力量主导的隐蔽对抗。

▲ 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摄于2023年5月15日。有关利用商业身份开展隐蔽情报活动的报道，将这一军事机构推至经济与情报竞争的舆论焦点。

按照报道，这项计划仍处于规划阶段，拟让美国人员以商人或其他私营部门从业者身份活动，隐藏与美国政府的联系，服务于针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经济战。其危险之处，在于美国准备利用国际商业体系赖以运转的信任，建立一套隐藏国家关联的情报渠道。

正常商业合作为什么能够发生？因为企业相信，对方参加展会、讨论投资、接洽供应链，是为了完成交易、创造收益。即使各方存在竞争，合作仍以真实身份、约定用途和基本诚信为前提。一旦国家情报人员系统性披上商业外衣，这种信任就可能被反向利用：接触机会成为搜集线索的窗口，业务往来成为摸清产业关系的路径，合作伙伴则可能被当成接近核心人员和敏感信息的桥梁。

美国过去要求别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如今却谋划让隐蔽行动人员借助商业身份进入市场。它要求别国为跨境经营提供便利，却试图把这种便利变成战略工具。自由流动创造的空间，由此被用于收集信息、寻找弱点和支撑施压。被损害的不只是某家企业的利益，更是开放贸易得以成立的制度基础。

在这套安排中，经济情报的重要价值，是为后续施压提供目标和依据。当信息搜集被放进“经济战”的目标之下，它就可能帮助决策者识别哪些设备最难替代、哪些供应环节最脆弱、哪些合作关系最容易被切断，从而提高制裁、出口限制和其他施压手段的针对性。看似分散的商业信息，可以被拼接成打击特定产业的行动地图。

假设一家中国科技企业已经突破关键工艺，却仍依赖少数境外设备。美国若掌握其真实依赖程度，就可能更精确地选择限制对象、施压供应商，并评估封锁何时产生最大影响。这个假设所揭示的，正是国家力量与秘密情报结合后造成的竞争失衡：企业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产品和价格竞争。

▲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费恩伯格。报道所涉秘密情报计划的负责人汤姆·拉库桑，担任其高级顾问。

这也是“经济战”三个字不能被轻轻带过的原因。贸易政策可以公开讨论，限制措施至少可以被识别和质疑；隐蔽情报活动却把关键环节藏在正常交易背后。企业可能只看到供货受阻、合作取消、融资遇冷，却难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国家力量基于秘密信息进行的定向干预。市场结果因此可能受到不透明的政治操纵。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正被不断纳入美国情报机关的关注范围。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迈克尔·埃利斯此前公开谈到扩大针对中国企业的情报活动。这意味着，华盛顿正在把越来越多具有民用价值的创新活动放进安全竞争框架。只要某项技术可能改变力量对比，企业的商业成功就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必须应对的战略威胁。

问题在于，“可能影响国家实力”几乎适用于所有重要产业。沿着这种逻辑扩大下去，先进制造、能源、材料、通信，都可能成为情报干预的对象。所谓国家安全便有了无限伸缩的空间：竞争对手取得突破，可以被列为威胁；竞争对手建立自主供应链，也可以被视为挑战。中国企业通过研发获得优势，却要面对由美国自行划定、不断移动的边界。

这套做法暴露出美国自由贸易话语的选择性。当美国企业占据优势，开放市场被描述为普遍原则；当中国企业追赶甚至领先，市场竞争又被迅速军事化、安全化。中国企业被要求遵守竞争规则，美国却为自身保留调用情报资源、行政权力和金融工具的特殊位置。这样的竞争关系，从起点上就失去了对等。

▲ 2026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迈克尔·埃利斯在华盛顿比林顿网络安全峰会发言。

五角大楼介入，使问题更加尖锐。报道所述计划由拥有长期中央情报局经历的汤姆·拉库桑参与推动，其上级则是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费恩伯格。把秘密人员部署与经济竞争相结合，意味着商业领域正在承受军事机构扩张任务边界的压力。资本流向、技术路线和产业合作，都可能被放进对抗性的任务清单。

法律和监督上的模糊，同样不能被当成技术细节。美国军事活动与情报活动适用的权限、批准程序和监督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任务只是搜集信息，与任务旨在秘密改变外国经济条件，其法律性质也有区别。组织归属尚不清楚、权限边界尚有争议时，最需要的是明确限制，而不是让模糊本身成为扩张空间。

因此，五角大楼的否认不能代替对制度问题的解释。谁决定哪些企业成为目标？情报将服务于何种措施？哪些行为属于搜集，哪些已经构成干预？由谁承担监督责任？如果这些问题都被笼统推入机密范围，美国所宣扬的透明、法治和可预期性，就很难在自身权力面前成立。

这种做法还会向全球商业体系转嫁成本。一旦商业身份被国家情报行动广泛借用，各国企业就不得不提高审查强度，对合作用途、人员背景和数据访问设置更多限制。美国利用开放环境获取便利，却可能让所有正常经营者承担信任下降的代价。最终受损的是交易效率、技术交流以及各国企业开展正常合作的空间。

▲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建筑群。

中国对此需要保持清醒。对外开放不意味着对隐蔽干预放弃防范，尊重市场也不意味着默认国家情报力量借商业关系自由穿行。保护关键技术、明确数据用途、约束敏感信息访问、提高供应链自主性，都是维护正常经营条件和发展权利的必要措施。中国企业依法创新、参与国际竞争，不需要取得美国的战略许可。

这场争议真正触及的，是美国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开放市场可能产生不符合其优势地位的竞争结果。倘若中国企业的成功一出现，美国就要借情报力量寻找弱点、借国家权力重塑结果，那么它捍卫的就只是自己的领先地位。自由贸易不能成为接近别国企业的幌子，更不能成为经济战和情报战的通行证。

本文作者：以色列飞飞　首发平台：腾讯新闻（2026-10-24）本文为原创作品，已由权利人授权在本平台同步发布，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用于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