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花式催生，生育率全球垫底，韩国怎样应对人口危机？

韩国当前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其严峻程度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按照2023年的生育率数据进行推算，在未来的50年内，韩国人口将大幅减少1500万人。而到了80年后的本世纪末，韩国人口将直接面临腰斩，锐减至仅剩2000多万人。

如果这种人口骤降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韩国在未来甚至存在人口完全消亡的极端可能性。

对此，《纽约时报》等媒体直言不讳地指出，韩国当前的人口下降速度，甚至比几个世纪前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时期还要严重。

将视线拉回，东亚社会在人口问题上往往面临着相似的困境。2025年，中国全国出生人口只有792万，比2024年的954万少了162万，创下1949年以来的新低。过去很多人觉得，等人口规模庞大的80后进入婚育阶段，怎么也该出现一轮明显的生育反弹。

毕竟80后大约有2.2亿人，一度被视为可能推动“第四波婴儿潮”的主力，但现实并没有按这个方向发展。这就如同现在的韩国社会，问题不只是这一代人生了多少，而是人们怎么看生孩子这件事。

造成这种极端现象的根本原因，深植于韩国高度内卷的社会结构与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中。韩国社会常常被形容为“东亚地狱模式”，其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固化严重。

各大财阀几乎把控了社会绝大部分的上升渠道和核心资源，导致普通年轻人在国内难以看到未来的发展希望，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对现状感到不满。这种深层的社会绝望感不仅导致年轻人坚决选择不生育，还引发了另一场危机——移民数量逐年递增。

大量民众拼命向海外移民，与国内断崖式下跌的生育率形成了“两条水管同时放水”的人口流失局面，让韩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彻底难以维系。

这种生存压力的具象化，在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都能找到共鸣。以中国的80后为例，他们是较早适应全球化、城市化和市场竞争的一代，成长条件并不差，但成年后面对的压力同样具体：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房子、工作、养老、教育，每一项都成了必须精打细算的现实支出。到了80后这里，生孩子越来越像一件必须认真算成本的家庭决策。

在韩国，人口的急剧萎缩已经对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冲击，尤其是在教育和民生领域。

社会的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魔幻般的转变：曾经的幼儿园被改造为了养老院，昔日热闹的婚礼城被改建成了殡仪馆，过去专卖婴幼儿奶粉的商家如今也纷纷转型去卖中老年保健品。简而言之，韩国的“儿童生意”已经难以为继，整个国家的未来正在全面让位于“老人经济”。

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是，仅仅在几十年前，韩国还是一个举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当时的韩国生育率是现在的9倍之多，由于当时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政府极度担心人口过剩会拖累国家建设，因此满大街都贴满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海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即便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起飞，移动结扎手术车依然在全国各地、田间地头四处奔走。为了控制人口，当时的韩国政府推出了各种在今天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女性接受结扎手术可以获赠面粉，男性接受结扎手术则可以免除兵役。

更为夸张的是，当时还存在所谓的“堕胎巴士”，一边用扩音喇叭在外高声宣传节育政策，一边直接在车厢内为民众进行手术。

几十年的制度安排、宣传和家庭生活经验，潜移默化中重塑了一代人的观念。在中国，计划生育长期实施期间，“少生快富”“只生一个好”等宣传也进入了大量家庭的日常生活。独生子女一代从小到大，习惯了一个家庭的钱、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久而久之，他们在传宗接代上就倾向于少生、精养。当他们长大以后，很容易把这种模式当成一种正常的家庭安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倾尽全力搞计划生育的韩国，如今只能依靠举国之力来全面催生。为了挽救生育率，韩国政府出台的基本操作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将当年的限制政策彻底反向操作：把宣传“不生”改为宣传“多生”；将当年的“结扎免兵役”，改成了如今的“生三胎免兵役”；如果公务员生育的孩子数量足够多，甚至能够获得提升退休返聘年限的优待。

第二类操作则是更为简单粗暴的经济刺激——直接发钱。折算成人民币来看，韩国目前的生育奖励政策包括：生一个孩子直接奖励约1万元；父母的育儿假工资每个月上调两三千元；此外还有各项杂七杂八的专项补贴。

综合计算下来，生育头胎的家庭在孩子出生的前两年内，最多能够从政府那里拿到大约30万元的补贴，平均摊下来每个月能有1万多元的进账。

类似地，中国从2025年1月1日起，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一直发到年满3周岁。

这些催生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力度极大，但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韩国民众对此普遍表现得无动于衷。核心症结在于，韩国是全球育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韩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成年，其花费保底也需要200万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国家补贴的30万元仅仅占到了总开销的七分之一，而后续漫长岁月中的高昂教育和生活花费，国家却不再负责。

同样，在中国的大城市，养一个孩子花100万也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孩子从出生到幼儿园的十几万花费，再到上学阶段的培训、兴趣班和住房资源支出，哪怕孩子大学毕业，月薪可能也只有四五千元，父母往往还得继续帮衬。

一个家庭面对的是整套生活成本，而不是单独一笔育儿补贴。

因此，韩国民众对这些政策给出了最为现实的评价：真正能够生得起、养得起孩子的高收入家庭，根本不在乎政府给的这点补贴；而对于原本就生不起孩子的普通家庭来说，这点杯水车薪的补贴也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如此沉重的现实压力与社会结构之下，韩国的生育率在短时间内注定是难以被重新拉升的。政策允许生几个，和家庭自己愿意生几个，早已不是一回事。

要让“愿意生”重新成为普通家庭能够轻松讨论的选择，关键不是催，而是把生孩子以后要面对的那些现实压力，一项一项降下来。