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女技工来深圳务工,第一次进食堂就懵了,这价格还能吃这么好

乌克兰女技工来深圳务工,第一次进食堂就懵了,这价格还能吃这么好

奥克萨娜·库兹缅科在深圳宝安机场的到达大厅站了整整十二分钟，没动。

不是因为行李重。她只有一个二十寸的旧拉杆箱，轮子还坏了一个，拖起来吱呀乱叫。箱子里塞着三套换洗工装、一把用了十九年的千分尺、一本翻烂了的俄文《磨削工艺学》，还有女儿玛莎塞进去的一小罐腌猪油，用塑料袋裹了四层，怕漏。

她不走，是因为味道。

哈尔科夫机场的空气是柴油、廉价烟草和某种说不清的锈蚀味混在一起的，闻了四十多年，鼻子已经麻了。深圳机场的空气不一样，潮的，甜的，带着一股她叫不上名字的花香，还有远处飘过来的、热腾腾的油和酱油爆锅的气味。她后来才知道那种花叫凤凰木，那种气味来自航站楼连廊尽头的一家快餐店，卖的是排骨饭。

她在原地吸了好几口，眼眶突然发酸。她赶紧低头假装检查箱子拉链，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

接她的人举着个纸牌子，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奥克萨娜”，字歪歪扭扭的，像刚学写字的小孩画的。举牌子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马尾，脸上有几颗痘，看见她出来就咧嘴笑，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喊：“Oksana? I am Xiao Liu. Welcome to Shenzhen.”

小刘是厂里的人事助理，去年刚毕业，英语是看美剧学的，能说但不利索。她接过奥克萨娜的箱子，掂了掂，说“轻”，然后领着人往停车场走。奥克萨娜跟在她后面，眼睛不够用。玻璃幕墙、LED大屏、穿校服的中学生、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外卖骑手从身边嗖地窜过去，车后座绑着方方正正的保温箱。她脑子里想的是哈尔科夫那排灰扑扑的厂房，窗户用木板钉死，门口的路面裂了三年没人修。

车开了快一个钟头，拐进宝安区一片厂房扎堆的工业园。奥克萨娜透过车窗往外看，先看见一排卖小吃的推车，卖煎饼的、卖炒粉的、卖水果的，每个摊子前面都围着人。然后看见厂门口，不大，铁栅栏门，保安坐在岗亭里刷手机，旁边立着块牌子，写着“恒锐精密制造”。

“到了。”小刘说。

奥克萨娜下了车，站在厂门口又闻了一下。这回是切削液的味道，混着金属粉尘和食堂飘过来的油烟。她心里踏实了一点。至少这个味道她认得。

小刘先带她去宿舍。四人间，空调、热水器、洗衣机，床上铺好了蓝白格子的床单和被罩。奥克萨娜站在门口没进去，看着那床铺，想起哈尔科夫家里那间卧室，窗户被震碎之后拿木板钉上，冬天冷风从缝里灌进来，她用旧报纸塞了三层，每天早上起来报纸上结一层霜。

“你的床。”小刘指着靠窗的下铺，用翻译软件打了一行字，“先放东西，然后去食堂。六点半关，现在五点四十，来得及。”

奥克萨娜把箱子靠墙放好，从里面摸出那把千分尺，搁在枕头底下。小刘看见了，想笑又没笑，说：“厂里有量具，新的。”

奥克萨娜摇摇头，用英语说：“This one. My eyes.” 这把，我的眼睛。

小刘没再说什么，领着她往食堂走。

食堂在厂区东边，铁皮顶，门口挂着块电子屏，红字滚动：“今日午餐：两荤一素6.5元，米饭例汤免费续。晚餐：红烧肉、青椒炒肉、土豆炖牛腩、辣子鸡块、清炒时蔬。”

奥克萨娜站在窗口前面，盯着那块屏，看了很久。

小刘已经端着盘子排上队了，回头喊她：“奥姐，来啊。你吃啥？红烧肉好吃，牛腩也行，今天周三，有鸡腿，加鸡腿十五。”

奥克萨娜走过去，排在队伍末尾，眼睛还钉在价目牌上。窗口里面挂着红底白字的塑料牌，边角卷起来了，用透明胶粘着：红烧肉七元。青椒炒肉七元。番茄炒蛋五元。土豆炖牛腩九元。辣子鸡块八元。清炒小白菜四元。凉拌海带丝两元。紫菜蛋花汤一元。米饭五角，任添。

她在心里换算。格里夫纳兑人民币的汇率她背了一路，一人民币大概五点八格里夫纳。七块钱，四十格里夫纳出头。在哈尔科夫，四十格里夫纳能买什么？去年冬天她最后一次去超市，黑麦面包一个二十五格里夫纳，硬得能砸核桃，她买回去掰成三顿吃。鸡胸肉一公斤一百六十格里夫纳，她站在冷柜前面看了五分钟，走了。猪肉更不敢看。她妈还在的时候常说，苏联那会儿虽然什么都缺，但面包便宜，肉也吃得起。后来面包贵了，肉吃不起了，再后来连电都停了。

她前面一个穿工装的男的端了一盘出来，盘子里红烧肉堆得冒尖，青椒炒肉油汪汪的，小白菜绿得发亮，米饭压得实实的，旁边一碗紫菜汤，飘着蛋花和虾皮。那男的找了个位子坐下，筷子一夹，三块肉一起进嘴。

奥克萨娜咽了口唾沫。

轮到她的时候，她指着红烧肉比了个“一”，又指了土豆炖牛腩比了个“一”，再指了指小白菜。打菜的师傅是个胖大姐，看她金发碧眼，多舀了半勺牛腩，用中文说“外国妹子，多吃点”，又塞了个鸡腿到她盘子里。

“No, no, I didn't—” 奥克萨娜急着摆手。

“送的送的。”胖大姐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把她赶走了。

她端着盘子找了个角落坐下。红烧肉，肥的居多，炖得糯，酱油色亮汪汪的，咬下去甜咸口，油脂在嘴里化开。牛腩烂而不柴，土豆吸饱了汤汁，拿筷子一戳就碎。小白菜是蒜蓉炒的，脆生生的。米饭粒粒分明，嚼着有股新米的甜香。她吃了两口，鼻子就堵了，赶紧拿纸巾擤了一下，低头接着吃。

她想起去年十一月，厂子最后一次发东西。不是钱，工资欠了十一个月，最后一人发了一箱罐头，牛肉罐头，苏联时期的老配方，咸得要命。她拿了两罐回家，开了一罐当晚饭，另一罐藏在柜子里舍不得动。第二天车间主任——她带了二十年的徒弟——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跟她说：“奥克萨娜大姐，机床明天拆了卖废铁。”她问那咱们呢。主任没说话，把遣散证明递给她，上面盖了个模糊的章。

她那天晚上回家，把两罐罐头都开了，吃了一罐，另一罐搁在窗台上，看着它。窗外是哈尔科夫的夜，没有灯，黑黢黢的，远处偶尔有声音，分不清是炮还是雷。

现在她坐在深圳的工厂食堂里，面前一盘红烧肉，一盘牛腩，一个送的鸡腿，一碗汤。她算了算，这一顿花了十五块五。米饭添了一碗，没要钱。汤喝完了，又去打了一碗，也没要钱。

小刘端着猪脚饭过来坐她对面，看她眼睛红红的，愣了一下：“奥姐，辣着了？”

奥克萨娜摇头，用蹩脚的英语说：“Cheap. Too cheap.”

小刘乐了：“这还便宜？我跟你说，隔壁电子厂食堂更便宜，两荤一素五块五，就是肉少点。咱厂老板抠，但食堂不敢抠，抠了工人跑光了。”

奥克萨娜没全听懂，但“five”和“five point five”听懂了。她低头把最后一勺汤汁浇在米饭上，扒拉干净，抬头跟小刘说：“Tomorrow. Work. I want to see machine.”

小刘点头：“明天早上七点半，车间门口集合。组长姓周，你叫他老周就行。”

那天晚上躺在宿舍床上，奥克萨娜给玛莎发了条语音。玛莎在利沃夫念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宿舍里有网，能视频。奥克萨娜把摄像头转了一圈，让她看宿舍：空调、白墙、干净的被单、床头柜上那把千分尺。然后她把手机对着食堂拍的一张照片翻出来——红烧肉、牛腩、鸡腿、米饭、汤，摆了一桌子。

玛莎回了一条：“妈，你确定这不是饭店？”

奥克萨娜笑了，打字：“食堂。十五块。”

玛莎发了一串感叹号，然后说：“妈，你好好干。别回来。”

奥克萨娜盯着最后三个字，看了很久。她把手机扣在枕头边，翻了个身，闻着被单上洗衣粉的味道。窗户外头有车经过，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很轻，不像哈尔科夫，夜里总有卡车轰隆隆地过，载着什么她不想知道的东西。她闭上眼睛，第一次在一个没有炮声的地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奥克萨娜站在车间门口。

车间很大，三千多平米，二十多台数控机床整整齐齐排着，头顶的天车轨道纵横交错，地面画着黄色安全线，亮得能照出人影。空气里有切削液、机油和金属被磨削时散发的热气。她深吸了一口，觉得比食堂的饭香还亲。

组长姓周，广东人，四十来岁，黑瘦，工装口袋里别着一把卡尺和一支记号笔。他看了奥克萨娜的简历——中介翻译的，只有一页纸，写着“磨工，二十三年经验，精度3微米”——然后抬头打量了她一眼。

“三微米？”老周用带口音的英语问，“手动的？”

奥克萨娜点头。

老周没说话，把她带到一台外圆磨床前面。德国斯来福临的，型号Kellenberger 1000，保养得不错，导轨上还挂着新鲜的润滑油。他扔给她一根废轴：“听听，摸摸，看看哪儿不对。”

奥克萨娜蹲下去，手搭在导轨上，闭眼听了五秒。主轴转起来，声音里有一丝极细的杂音，像指甲刮过布面。她又伸手在工件中间的位置轻轻搭了一下，指尖感觉到极轻微的颤动。

她站起来，跟老周比划：“顶尖压力大了。工件中间让刀。加个跟刀架。”

老周挑了挑眉。旁边编程的小杨十九岁，刚职校毕业，凑过来看热闹。奥克萨娜在车间角落找了一块硬木边角料，拿锉刀削了十几分钟，削出一个简易的跟刀架垫块，卡在工件中间的位置。

老周没说话，重新开机，跑了一刀。磨完拿千分尺一量，他看了一眼读数，又看了一眼奥克萨娜。

“你以前在哪儿干的？”

“Kharkov. Radio factory. Military.”

老周不知道哈尔科夫在哪儿，但“military”他听懂了。他点了点头，把卡尺塞回口袋：“行。明天开始跟班。前三天不派活，熟悉设备。”

奥克萨娜急了：“I can work. Today.”

老周摆摆手，用中文跟小杨说了句什么。小杨翻译：“周哥说让你先看，别急。手艺在手上，跑不了。”

奥克萨娜没再争。她站到小杨身后，看他操作数控面板。屏幕上一排排中文菜单，小杨手指划来划去，三分钟装夹、对刀、调参数，一个件跑完了。奥克萨娜在心里默默算：同样的活，她在哈尔科夫得先摇手轮找正，拿百分表打跳动，再拿卡尺反复量，没有二十分钟下不来。

她手痒，跟小杨说：“Let me try.”

小杨让开位置。奥克萨娜坐上去，先在屏幕上找“手轮模式”，找了半天，全是图标，她不知道点哪个。小杨在旁边轻声说：“奥姐，这里，手轮模拟。”她点开，屏幕上出来一个虚拟手轮，得用手指在屏幕上划。她划了一下，进给动了一点，跟她摸了三十年的实体手轮完全不是一回事。她又划了一下，力气大了，屏幕上跳出一个红色警告。

小杨赶紧点了取消：“没事没事，刚开始都这样。”

奥克萨娜盯着那个虚拟手轮，看了好几秒。然后她站起来，把座位还给小杨，走到自己的工具柜前面，把那把从哈尔科夫带来的千分尺拿出来，搁在台面上，用手掌轻轻压了压。尺身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玛莎六岁的时候拿它当玩具，在水泥地上拖的。她当时气得打了玛莎手心一下，打完又心疼，晚上偷偷在玛莎枕头边放了块巧克力。玛莎第二天早上看见巧克力，问她：“妈妈，尺子还疼吗？”

尺子不疼。尺子从来不会疼。

奥克萨娜把千分尺收好，回到磨床旁边，继续看小杨干活。

第一周她基本是个旁观者。看小杨跑数控，看老周调参数，看质检的陈姐拿三坐标测件。食堂倒是天天去，每天中午十一点四十准时出现在窗口前面，打一荤一素，米饭添一碗，汤喝两碗。胖大姐已经认识她了，每回都多给她舀半勺，有时候是块肉，有时候是勺汁。

第四天中午，她正低头吃牛腩，对面坐过来一个人。四十来岁，圆脸，工装洗得发白，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手里端着一盘辣子鸡，辣得直冒红油。

“你就是那个乌克兰来的？”对方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夹了一块鸡肉放她盘子里，“吃。辣的。你吃得惯不？”

奥克萨娜尝了一口，辣得眼泪差点出来，但鸡肉炸得酥，花椒的麻和辣椒的香混在一起，她嚼了两下，点头：“Good. Very good.”

对方笑了，拿筷子指了指自己：“陈秀兰。质检。你叫我陈姐就行。”

从那以后，陈姐成了奥克萨娜在厂里第一个熟起来的人。陈姐不会说俄语，英语也不行，俩人交流主要靠翻译软件加手势加表情。但陈姐有一种本事，就是能让奥克萨娜在完全听不懂的情况下知道她在说什么。有一回奥克萨娜磨完一根轴，陈姐拿卡尺量了量，没说话，把轴递回来，拿红笔在图纸上圈了一个位置，画了个箭头，又比了个“再小一点”的手势。奥克萨娜一看就明白了：超差，得修。

陈姐四十五岁，江西人，老公在东莞做模具，两星期回来一次。儿子在老家读高三，成绩不错，想考深圳的大学。陈姐每个月寄四千回家，自己住在厂里宿舍，食堂吃，不怎么花钱。她跟奥克萨娜说这些的时候，拿筷子在桌上划拉数字，奥克萨娜拿手机算，算完了两个人都沉默了。

陈姐一个月挣七千多，寄走四千，自己花不到两千。奥克萨娜在哈尔科夫最后那份工作的“工资”，是每月一箱罐头。

第二周，老周终于派活了。一批不锈钢细长轴，公差要求正负五微米，直线度三微米。数控磨床跑了两件，第一件超差，第二件勉强合格但表面有振纹。老周把奥克萨娜叫过来，指着那根带振纹的轴：“你看看。”

奥克萨娜拿起来，先看表面，又拿指甲刮了一下振纹的位置，然后把轴夹在V型铁上，拿千分尺一段一段量。量完了，她跟老周说：“砂轮不平衡。修整间隔太长了。”

老周皱眉：“砂轮上周刚做的动平衡。”

奥克萨娜摇头：“转速不对。你按切削参数表推荐的转速跑的？”

老周点头。

“表是死的。这台机床的砂轮法兰有磨损，实际转速和显示转速差了一点。差这一点，砂轮就颤。修整间隔缩一半，转速降百分之五，试试。”

老周半信半疑，让小杨改了参数。第一件跑出来，三坐标报告全绿。第二件，全绿。第三件，全绿。

小杨拿着报告跑过来，眼睛都亮了：“奥姐，你咋知道的？”

奥克萨娜用翻译软件打了一行字，小杨看了，念出来：“你摸一万根轴，你也知道。”

那天晚上老周请她吃了顿饭。就在食堂，加了两个菜，一盘白切鸡，一盘炒牛河。老周话不多，倒了两杯啤酒，跟奥克萨娜碰了一下。

“你这手艺，在这儿能挣着钱。”老周说，小杨在旁边翻译，“老板识货。你好好干。”

奥克萨娜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啤酒是冰的，有点苦，但咽下去之后胃里暖烘烘的。她想起哈尔科夫厂里最后一次聚餐，车间主任从家里拿来一瓶自酿的伏特加，大家分着喝，每人不到一两。主任喝完了说：“等厂子好了，咱们喝个够。”厂子没好。

她放下杯子，跟老周说：“Thank you. I work hard.”

老周摆摆手，用中文嘟囔了一句，小杨翻译：“周哥说别客气，手艺人到哪儿都是手艺人。”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奥克萨娜的手机弹出一条短信。她看不懂中文，拿给小杨看。小杨帮她点了半天，抬头说：“奥姐，到账一万三千八。扣了社保和餐费，这是净的。”

奥克萨娜蹲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拿手机算了两遍。一万三千八，按她出国前换汇的汇率，大概七万九千格里夫纳。她在哈尔科夫最后一年，干十一个月，挣的还没有这个多。她妈在超市理货，一个月挣四千格里夫纳，合人民币不到七百块。

她给玛莎转了八千。玛莎的视频打过来，屏幕里是一张哭花了的脸：“妈，你转这么多干啥？”

“你交学费。买书。别吃黑面包了，买肉。”

玛莎在屏幕那头点头，拿袖子擦脸，擦完了说：“妈，我暑假去波兰打工，攒钱买机票去看你。”

“别来。机票贵。”

“我就想去看看你吃啥。”

奥克萨娜把镜头转过去，对着食堂的方向。正好是饭点，窗口前面排着长队，胖大姐在里头挥着大勺喊什么，油烟从排风扇里呼呼往外冒。

“看见没？红烧肉。七块。”

玛莎在屏幕那头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日子往前过着。奥克萨娜慢慢适应了深圳的节奏。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到食堂吃早饭，白粥五毛，馒头五毛，鸡蛋一块，咸菜不要钱。七点半进车间，中午十一点四十吃饭，午休一个钟头，下午接着干到五点半。有时候赶急单，加班到八点，食堂留着菜，回去晚了也有热饭吃。

她和陈姐的关系越来越好。陈姐教她用拼多多，给她买了双舒服的工鞋，三十五块钱包邮。奥克萨娜穿着那双鞋在车间里走了一天，晚上跟陈姐比划：“Soft. Like home.” 陈姐听不懂，但看她脚后跟不磨了，就笑。

有一回陈姐儿子打电话来，说模拟考没考好，不想念了，想出去打工。陈姐在电话这头骂了十分钟，挂了电话坐在质检台前面抹眼泪。奥克萨娜走过去，不知道说什么，就站在旁边，把手里刚磨完的一根轴递给她。陈姐接过去，拿卡尺量了量，吸了一下鼻子：“合格。放绿区。”

奥克萨娜没走。她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陈姐看。是玛莎，十六岁的时候，站在哈尔科夫家的窗户前面，背后是拿木板钉死的窗框，但玛莎在笑，手里举着一张成绩单。

“My daughter.” 奥克萨娜说，“Study. University.”

陈姐看着照片，看了好半天。然后她拿袖子把脸擦干净，站起来，把奥克萨娜的轴重新量了一遍，在图纸上签了名。

“你闺女争气。”陈姐说，也不管奥克萨娜听不听得懂，“我那个，也得争气。”

第三个月出了件事。

一批出口德国的精密件，公差要求正负三微米，材料是特种不锈钢，难磨，磨削区温度稍微高一点就退火。数控磨床跑废了三件，老周急得嘴上起泡，德国那边的验收员已经在路上了，交期还剩两天。

奥克萨娜把那三件废品挨个摸了一遍，又去看了砂轮和冷却液。回来跟老周说：“冷却液浓度不够。天热，挥发快，按平时的比例配，实际浓度低了，冷却跟不上，工件就退火。”

老周将信将疑，让设备科的人测了浓度，果然比标准低了百分之十五。加了原液重新配，又跑了一件。三坐标报告出来，全绿。

德国验收员来的那天，老周把奥克萨娜叫到办公室，让她站在旁边。验收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秃顶，戴眼镜，拿着报告看了半天，问老周：“这批件的表面质量很好。谁调的参数？”

老周指了指奥克萨娜。

德国人看了她一眼，用英语问：“你在哪儿学的磨削？”

“Kharkov. Military factory. Thirty-one years.”

德国人愣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来，跟她握了握：“Good hands.”

奥克萨娜握着他的手，没说话。她在哈尔科夫摸了三十一年零件，从来没人跟她说过“Good hands”。厂里只发过一张奖状，苏联时期印的，纸都黄了，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她带出来二十多个徒弟，徒弟们管她叫“奥克萨娜老师”，递图纸之前先把手在裤子上蹭干净。后来厂子倒了，徒弟们散了，有人去了波兰摘苹果，有人去了捷克修汽车，还有人去了东部，再没消息。

那天晚上她在宿舍里把那张奖状翻出来，看了很久。奖状上的字她闭着眼都能背：“表彰奥克萨娜·库兹缅科同志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她把奖状折好，夹进那本俄文《磨削工艺学》里，跟玛莎六岁画的画放在一起。

半年过去，奥克萨娜的饭卡里攒了八百多块钱。她平时吃食堂花不了多少，早饭两三块，午饭七八块，晚饭五六块，一个月伙食费不到四百。她跟陈姐学会了在拼多多上买日用品，洗发水、卫生纸、洗衣液，都比乌克兰便宜。她算了算，每个月能攒下一万出头。照这个速度，干一年，够玛莎读完大学，还能剩点给家里修房子。

但她还是每天去食堂，每天站在窗口前面看一遍价目牌。红烧肉七块，牛腩九块，鸡腿十五。她不是不信，是每看一遍，心里就踏实一遍。

有一回她跟玛莎视频，玛莎问她：“妈，你天天吃食堂，吃不腻？”

奥克萨娜想了想，说：“不腻。你不懂。”

玛莎确实不懂。她没经历过厂子停暖气、工资发罐头、超市面包涨到舍不得买的日子。她只知道妈妈在深圳，一个月挣的钱够交学费，食堂的肉很便宜，宿舍有空调。奥克萨娜也不想让她懂。

又过了两个月，厂里接了个大单，赶工期，全员加班。奥克萨娜连着上了十二天班，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中间休息两个钟头。食堂也跟着延长了营业时间，晚上加班的人回来还有热菜热饭。奥克萨娜有天晚上八点四十去吃饭，胖大姐给她留了一份红烧肉，搁在蒸箱里保温，看她来了才端出来。

“吃。累了一天。”胖大姐说。

奥克萨娜端着盘子坐下，吃了两口，忽然想起来，问旁边的小杨：“大姐叫什么？”

小杨说：“姓王，王秀英。你叫她王姐就行。”

奥克萨娜站起来，走到窗口前面，跟王姐说：“Thank you. Wang jie.”

王姐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满脸褶子：“哎哟，会说中国话啦？不客气不客气，多吃点。”

那天晚上奥克萨娜在食堂坐到九点半才走。她给玛莎发了一条长语音，用俄语说的，说食堂有个王姐，每天给她留肉；说陈姐教她网购；说小杨管她叫奥姐；说老周昨天夸她磨的件“漂亮”。玛莎回了一条：“妈，你听起来高兴。”

奥克萨娜对着手机笑了一下。她确实高兴。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高兴，是每天早上起来知道今天有活干、中午有肉吃、月底有钱拿的那种高兴。她在哈尔科夫过了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高兴。那种高兴是悬着的，不知道明天厂子还在不在，不知道下个月工资发不发，不知道冬天有没有暖气。现在这种高兴是踩在地上的，稳稳当当的。

年底的时候，厂里评优秀员工。老周把奥克萨娜的名字报上去了，评语是小杨帮着写的：“该同志技术过硬，工作认真，解决多项工艺难题，为按期交付德国订单作出重要贡献。”

发奖金那天，老板亲自把红包递到她手里。奥克萨娜不懂中文，但红包的厚度她懂。回宿舍拆开数了数，三千块。她给玛莎转了两千，剩下一千揣着，第二天中午去食堂，排到窗口，跟王姐说：“红烧肉。Two. 鸡腿. Two.”

王姐给她打了满满两盘，又塞了两个鸡腿，死活不收钱。奥克萨娜不干，把饭卡硬往刷卡机上贴，王姐拿手挡着：“今天不要你的钱！你评优秀了，我高兴！”

俩人推来推去，旁边排队的工人开始起哄。最后老周走过来，说了一句：“王姐你收了吧，她不差这十五块。你多给她打点就行。”

王姐这才收了钱，又往盘子里加了一勺牛腩。

奥克萨娜端着两盘菜找了张桌子，把陈姐、小杨、老周都叫过来，一人一双筷子，分着吃。陈姐吃了两块红烧肉，忽然说：“奥姐，你刚来那天，站在窗口前面发呆，我还以为你不会用筷子。”

奥克萨娜用筷子夹了一块肉，举起来给陈姐看：“我会。Kharkov，中国饭店，吃过两次。”

“那你还发呆？”

奥克萨娜把肉塞进嘴里，嚼完了，说了一句小杨翻译了半天才让大家听懂的话：

“我在算，这一盘，在哈尔科夫要多少钱。”

饭桌上安静了两秒。然后陈姐夹了一块鸡腿搁她碗里，说：“别算了。在这儿，就这个价。”

奥克萨娜点头，把鸡腿吃了。

春天的时候，玛莎真的来了。她在波兰打了三个月暑假工，攒够了机票，从华沙飞到深圳，在机场给奥克萨娜打电话：“妈，我到了。”

奥克萨娜那天请了半天假，坐地铁去机场接她。玛莎从到达口出来的时候，奥克萨娜差点没认出来。闺女瘦了，头发剪短了，背着一个比她当年出国还大的包，但脸上是笑的。

“妈，你胖了。”

“食堂吃得好。”

奥克萨娜把玛莎领回厂里，先带去食堂。正好是午饭时间，窗口前排着队，王姐在里头忙活。奥克萨娜给玛莎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牛腩、一个鸡腿，自己打了一份素的，坐在对面看闺女吃。

玛莎吃了第一口红烧肉，停下来，看着盘子，又看着她妈。

“妈，这个，真的七块？”

“七块。”

玛莎低头扒饭，扒了两口，肩膀抖起来了。奥克萨娜没劝，伸手把她嘴角的饭粒拿掉，跟她说：“吃。不够再打。”

玛莎把脸埋在碗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妈，你在这儿好好过。别回来。”

奥克萨娜看着闺女的后脑勺，想起半年前自己在食堂第一次吃红烧肉的那个晚上，也是这么低着头，怕人看见。她把纸巾推过去，说：“吃完了，带你去看车间。妈妈磨的件，很漂亮。”

那天下午，玛莎站在车间门口，看奥克萨娜换工装、戴护目镜，走到磨床前面。机床启动，砂轮转起来，奥克萨娜的手搭在进给手轮上——这台老式手动磨床是老板特意给她留的，说数控的年轻人跑就行，高精度的活让奥克萨娜用手摇——她一边听声音一边微调，铁屑顺着冷却液流下去，细细的，银亮亮的。

玛莎站在黄线外面，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后来她把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配了一行字：“我妈。哈尔科夫的磨工，深圳的磨工。她的手，比机器准。”

底下有人评论：“你妈在哪儿？我也想去。”

玛莎回：“深圳。食堂红烧肉七块。”

奥克萨娜不知道这些。她正低着头看工件表面，手指摸过去，光滑得像镜子。她在心里算了一下：这根轴的公差是两微米，跟她在哈尔科夫做的最后一个军工件一样。那个件装进了坦克，这个件装进了德国的精密设备。她不知道哪个更值钱，但她知道这根轴的食堂价格是七块钱。

她关掉机床，把工件卸下来，递给等在一旁的小杨。小杨量了量，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奥克萨娜摘了手套，走到车间门口透了口气。外面阳光很好，照在工业园的水泥地上，亮晃晃的。远处食堂的烟囱冒着白烟，快到饭点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饭卡，蓝色的塑料片，磨得有点毛边了。卡里还有六百多块钱。够吃一个多月。

她把饭卡揣回去，转身走回车间。玛莎在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两瓶水，一瓶递给她。

“妈，晚上还吃食堂？”

“吃食堂。”

“红烧肉？”

“红烧肉。”

玛莎笑了，跟着她往车间里走。奥克萨娜回头看了一眼食堂的方向，心里想的是：明天是周四，王姐说周四有排骨，八块。

八块。在哈尔科夫，八块钱买不到半块黑面包。

她推开门，机床的嗡鸣声涌出来，热烘烘的，带着切削液和铁屑的味道。她戴好护目镜，走到磨床前面，把手搭在手轮上。

砂轮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